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但要让我把北平一一道来，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是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想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表达出来。我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细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只是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但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真正的语文教育应是在科学教育理念指导下关于文化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语文的学习应是关于“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审美情感”的养成，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知识的积累教学与审美情感的孕育培养，二者应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现代语文教育伴随课程改革逐步呈现出问题的两极：一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知识教学，无异于将教科书选文思想层面的美学感悟剖析、固化为知识的组群，使学生无法感受到文学带来的心灵的愉悦感和文字符号所给予的灵动感，文学失去了原有的深层意味，沦为文学知识的附庸，本末倒置。二是对语文课程性质“人文性”价值的绝对化解读，导致语文基础“工具性”地位弱化，进而带来基础知识教学的式微甚至断裂。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语文教育和教科书编写的进行。关注文学审美教育不应当以弱化语文知识教学为手段，二者本不对立。以关注文学审美价值为借口而忽视语文知识教学，必将导致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薄弱。而丧失基本文化知识的积累，实难实现语文素养“质”的转变。

母语孕育了本民族延续千年的文明火种，而语文教育是将这一语言从自然状态发展为超然状态的、打上民族文化烙印的、回归中华文化传统的主要课程，未来语文教科书应在回归优良传统文化的底色之

上为中华文明注入新元素。研究语文教育中优秀文化的传承，至少有以下理由：通过语文教育发展学生的心智理性，使受教育者更具人性，对生活具备形而上的思辦能力。在现实与价值观的世界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是割裂的，但是更关注物还是更关注人，则是二者的根本差别。语文作为人文教育的典范，采用训练心智、养成审美价值的眼光看待世界，是其必然的价值追求。因此，好的语文教育就在于能传递好文本之中的这种价值，而不轻易被“时尚”所转移。传统的经典帮助我们记录了当时的生活，却又超越了时空；虽然驻足于文本，却能引起不同时代的人的共鸣。

就传统而言，对本国的文化，要通过历史看到“变”背后的“恒”；对他国的文明，要看到多元文明“异”后面的“同”。因为，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分的。面对多元的文化与价值，传承怎样的文化传统？培养怎样的道德与人性？树立起怎样的审美观？如何使得语文教学既以学生为中心又高于学生？这是语文教育的永恒主题。

(摘编自《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

私塾先生

唐凤雄

 先前，桑槐坪唐氏祠堂里有一私塾。私塾先生为村里一老学究，长须飘飘，一步三摇，才学渊博。祠堂高大深邃，每日里书声琅琅，给田园平添几分雅趣。

老学究年逾六旬，面容慈祥，执一铁尺教鞭，四书五经堆砌台前，自有几分威仪。而学生中桀骜不驯者有之，顽钝不化者有之，学究大伤脑筋，每言“人之初，性本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脸惋叹状。冷不丁，恍见私塾门口有人驻足，搁书去看，空无一人。天井中几条小小鱼儿于清澈见底浅水里钻来钻去。老学究便踱回去，继续授课，未几，又有了那种感觉，复去察看，直到祠外，见空旷田园有一牧童在牧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老学究动了愁思，叹息着入祠。

一日,天色阴晦。有人咣当一声将门撞开，身未见声先至：“夫子，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急呼阵阵。老学究定睛一看，竟是那未及弱冠的牧童。老学究慌了，倒是牧童不怕：“莫慌莫慌，土匪还在河对面哩，我再去缠一缠……”一溜烟就跑出祠堂。

土匪拥进桑槐坪，村人早就躲进山里了。土匪洗劫村子，没见值钱东西，骂骂咧咧，走了。

一日，私塾放学后，老学究一个人踱着步走出祠堂，见不远处草坡上那牧童咬着草根心不在焉地牧牛，他径直走上前去：“娃，你随我来，给你一样东西。”老学究柔声说。牧童忐忑地随老学究进了祠堂。老学究掩上门，掏出书。

“孺子可教也。往后，你就不用偷偷摸摸听课了。”

“先生！”牧童跪下了。

牧童唐力做了老学究的关门弟子。

一晃几年过去，学童又换了一轮，老学究须发皆白，一堆雪似的在祠堂蠕动。在族人会上，他道出告老的念头，族人请问谁可接任，老学究手指一旁肃立的唐力：“他可担当矣。”众人讶然。一试之下，果然不负众望。

