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的环保运动中，一些激进环保主义者抛出肯定美学，即主张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审美价值，自然物都是美的，否定自然界丑的存在。

毫无疑问，激进环保主义者要在美学与伦理之间架构桥梁，通过把所有自然物纳入美的范畴，从而实现保护的伦理诉求。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传统往往把对自然的欣赏集中在那些外形能吸引人类眼球的景色上，而忽视了其他景观——这种精英式的审美姿态极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它似乎暗示了某些平凡或丑陋的景观可以被人类任意摒弃甚至破坏。肯定美学要救赎那些经美丑衡量被排斥和边缘化的自然景物。激进环保主义者主张，自然要按如其所是的样子来欣赏。第一，拒绝自然的“艺术化”。观看雨后潺潺溪水中沐浴着阳光的石头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欣赏，而将这石头迁移至客厅的壁炉，则将自然物当成了艺术品。第二，不要判断。非判断的欣赏才是肯定美学，因为排斥了任何评价的尺度。第三，不要比较。肯定美学不仅认为自然物具有肯定的美学性质，且反对在自然物之间进行比较评价，所有自然物都一样美。

肯定美学本质上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只对人类自身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在以人为中心的美学传统中，审美价值完全依赖人的赋予。人类中心主义仅关注人而无视其他物种的存在，在此观念支配下的美学无疑也抹杀了自然美之客观特性。

肯定美学通过解构审美关系中人的中心作用而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与颠覆。重新审视并消解审美中人的“中心”性是合理的，但肯定美学偏激追求“自然自律”即“去人化”也表现了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化与片面性。从理论层面来看，肯定美学在消解人“中心”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滑入另一极端——“自然中心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以自我为尺度进行活动是一种必然。审美也是如此，它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离开人不可能谈论审美欣赏。从现实层面而言，这种“去人化”的思路也使肯定美学环境保护的伦理诉求流于空谈。按照肯定美学的观点，自然界所有事物都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且相等，不可比较。既然如此，在自然保护中就必须对各个物种或景观加以相同的保护。对人类来说，这并不切合实际，生态环境的保护应确定哪些为重点，哪些不是重点。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衡量事物美的尺度来确定物种的价值。而尺度的建立势必要将比较评价因素纳入其中。最终，没有人的参与，自然保护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肯定美学的建构也失去了伦理价值。

肯定美学的支持者不考虑国家、地区、种族的差异而无条件保护所有物种的伦理诉求，显然忽视了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时所带来的严重不平等。在当前的环境格局中，若第三世界国家完全无视人民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响应发达国家环保运动的号召而停止发展，这是一种平等吗？更何况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曾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肯定美学的支持者超越物种差异所追求的平等，实际上是以牺牲部分国家或人群的利益为代价的，这场运动一开始就定位为其他物种向人分权的无关国家、阶级等的普遍性行动，从而否认自己的立场，但它却难以掩饰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无论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或“生态”中心主义，这种“中心化”其实仍未超越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与“去中心化”的生态文明相去甚远。生态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真正的生态文明既关注人的权利，也凸显自然的内在价值。西方的生态运动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只有根除二元对立思维范式，这可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等生态智慧中汲取营养。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甲骨卜辞是商周时期人们占卜时把与该次占卜有关的信息刻写在甲骨背面而产生的。由于甲骨上的书写空间极为有限，卜辞不可能长篇大论，因此其“文学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极有限的。但无论如何，甲骨卜辞确实已体现出很高的书写水准。青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皆为中国早期特种书写的经典范本，但二者又有不同。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在当时异常贵重，因此铜器上的书写就需有特殊价值。后世的铭文篇幅很长，而且一些标记性文字，如主人称谓等出现在显眼位置，说明它已具备特殊的功能与价值。

铭文的这种功能应与书写者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只关注文本层面，会发现商代铭文与甲骨卜辞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它们的典型格式都以干支开头，都有配合某种仪式的叙述模式，内容多具宗教神秘性等。但若深入探讨其创作意图，就会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卜辞的创作实际是不自由的，它必须完全依附于占卜仪式，仪式有什么，卜辞就写什么，只能删减不能增多，也不能变换顺序或进行夸张、虚构，更不能记不相关的内容。铭文最初也依附于铜器，比如要说明铜器的主人、用途等，但从商晚期开始，这类内容所占篇幅减少，有时候还可省略，再后来，铭文重心便完全集中到叙事上。与甲骨卜辞不同，铭文体现出多种创作意图，这些意图可由多种事件引发，比如战功、封赏、嘉奖、宴饮等，甚至还有单纯出于炫耀或追念祖先的目的。西周时期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叙事独立性，其内容确已大大丰富。这种变化给铭文书写带来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样式，包括可以融入复杂的书写技巧或丰富的情感。如著名的《史墙盘》，采用双线对比叙事，极具史诗感。

随着铭文的不断发展成熟，创作者开始探索更多书写的美感。在物质层面，他们讲究文字精美、行款整齐，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更追求新变。《虢季子白盘》中倒叙的使用就是对叙事变换之美的追求，其倒叙部分又将原本平淡的散文句转化为句式齐整、气势宏大的颂歌，而西周早中期的《毛公旅方鼎》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极端，其句式为整齐的七七、四四、四四，且句句押韵，呈现出更明显的诗化倾向。与一般书写不同，铭文的书写可能是多人合作的过程。比如文章可能由铜器的主人授意创作，而它真正的作者或许是某位具备相当学识的史官，但最终将它呈现在铜器上的又是某位工匠。这一过程可能产生许多铭文独有的特征，比如不同家族的铭文呈现出近似的语言风格等。此外，部分铭文可能存在“二次书写”即它并非完全原创，而是以相关典册档案为参考，甚至进行迻录。而之所以要进行二次书写，又与铭文“传遗后世子孙”这一重要功能密切相关。

铭文的发展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书写来说是十分理想的对象，它所确立的词汇、句法、篇章与修辞体系，已深入人心，并最终被归结为一种经典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说：“铭题于器……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这段概括基本准确。

(摘编自姚苏杰《青铜器铭文与“特种书写”)

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