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谈到收藏，有属于人类大群体的，譬如古亚述城、古罗马城、古希腊城、古巴比伦城、古长安城，你能找到一些残垣颓壁秦砖汉瓦；有属于个人私藏的，譬如一片贝叶经、一部手书的精品。天下第一等的东西多收藏于帝王之家，平民想收藏一件这样的东西（如张伯驹收藏陆机的《平复帖》）则须穷其所有。人类破坏文明时，速度往往迅雷不及掩耳，待千百年后，当人们重新认识到其珍贵性时，再搜集又是何等艰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不仅可验于爱情，也可验于对文物的收藏。（甲）“甚爱必大费”，如前所举张伯驹先生，然而他“费”得高尚，把《平复帖》献给了故宫；有的则“费”得淫逸无度，幽昧以炫耀。宋徽宗倾一国之力采集花石纲，宋高宗搜集天下米字，“多藏必厚亡”用在他们身上最是合适。米字至今寥落，可以相信大部分是焚于战争中的一把火，以至我们今天会花费几千万从日本买回一卷赝品《研山铭》。（乙）最大的收藏家无过于帝王将相、世家大族，而他们最容易遇到兵燹，血和火可以销毁一切，使多少人类最精贵的文物光沉响绝、熏歇烬灭。

②人们极容易把收藏和聚敛、贪婪、金钱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今天要为“收藏”正名的原因。借一句《三国志》里刘备的话，所谓“欲信大义于天下”。

③什么是收藏之大义？收藏家务必在下手之前慎思之。孔子有云：“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望文生义的先生会以为孔子太自私了。这真是天大的误解。“为已之学”一直是儒家最重要的学习宗旨，这和孟子批评杨朱之学“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正相反，在儒学“修齐治平”的理论大纲中，“修”字就是为己。屈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就是为已。倘有一人，自己修为都不够，还能齐家，还能治国、平天下吗？“为己”的终极目标是“利他”，是儒家的普世价值。收藏家的眼光如果只囿于个人的欲望，那他便不是收藏家，只是聚敛者。“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这是收藏家的天赋使命，你们是人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呵护者、守望者。因为有了你们，使人类残留的古光片羽，得以在新世放出潜藏的辉煌。（丙）不要轻视任何微末的收藏，也许人类早已沉埋千百年的变化沧桑会豁然大朗。

④收藏家要怀有宗教的情绪，佛家所谆谆告诫的“贪”“嗔”“痴”三病，也正是收藏家应时时以自警。收藏而至于“贪”，可谓格调不高。至于“嗔”则会远离“无漏”，而陷入“有漏皆苦”的根本烦恼。“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我之手与在他人之手，苟皆有对人类的爱心，便无分别，那么收藏就会成为一种至乐，至于“痴”，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病变。《红楼梦》中有一位收藏扇子的石呆子，贾赦掠其扇，石呆子忧愤而死。贾赦固可恶之极，石呆子不亦过乎？这成了一种痛苦的收藏。“为而不手”是藏家的美德，“物欲”则是藏家之大敌。苏格拉底有云：“要体面地拒绝欲望”，这当然是先哲的自我警言，何尝不是收藏家的座右铭。（丁）收藏家应为天下藏，为千秋万代藏，而不为私欲藏，这才是一种高贵而典雅的品质。

⑤拒绝金钱对收藏的腐蚀，是收藏家们的另一天赋使命。要抵制拍卖场的一声锤响所煽动的群体盲动情绪，更不要为拍卖场上虚荣的呼价和掌声所扶持。和金钱靠得太近，与收藏之大义其去益远，随之而来的就是审美境界的消逝。

⑥有大境界，方有大收藏；而大收藏不以大价钱为目标。于是，我们才能达到老子所谓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收藏界才将真正成为高士的沙龙，再见不到贪婪的眼神，见不到拍卖场上的虚荣，见不到“巧言令色鲜矣仁”者在收藏界上下其手。

⑦那么，文明的收藏、文化的收藏将成为世界的主流，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不可或缺的事业和爱好，是所有收藏家崇高而永恒的期盼。

（范增《收藏的哲学》，有删改）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这种强调法度顺应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思想作为文化自新的一种体现，在汉代法律思想嬗变及传统社会法律思想确立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汉初，统治者在法律思想上明确提出了“以道统法”之说，表明黄老学说也肯定法律在治国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强调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时，要遵循“道”的原则和精神。汉初黄老思想家对法家理论采取了较为理性的态度，既批判严刑苛法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作用，又认识到立法制刑、悬赏设罚具有分别是非、明辨好恶、审察奸邪、消弭祸乱的积极意义。而道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所以汉初又提出“法随时变”的观点，这也与法家“法与时转则治”的理论相契合。受黄老思想影响，汉初往往“木诎于文辞”者被重用，“吏之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口辩”“文深”甚至成为晋职的障碍。黄老政治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居功至伟，但无为而治繁荣了经济的同时，也造成社会矛盾的不断酝酿、积聚。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进行了顺应时代的变革和创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黄老之学显然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变化，儒家思想进而渐兴。当然，儒家思想也需要有一个调整自身、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因此只能暂且权以“缘饰吏事”，新秩序暂告缺失使得法家思想所受束缚骤然减少，在由道法转为儒法的过渡期内重被释放。武帝开始“独任执法之吏以治民”，强调遵守法律，维护法制的权威。凭借制度化得以保留下来的文吏（秦汉时期深受法家理念影响的官吏）群体最先对“拯救时弊”“顺应世变”作出回应。他们源自法家的底色重又显现出来，“重厚长者”不得不让位于能吏。此期儒法两家还未能相互吸收整合完毕，到宣帝宣扬“汉家历来以霸王道杂之”已经充分表现了儒法由外在彼此独立向内在一体发展的趋势。

随着儒法思想由外在对立到内部融合，“儒法合流”不断深化，“修经明学”务在“轨德立化”的儒生和起于“刀笔筐箧”长于“优事理乱”的文法之吏自然也处于不断的融合之中。随着儒学的复兴，王朝政府向儒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各级政府官员，官员的技能和成分开始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儒学渐兴，政府中也存在文法之吏改学儒术的现象，文吏之所以转学儒术，既有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压力，也有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经术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公卿大夫们明显彬彬儒雅起来，社会风尚也悄然转向，文法之吏如果不甘愿被排斥于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氛围之外，便必须选择认同儒术。以文法律令为文化背景的吏员，在他们已经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的甚至已居高位的时候，依然花费精力补充修习新贵之学，自然是因为儒学之风大盛，以儒术为名目的选举及其所开辟的仕进之途更为光明和诱人。

总体来看，汉代法家政治的实施始终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汉初表现为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法家思想虽为后世所沿用却再也没有取得主导性的地位，讲求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等的儒家思想与系统性和实践性强的法家思想与制度的结合，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和价值诉求。

（摘编自李巍涛《“法与时转则治”：汉代法律思想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