唐力做梦也不曾想到，年纪轻轻就做了私塾先生，自感责任重大，不敢误人子弟，授业之余，勤学苦练。置身清风涤荡一净的祠堂，思及牧牛求学经历，恍然若梦。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私塾先生又遭遇了咄咄怪事。秋凉一日，唐力正教习《三字经》这篇启蒙圣文，耳闻祠外沓沓之声，不经意地透过木窗朝外一觑，顿时大惊失色：一队扛枪的队伍正沿着石板路朝这边来了。稍顷，他冷静下来，他想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过，可这些十岁以下的学童怎么办？乱糟槽一跑，还不叫乱枪打死？想到此，他极力压抑声音，对学童们说：“现在土匪来了，你们听先生的话，不要交头接耳，只管看书，不许走动。”学童们一听土匪来了，吓得呜呜直哭，但见唐力镇静，也陆续安静下来。

几个扛枪的已进了祠堂。唐力迎上去，见他们东张西望，就索性说：“长官行行好吧，这里只有学生，没值钱东西。”

“嗬，还是个私塾嘛。”扛枪的就想往里走。唐力瞪圆眼睛，大步上前拦阻：“贼有贼路，匪有匪道，你们不能欺负孩子！”

正在此时，祠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吵什么！”落音处，又一伙扛枪的拥着一挎驳壳枪头领模样的大汉进来了。

唐力心一横，想先求求情，万一不行就豁出命去，他于是请求头领手下留情，那头领不待他说完，笑了：“先生你误会了，我们是工农红军。”

“你们就是红军？”唐力听说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们想借贵地开个会，行吗？”

“行的，当然行的。”唐力喜出望外。

这队红军对地方果无骚扰，就在祠里开会休息。大约开了半天会，就生火做饭。那红军长官好歹要唐力和他们吃一顿饭，说：“你是先生，知书达理，我张猛子是粗人，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呀。”

这话唐力很受用。

临走时，红军走下祠堂台阶，又踅回来，重重地说：“我张猛子看你是个好先生，以后有机会，我张猛子保你上省城，做个官怎样？当然喽，我张猛子这条命那时还在才行哇……”说完，他大笑远去。

目送远去的红军队伍，唐力疑是梦幻，泪湿长衫。

十数年后，县里转来省城信函，正是那张猛子，邀唐力去省城发展。其时桑槐坪也是沧海桑田，祠堂里的私塾已被政府兴办的公立小学取代，唐力便是小学唯一的教师。唐力拿着张猛子的信很是为难：去吧，当时公立小学师资奇缺，他实在不忍心弃下那些学生不管；不去吧，不但拂了张猛子的美意，而且也错失了良机。

后来唐力依旧那件长衫，在祠堂里进出，把那些前尘旧事的惆怅，付于抑扬顿挫的吟诵之中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7期，有删改）

回归戏剧本体

谭霈生

当前，实验戏剧很“火”，许多作品标榜自己是实验戏剧，但其实是打着实验戏剧的名目远离戏剧。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戏剧？这就要从戏剧本体出发，对戏剧性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重新组织戏剧情境。具体来说，创作者在进行作品构思时，不应该主题先行，给作品先扣上一个概念化的帽子，而应该从人物自身出发，把人物在作品当中产生的行动，所处的具体情境和行动背后的心理动机分析出来，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升华，这才进入了戏剧形式的建构。所以英国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说，现在很多实验戏剧演出的东西是“戏剧故事会”“戏剧小说”之流。这就是对戏剧本体不了解的后果。

戏文系的学生将来从事戏剧创作，势必要面临创作入门这个问题，必须从形体、对话、独白等这些最基本戏剧动作入手进行了解，然后再通过大量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慢慢进入大戏。说到基础训练，许多表演系开设小品训练课，自编自导自演，我觉得这个课程更应该是戏文系的，根据自己经历的事情编创小品来观察生活，演的也是自己。相反，我认为表演系的学生应该一开始就进入成熟片段中扮演角色，通过扮演已经成功塑造的形象来培养演员的实践能力，“演自己”如果长期作为一个训练手段其实不利于表演教学，这也是当下社会上诟病许多年轻演员无论演什么戏，都仿佛是在“演自己”的原因。这些年我们戏文系和导演系合作小品课，戏文系的老师负责小品，在排戏过程中会请导演系老师帮忙，效果很不错。

