老谈的江湖

张虎生

与老谈的结识，场面有点另类。一日路过古董市场，信步斜入，不料晚了，唯见边角处还剩一中年男子，守着个报纸大的小摊，孤零零的模样。倒是他的头发，象牙一样的白，半尺那么长，在八月黄昏的热风中，一阵阵地扬起，有点意外的醒目。

我向前时，他突然叫住我，声音很轻，有点含混：“买下这串念珠吧，就20。”他悄然竖起两根指头，同时隐隐约约的，一丝酒气飘了过来。细聊起来，得知眼前这位衣着有点落拓的谈先生，并不是做买卖的熟手，那串念珠，他花了15块的本钱，熬了一整天，也没卖掉。举着一个酒瓶，老谈讪笑道，“就挣顿酒钱”。那个扁扁的酒瓶是装二两五二锅头的，当时也就三五块钱。我收下念珠后，老谈顿时松快了许多，“还有点东西，有兴趣，你就看看，买不买没关系”。他抬起身，打开当作小凳的木盒，木盒一尺见方，塞得满满的，竟然全是印章。“你刻的？”我有些惊异，老谈轻声“嗯”了下，脸上浮起些许红晕。带着疑惑，我一枚枚地端详。印文镌篆的功力相当不俗，布局走刀，既守着端庄矜持，又稳中求变，疏密收放，甚是老到。

后来成了朋友，方知老谈篆刻的资历很是高深，是南京印社的早期会员，与他同期的，不乏响当当的，大名家。人家的行情，一方印，硬是5000起步。反观老谈，就便宜到家了，开价二三百，机灵的买主，当然还得杀杀价。我问他是否搞这个专业，老谈眉眼微蹙，依旧低声悄语地说，“副业，副业，”然后又添上一句，“专业也是操刀，不过是把大刀”。听了这话，再瞧瞧眼前这位神态弱弱的老夫子，我一时惊诧莫名。被我催逼，老谈断断续续地道来：念初中时，父亲亡故，他十几岁就顶职进了肉联厂，一直到下岗，始终专业杀猪匠一名。说起这些，老谈慢悠悠的，云淡风轻的坦然。

老谈的中餐，一律就在摊前。惹人注目的，是老谈与酒菜之间那种难言的微妙。一个中午，摊子跟前，老谈照例摆出一壶一盅，几个小菜，抿上一口，细细地嚼着，渐渐的，面颊微酡了，话头也密了起来：你们插队吃不上肉吧，我倒是整天泡在肉窝子里。实在饿了，刚出锅的油渣，又酥又软，抓一把，三口两口大嚼一番，那才叫个油水...我还沉浸在他描摹的胜景中，他又连连自嘲道：“油渣青春，油渣青春，根本不值一提。”

确实，虽油水丰厚，老谈却不甘肉食，早早迷上了篆刻。乔布斯说，“你须寻所爱”，而这位杀猪的老谈，早就践行了一步。他秉性勤奋，又拜得名师，一块冷硬的石头，一番心思过后，古老的艺术之花，就在手指间，一朵接一朵地绽放开来。在那文化贫瘠的年岁里，这无疑是一份精神的膏腴，老谈的心，因此而愈加柔软愈加丰厚。

世事难料，他50岁时，肉联厂被卖掉，老谈猛地跌入下岗大潮。空荡荡的手里，只剩一把刻字刀了。可他迂腐，奉行着艺术至上的圭泉，羞于卖印换钱，只好到处找些零工做，又无法专心治印。我一再劝他放下：“人家齐白石能卖画，你为什么不能卖印？以一已之长挣钱，你的艺术才有可能续命存活。”

又几年过去，现在老谈的印章，已经成了古董市场的一大卖点，生意不错，价格却一直没涨。遇到懂行且对他的道行啧啧称赏的，老谈就会喜不自禁，当场开上一堂洋洋洒洒的篆刻课。也有喜欢然而缺钱的穷学生，期期艾艾地舍不得走，老谈见状，爽快对折，半卖半送，附赠若干小窍门。资本当道，难免有心人把老谈当作潜力股，提出诸如工作室之类的待遇包装，老谈却从没应承。也许，大凡遭遇过失业的人，心里不免还留着隐痛，但我想，年届耳顺，尘埃落定，老谈已经寻得了那份手是自己手脚是自己脚、自己领导自己的自由自在。一天两遍酒，一日一方印。不求闻达，但愿无忧。江湖深阔，老谈仅取方寸；刻印换钱，老谈从不逾矩。

