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 膜

作者：叶圣陶

照这样大的风，一点钟时候我的船可以进城了。

现在耳目所接触——风声水声和两岸景物——何等地寂静，闲适；但这个不过是给我个休息罢了，繁扰纷纭就跟在背后。

正像看影戏的时候，忽然放出几个大字，“休息十分钟”，于是看客或闭目养神，或吸烟默想，略舒那注意于幻景的劳倦。

然而一霎时灯光齐灭，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现，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目力去应付它了。

我想我遇见了许多亲戚朋友将听见些什么话？我因为有以往的经验，就可以推测将来的遭逢而为预言。以下的话一定会听见，会重复地听见：“今天来顺风么？……府上都安好？……令郎一定聪慧可喜呢。……”我懒得再想下去，便是想到登岸的时候也想不完。我一登岸，惟一的事务就是答复这些问题。

我忽然起一个奇异的思想：他们的问题既是差不多的，我对于他们的答语也几乎是同一的，何不彼此将要说的话收在蓄音片上，彼此递寄，省得屡次复述呢？这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问题的次序若有颠倒，答语的片子就不容易制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登岸不满五点钟，已听了五回蓄音片，我的答片也开了五回。

现在我坐在一家亲戚的书斋里，悬空的煤油灯照得全室雪亮，连墙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题识都看得清楚。那位主人和我对面坐着，我却不敢正视他，——恐怕他也是这样——只是相着那副小篆的对联作无意识的赏鉴；因为彼此的片子都开完了，没有了，倘若目光互对而没有话讲，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好意思，很是难受，不相正视是希望躲避幸免的意思。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驾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脸上，看见乌黑的胡须，高起的颧颊，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赶紧回到对联上，无聊地想那“两汉”两字结构最好，作者的印泥鲜明净细，倒是上品呢。

他灵机忽动，想起了谈资，他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拈着胡须说道，“你们学校里的毕业生有几成是升学的？”他发这个端使我安慰和感激，于是答道，“我那地方究竟是个乡村，升入中学的不到十分之二呢。”

我的两眼正对着他的面庞，表示我的诚意，问道：“两位令郎都进了工业学校，那里的功课还不错么？”

“那里的功课大概还不错。但是我现在担任他们的费用是万分竭力的了。买西文书籍一年要花六七十元，一枝什么尺便需要二十元，放假时来回的川资又需百元，……需……元，……需……元……”我的注意力终于松散，对于他的报销账也就渐渐地模糊了。

我现在又在一位朋友家里的餐室里了。连我一共是七个客，仆人执着酒壶，跟在主人背后。主人走到一个位子前，拿起酒杯，待仆人斟满了酒，很恭敬的样子，双手举杯过额，向一客道，“某某兄，”就将杯子放在桌上。

那位“某某兄”遥对着主人一揖。主人拿起桌上摆着的筷子，双手举过了额，重又放在原处。“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将椅子略动一动，便和“某某兄”深深地对揖。这才算完了一幕。

众人齐入了座。谈话开端了，枝枝节节蔓延开来，我在旁边静听，只不开口，竟不能回溯怎样地推衍出那些话来的。越听下去，我越觉得模糊，只能辨知高低宏细的种种声浪里，充满着颂扬，谦抑，羡慕，鄙夷……他们不尽是素稔的——从彼此互问姓字可以知道，——偶然会合在一起，就有这许多话好讲。教我哪里能够？但我得到一种幽默的启示，觉察他们都是预先制好的蓄音片，所以到处可开，没有阻滞。

倘若我也预制些片子，此刻一样可以应用得当行出色，那时候我就要佩服自己了。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馆里。

那些茶客的状态动作各各不同。有几个执着烟袋，只顾吸烟，每一管总要深深地咽入胃底。有几个手支着头，只是凝想。有一个人，尖瘦的颧颊，狡猾的眼睛，踱来踱去找人讲他昨夜的赌博。他走到一桌旁边，那桌的人就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待他转脸向别桌时，那人就回复他先前的模样，别桌的人代替着他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了。

一种宏大而粗俗的语声起在茶室的那一角，“他现在卸了公务，逍遥自在，要玩耍几时才回乡呢。”坐在那一角的许多人哄然大笑。说的人更为得意，续说道，“他的公馆在仁济丙舍，前天许多人乘了车马去拜会他呢。”混杂的笑声更大了，玻璃窗都受到震动。我才知那人说的是刚死的警察厅长。

我欲探求他们每天聚集在这里的缘故，竟不可得。他们欲会见某某么？不是，因为我没见两个人在那里倾心地谈话。他们欲讨论某个问题么？不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么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

有几个人吐畅了痰，吸足了烟，喝饱了茶，坐得懒了，便拂去袖子上的烟灰，悄悄地自去了，也没什么留恋的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

（1921年2月27日写毕）

甘草

江辉

妈妈从沙发上猛地一蹦：“我们家出状元了！”

原来表姐甘草高考理科第一。“半夏，去祝贺祝贺！”妈妈的兴奋之情溢满小区，真是让我哭笑不得。这就是一个早更妇女的虚浮躁动么？

小区外，妈妈放慢了脚步：“小学你成绩比她好，初中也不相上下呀？”

