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而广大农村则是滋生培育乡土文化的根源和基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飞速发展，而农村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许多乡土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乡土文化包含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名人传记、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技艺、古树名木等诸多方面。

乡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非物质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必须加以保护。对乡土文化最有效的保护是积极的全方位的延承。“积极的延承”即既要继承乡土文化传统的东西，也要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创造新的东西；既要保护好原生态乡土文化，又要创造新生态乡土文化。“全方位的延承”指的是：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文脉”，也要有选择地沿承作为乡土文化载体的“人脉”，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物质表象（即“形似”），也要注意延承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一点在时下的中国广大农村要特别关注并给予妥善的保护政策。

（摘编自《百度百科》）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实现乡村振兴一方面要满足村民的现实发展要求，而乡土文化正是实践中可以保护和挖掘的重要资源。以民宿客栈、乡愁经济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化价值利用，为农村的产业兴旺开辟了发展的新方向，切实印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指导意义。实现乡村振兴另一方面还要深入关照村民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基于地缘与血亲关系发展起来的乡土文化，其富有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回答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种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是广大农村地区长治久安的思想和情感基础。

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乡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更好地诠释乡土文化。一方面乡土文化所包含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敬老睦邻的传统美德，仁爱民本的人文精华是属于中国人的重要文化血脉，是滋养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的沃土，是文化自信的根脉。另一方面乡土文化是一方民众在生存发展中知识经验的累积，有其内在完整的逻辑体系，以及众多艺术化的表现形式。经历时代冲刷，以及现代文明洗礼后，仍表现出独特的魅力与价值的乡土文化，通过理论学术层面的梳理研究，实践运用层面的改良创新，将会成为独具特色的国家名片，带给中国人更强烈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张义晓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乡土文化的失落与复兴》）

西方的城市文明铲除了乡村文化，同时他们以城镇化的标准作为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1851年的英国，城镇人口已超过乡村人口，达全国总人口的52%，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镇化国家。”现在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陷入了城市发展的单向思维（以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为指标的量化思维）。城市思维产生于农村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它将乡土文化视作需要改造的低等级的文明模式。目前，这种判断方式仍在被广泛使用，即单边地强调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农村产业的开发，以及片面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等措施。这都只是将乡土文化当作城市文化的对立面，是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一种经济掠夺和物质消灭，忽略了对乡土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整体性的保护。城镇化应避免城市思维，不能以消除农村为城市建设的量化指标，我们应该看到在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同时，乡土文化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之认同，对于社会风土习俗之维护，对于国家现代政体制度建设的合法性基础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摘编自汤敬一《乡土文化功能：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区》）

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白居易《琵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