戏剧学科在教学过程中还要特别强调学生基本功：一是艺术鉴赏力，二是对该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现在一些学校对这两个基本功不重视，什么东西能赚钱就学什么、教什么，这是应该纠正的。我给戏文系上课时有两点要求，一是多读经典，二是好好理解什么是戏剧，坚守戏剧本体。戏剧理论、戏剧美学是研究戏剧本体的学科，它需要研究者掌握解读作品的能力，多读经典可以加强这方面能力，从而提高艺术鉴赏力。艺术鉴赏力不是对戏剧学科专业人士的特殊要求，而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据我了解，一些中小学已经开始涉猎戏剧课程了。戏剧功能有很多，以外国流行的“社会戏剧”为例，通过让父亲和儿子变换角色，父亲扮演儿子，儿子扮演父亲，位置调换后浸入式体会关系的调整，能够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戏剧进课堂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展，这说明现在越来越重视戏剧基础教育，人们越来越了解戏剧的意义，从戏剧工作者到戏剧爱好者也都在积极推动戏剧教育，这非常好。但我希望无论戏剧的受众是否业余，但戏剧的传播者要有一定的专业性，否则就容易把珞子带偏。

近几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不断发展，创作题材日益丰富多样，在艺术形式上，也必然会不断开拓新的途径，这是大势所趋。戏剧的研究、教学不应该束缚创作者手脚，而应该和创作者一起夙兴夜寐，不断探索新的途径，以发展戏剧创作百花齐放的局面。

（有删改）

《尚书》中的“道治政治，泽润生民”多被看作中国“政治”一词的最初。古汉语中的“政”指国家的权力秩序或制度、法令；“治”则指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或是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由此看来，古汉语中的“政”就是今天“政治”的意思。而“治”则有今天“行政”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的”政治”译自西方“politics”一词，虽然翻译得很好，但也容易让今天的人们模糊了“政”与“治”的差别。

台湾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专门辨析过“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的不同。他把人类的政治形态分为三种：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和立宪的民主政治。前两种政治形态的政权皆在帝王，帝王凭借德行或武力取得政权，依靠世袭延续政权。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乏时政权合法性的反省，由于极少思考“政道”，所以所有的政治学说只一味地在“治道”方面用力。其实，无论是打天下还是世袭，这种“政道”都是不合理的，因而可称之为“无道”。中国传统政治因为一直没有解决政道的问题，所以导致了治道的不足。

牟宗三所说的“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很像现代政治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认为，只有当政府被分成立法和行政两个部分，并能彼此制约和平衡时，自由才能得到保证。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而实现社会价值的分配，而行政者则执行立法者通过的法律。虽然牟宗三在书中的论述有些模糊和矛盾之处，但他的这种划分方法很容易让人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症结。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把政治与权力混为一谈。很多人认为，一旦夺取了权力。他们就自动拥有了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威，其实远远没有。政治包含了民众的认同性、合法性和参与性，是一个国家基本目标和政策的结合，而权力不过是达成这些目标或政策所必需的手段和工具。如果把权力当作政治的目的，就有可能导致蛮横与残暴，甚至是自我毁灭。

关于政权与治权的关系。牟宗三认为：“当人之意识不能觉识到政权之本性，不能认识其为一形式的抽象的有，思想家不能进到此思想上去了解，则革命、受命之说亦是必然者。而所以被革命，政权被拿去，则由于政权、治权不分，继体之君不能常有德有能而合乎君之理。”一个国家的立法权永远是属于全体民众的，全体民众的拥有当然也是一种抽象的拥有。在现代社会，它是由一个国家的宪法来代表的。宪法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目标进行了表述，规定一个国家的政府结构，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确立了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在传统社会则不同，牟宗三说：“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它的历史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国家的国民对政治的理解以及对政府应当做什么等方面的认知，总是很难摆脱传统的影子。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仍然是政道与治道不分。

(摘编自叶匡政《道治政治泽润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