老谈的江湖，就这么大。

(有删改)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中国纪录片年度总投资额接近35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电视纪录片投资额约27亿元，政府机构投资额约5亿元，民营机构投资额约3亿元。2016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年度制作量：国内省级以上电视机构制作纪录片约2.2万小时，较2015年的1.9万小时增长15.8%；电视纪实类节目播出总量超过7万小时，同比增幅约14.8%；电视纪录片年度首播量约2万小时；纪录电影票房1.98亿元。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审查的纪录电影共31部，进入院线放映的中外纪录片4部。

综合来看，2016年出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人间世》《本草中国》等热门纪录片，但对照整体市场，纪录片与综艺节目、电视剧、电影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2016年，主流视频网站(优酷土豆、爱奇艺、搜狐、腾讯)数据显示，全网视频总点击量为8000亿次，纪录片总点击量为80亿次，占比仅为1%。相比2015年占比为1.02%有所下降，但总点击量翻倍增长。

(摘编自高凯《中国纪录片的消费趋势已然成型》，中国新闻网2018年1月23日)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调查，60.8%的受访者爱看人文地理纪录片，56.3%的受访者爱看人物传记片。其他还有艺术纪录片(39.5%)、文化评论片(30.0%)、新闻故事片(29.6%)和政论专题片(26.6%)等。要促进纪录片发展，54.8%的受访者建议建立纪录片产业园区，50.5%的受访者建议出台关于纪录片产业的政策法规，41.2%的受访者期待加强优秀纪录片的宣传推广，28.7%的受访者觉得应当加强纪录片创作人才的培养。

中国纪录片质量问卷调查

(摘编自《国产纪录片正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和肯定》，《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8日)

那些内容品质过硬、表达方式生动的纪录片，都能在网络上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其实作为《故宫》《故宫100》《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等经典纪录片的总导演之一，徐欢和她的团队早已在“文物视觉化”领城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只要保证品质，观众自会在未来反复点击”。所以在进行《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的创作时，创作团队把70%的时间花在了内容的创作上，寻找能让更多人感悟到的文物价值点。

只要坚持创作精品的态度，不浮躁、不跟风，将品质扎实的原创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表达形式进行有机结合，这样的作品就自带“吸粉”属性。注重创作品质，继续深耕内容高地，做有品质、有内涵、有故事的好作品，才是纪录片正确的打开方式。

(摘编自牛梦笛、蒲成《这才是纪录片正确的打开方式》，《光明日报》2018年8月03日)

2017年中国纪录片主要投资者依次为电视台、民营公司、新媒体机构和国家机构。其中，新媒体增长幅度最快，较之前年增长50%的投资规模。

新媒体正在改写纪录片的传播规则，重塑传播版图。相较电视媒介，新媒体平台为纪录片的传播提供了更加自由宽松的环境，也为纪录片收获了相对稳定的受众人群。影响成为爆款最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内容，一是渠道。而对纪录片来讲，内容比渠道影响力更大，应尽量选择受众面广的题材。纪录片若要走进市场，一定要注意对题材及整个链条的考虑。目前多数纪录片制作还停留在创作层面，没有第一

时间考虑项目能有多少受众。制作者普遍不太爱提及项目收益和受众，不太爱谈钱的问题。

(摘编自王瑜《当纪录片遇上新媒体，接地气才能成为“爆款”》，《工人日报》2018年8月13日)

真正的语文教育应是在科学教育理念指导下关于文化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语文的学习应是关于“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审美情感”的养成，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知识的积累教学与审美情感的孕育培养，二者应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现代语文教育伴随课程改革逐步呈现出问题的两极：一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知识教学，无异于将教科书选文思想层面的美学感悟剖析、固化为知识的组群，使学生无法感受到文学带来的心灵的愉悦感和文字符号所给予的灵动感，文学失去了原有的深层意味，沦为文学知识的附庸，本末倒置。二是对语文课程性质“人文性”价值的绝对化解读，导致语文基础“工具性”地位弱化，进而带来基础知识教学的式微甚至断裂。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语文教育和教科书编写的进行。关注文学审美教育不应当以弱化语文知识教学为手段，二者本不对立。以关注文学审美价值为借口而忽视语文知识教学，必将导致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薄弱。而丧失基本文化知识的积累，实难实现语文素养“质”的转变。

