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

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奠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思想，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体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穿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

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

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总之，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选自《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

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体系稳态延续的基本前提。但人类社会的活动由于受到价值定位的影响，总会对某些生物物种过分偏爱，而对另一些生物物种漠然视之，甚至对某些物种厌恶有加，因而在地球生命体系中并存的生物物种，在人类社会中总会受到各不相同的待遇。这种不公正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社会控制下的生物群落，在物种数量上比自然生态系统中要少得多；其次表现为不同物种受到的待遇也互有区别，而且无视其原生特性；再次表现为相互间的关系得按照人类的意志加以调控。这些特征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偏离。这样的偏离积累扩大后，最终都会影响到地球生命体系的生物多样性。

不同文化对生物物种的价值定位，完全屈从于相关民族文化稳态运行的需要，而这样的需要又具有多重性，因而不同民族文化对生物的价值定位并不具有通约性。比较不同民族文化对生物物种的价值定位，其间也无规律可言。目前愈演愈烈的农田化进程和作物种植、牲畜饲养的单一化，恰好是全球范围内文化辐合趋同演替的自然结果。要消除这些威胁，更好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的食品结构必须尽可能多样化，尽可能从更多的生物物种中获取食物。而做到这一点的根本保证，也只能是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

在文化辐合趋同演替的背景下，人类生产食品的办法也会日趋单一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最为通行的作物保护措施就是化学农药的使用。但任何化学农药都会不加区别地消灭一切除作物和家养动物以外的物种，这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随着文化的辐合趋同，人类无法找到一种更好的化学农药的替代品，以至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了一纸空文。

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另一个重要的威胁是化肥的滥用。人类在使用化肥时关注的仅是作物本身，对使用化肥的负面效应即使了解，也往往是不加理会。化肥的使用对于土壤微生物的存活是一个重大威胁，而这又会导致其他众多生物的生存压力。加上过量化肥对水体的污染，还会威胁到水生动植物的生存。然而，在文化辐合趋同的背景下，这些对生物多样性的明显威胁却无法得到缓解与消除。工业文明的食物生产模式在这一背景下，被不加区别地大范围推广，这同样会使生物多样性的维护更加艰难。

为了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应当拥有尽可能多的食物渠道和食物生产办法，以便分散对不同生物物种的生存压力。要使食物生产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同样需要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因此，文化的辐合趋同本身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负面效应，维护生物多样性永远只能是一个理想，而无法落到实处。

阅读的二手消费

①一个好的学者做研究时，往往应当“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与题项相涉的重要研究材料，可惜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文学者都没能做到；一个好的读者阅读时，应当抛开书评人、批评家、专业学者这些知识的二手贩子，直接阅读原著，以求直达原作者的心灵和思想的中心，以求更好地靠近那些伟大的魂灵，但是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读者没能做到。毕竟，这已不是书籍的时代了，正经的学问也逐渐变得边缘化了。于是，人们不需要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蜕变成“知道分子”。

②我们身处媒体的时代，有了太多的娱人娱己的方式，不再像18、19世纪书籍时代的读者一样，只能在书山跋涉中去寻求快乐的指引和心灵的成长。现今的读者更易受传媒的影响而阅读。媒体是这个时代的王者，它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影响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比如阅读原本是生活中非常私人的事，但是像央视“百家讲坛”却试图说服一般的读者：你应当阅读于丹、易中天、袁腾飞等人的书。于是，没“读”过的人会少了许多谈资，在一个群体之中，他渐渐会觉得自己变成了时代的新文盲。终于，在畅销书这一个舞台，来来回回，粉墨登场了许多二手贩子。

③像今年非常红火的梁文道就是一例。梁文道的书在大陆火起来也仅仅是2009年的事。作为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他开讲“开卷八分钟”一栏，给观众介绍书籍。那些介绍书籍的讲稿，最终汇编成册。今年梁氏的书卖得很火，出书的风头甚盛，四本书换了三个出版社。第五本书《梁文道：我读》在年关将至时，又换上了上海三联书店于2010年1月出版。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老牌出版社，历来以质量著称，但是自从中华书局为于丹出书以来，其他出版商也同样为生存而降格以求。不知2010年上海三联出版的这本《梁文道：我读》算不算得上是一种降格呢？

④但无论如何，这本书还有可取之处。毕竟都市生活节奏非常之快，人人时间有限，而出版业的繁荣又使读者误以为书籍那么多，如何读得完呢？何况，知识本身就是无涯无际的。从这两点出发，书评家有了它的存在位置，梁文道的存在位置也正在于此。“道长”要做这个读书的群氓时代的引导者，普度一般的读者，所以《梁文道：我读》的好处在于为一般的读者作一导引，如何读好一本本“流行书籍”。试看《我读》中所选的书，大部分是国内外的热门书，涉及人物和书籍有：王小波和《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被消费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和《切·格瓦拉之死》，2009年凭《小团圆》借尸还魂的张爱玲，作品被误读为青春小说的村上春树和随笔集《当我淡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言辞激进者陈丹青，于丹和讲《论语》的杂书，畅销的《沉思录》和《道德情操论》等，几乎已将最近几年的文化热点一网打尽。出版者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精明之极，所以《梁文道：我读》也必将畅销一时。读者也可借此获得多点谈资。

⑤本书首篇开宗明义，即问：“为什么需要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文中，除有主张扩张阅读面之外，观点大有为自身开脱之嫌，即虽然是将知识二手倒卖，但是这本书还是有可读之处的。“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论语译注》，当然是读《于丹〈论语〉心得》。”同样的逻辑，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 》，当然是读《     》。然而，这种逻辑的不足之处在于，此书所介绍的书，几乎都是畅销书，虽触及了今日的文化热点，但是读者难免会被牵着鼻子走，不读其他更为“正经”的书。那么，那些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经典，肯定是没有时间再读了。

⑥我们翻开《梁文道：我读》，大半观点仍不外是拾人牙慧。这样的书，会让一般的读者自以为自己读完这些书，懂得了不少知识，殊不知这样的盲从，本身也就很说明那些没有主见的读者，仅是新时代的“文盲”而已。冷饭炒过几次，味道再好，也是有限。何况，既是冷饭，又是他人嚼过的，营养如何，想想更是可知。当然，精明的读者并不需要他人的介绍，他们有自己的阅读体系和辨别能力。至于一般的读者，大概翻读一遍，即可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