母语孕育了本民族延续千年的文明火种，而语文教育是将这一语言从自然状态发展为超然状态的、打上民族文化烙印的、回归中华文化传统的主要课程，未来语文教科书应在回归优良传统文化的底色之

上为中华文明注入新元素。研究语文教育中优秀文化的传承，至少有以下理由：通过语文教育发展学生的心智理性，使受教育者更具人性，对生活具备形而上的思辦能力。在现实与价值观的世界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是割裂的，但是更关注物还是更关注人，则是二者的根本差别。语文作为人文教育的典范，采用训练心智、养成审美价值的眼光看待世界，是其必然的价值追求。因此，好的语文教育就在于能传递好文本之中的这种价值，而不轻易被“时尚”所转移。传统的经典帮助我们记录了当时的生活，却又超越了时空；虽然驻足于文本，却能引起不同时代的人的共鸣。

就传统而言，对本国的文化，要通过历史看到“变”背后的“恒”；对他国的文明，要看到多元文明“异”后面的“同”。因为，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分的。面对多元的文化与价值，传承怎样的文化传统？培养怎样的道德与人性？树立起怎样的审美观？如何使得语文教学既以学生为中心又高于学生？这是语文教育的永恒主题。

(摘编自《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

流传千古的名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把玉的完美与人格尊严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的“瓦”就逊色得多。先秦屈原《卜居》中说“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签雷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比喻有才德的人被弃置不用，而无才德的平庸之辈却居于高位。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瓦被赋予了很多消极的意义。而实际上，作为我国古代常用的建筑材料，瓦的发明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今天就来说说瓦。

人们俗称“秦砖汉瓦”，但这并不准确。就像古诗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是一种修辞性说法。其实瓦的出现，比汉代要早得多。战国时著作《世本》记载：“桀作瓦屋。”这可能是传说。桀是夏代有名的暴君，子承父位，未经创业艰难，不可能像神农尝百草，后稷教人稼穑一样去“作瓦屋”。但陶器的出现，到桀的时代已有三千余年历史。夏桀为了自己的享乐，让匠人把茅屋改作瓦顶，倒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至少，今天所说的瓦的形态的出现，不会晚于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一次战斗。齐国的子渊捷追赶洩声子，“射之，中盾瓦”。“盾瓦”，就是盾牌的瓦形凸面。可见瓦已是当时人们熟知熟见的东西了。

可是，那时瓦还没有变成专称，其它陶制品，也可以称瓦。比如“弄瓦之喜”的说法，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万生女子……载弄之瓦”。 意思是生下女孩儿，拿纺线瓦锤给她玩。那种瓦锤，就是陶制品，形状和用途，与今人手工纺毛线的纺锤相似。待到瓦用于房屋建筑，才渐渐变为专称，唐宋时期，便用“瓦子”“瓦肆”代指繁华市区了。

陶制品是人类划时代的发明，因而瓦的用途很多。瓦在古代是种重要的占卜工具，人们摔碎瓦片观看纹理，来预测吉凶成败。瓦除了建房屋，还用来镶井壁，叫做甃。形体很大，长可达一两米，圆形井壁由两块、三块或四块瓦围成一圈，《周马》《庄子》都有记载。秦汉瓦井已经很普遍。商周时的井只是木框镶口的土坑，“井”字就是那种井的象形。自从用瓦镶井壁，井的质量和功能才大大提高。此外，瓦还可以作乐器和棺材等。

瓦的制作并非轮制，而是用圆形模具做胎，用熟泥片贴在外围，等距离划开，晾干后自动从模具上脱落，成为瓦坯。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很详细。古人的确很聪明。

夏桀当初“作瓦屋”只是为了自己享乐，至于造福后人几千年，的确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改编自伪农《淡味斋随笔·说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