她不是责备我成绩不好，而是怪甘草进步快得不近人情。妈妈老拿我与人比，只比成绩，有如她与别人只比白，让我觉得学生的成绩等同于女人的肤色。甘草我太清楚了，成绩不多说，还喜欢烧菜，今天才学，明天就是原创新品。

“运气！对了，我们要找她的运气怎么来的，妈妈说。

我想起初二暑假，我们去湄子镇陪外公。甘草带了《红楼梦》，我带了习题。我对描写贵族女人喝茶吃饭斗嘴的名著实在提不起兴趣。外公很开心，吃过晚饭就催促早点睡觉，第二天很早就把我们拉出梦乡。小镇早晨很静，只有蝉们重复晚上的话题。甘草说，蝉是衬托静谧的，而汽车只添加分贝。

突然一块巨大的黑影迎面扑来。阴影来自头上的大树，镇上人叫它元宝树，春末夏初，串串小荚如元宝，喜气吉祥。

外公摸出两个松子，叫我们扔到树上去，越高越好。松子连着布片，布片红底黑字看不分明。我没多想，跟着甘草用力抛了上去，然后顺时针方向绕树三圈。两张布片在树上微微飘动，像远方的旗帜。外公很满意，他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外公说，凡是活得超越了同类的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树遭过雷劈，被雪压折过，村里其他大树都死了，它却依然郁郁葱葱……

大姨家里，舅舅、舅妈和表弟陈皮已经在了，大家开开心心地恭喜。大姨说：“明年半夏来个双子星！”大家又笑得热情洋溢。妈妈趁势把我拽进甘草房间：“明年的状元抓紧学习去！”

我知道妈妈的用意。外面电话此起彼伏，大姨侃侃而谈，但我听来与其他好学生千篇一律，无非是聪慧、自觉、勤奋。“我们从不去补习班。”这是学霸家长的傲慢。其实我知道大姨常逼着甘草去补习，甘草与他们斗智斗勇，他们才妥协的，代价是必须看父母为其选择的鸡汤文。

甘草对我说过，鸡汤文是给大人看的，他们看到的令他们醍醐灌顶的东西，在我们眼里一钱不值。他们自己喝得津津有味的可不是什么正能量，是舍得、放下、活在当下，为自己攀不上去的路找个漂亮的台阶下，给我们的就变成励志汤了。后来我想通了，高考作文不就是写给阅卷的大人看的吗？我也学学，到高考时熬碗鸡汤给他们喝。

大姨接受采访时，每人都进来扫视一遍，像机场的安检仪。甘草房里杂乱无幸，她喜欢面上的无序，有时还故意制造混乱，但她非常清楚东西在什么地方。舅舅捋了一遍书架，舅妈一个踉跄把垃圾桶勾翻了。那是故意的，大姨说过，甘草刚整理了高考垃圾。

“你们是在找一支笔吗？”

大家都盯住我。

大姨说：“是吗？找到没有？只要对孩子们有益，尽管拿走。”

舅舅挠头：“是，笔！甘甘高考用过的笔，也让我们沾沾灵气。”

妈妈说：“我们三姊妹高考轰动了湄子镇，只要看见路人朝外公上班的中药房指指点点，那一定在说我们。考前，外公都送一支笔，是叫滴水寺大师父开过光的，文殊菩萨加持过。现在外公没了，这是绝笔了！”

“我知道笔在哪里。”我说。

大家的眼光齐齐扫过来，灼得我皮肤生疼。

甘草告诉我，有次考砸了，外公给了她一支笔。甘草说，她知道那个秘密，让我用它去月考，让外公帮我杀进前五十！说完咯咯地笑。她高考前，我去还过。她说，这笔太粗不合手，怕影响书写速度，让我先收着，以后还她。这支笔适合纪念。

妈妈低着头。舅舅欲言又止。

大姨轻轻地说：“这丫头，什么都能借。大姐，二姐，你们看这样好不好，这个笔明年夏夏高考就给夏夏。考好了后年皮皮高考就再给皮皮。”

“笔断了。”我说。

前几天皮皮找我问数学，没带笔，拿着它就用。他不停地拗笔，终于拗断了。回去时又一把把笔的残骸塞到书包里。

大家再不说起这支笔的事。

媒体狂轰滥炸，甘草红遍全市。一天，她叫我一起去湄子镇看看，回来还要试试手艺。她的手艺我毫不怀疑。她甚至喜欢洗碗。她说油腻的东西被一通抚摸，变得白玉一般，好唯美哦！她说洗碗是改头换面，烧菜则是事物质的提升。这里面有想象，想象到达的地方就是菜品的高度；有判断，什么材质做什么菜；有协调，油盐酱醋糖要恰到好处；有度，把握好火候、时间；有针对性，对菜更对人，宜蒸、宜炒、宜生……看完《红楼梦》又说要搞个红楼菜系，要有宝玉吃的糖腌玫瑰骨，贾母吃的牛乳蒸羊……

外公生前就特别爱吃甘草做的菜。外公墓前，我向她说了笔的事情。她说最好的纪念在心里。她拿出毛巾认认真真地在外公墓碑上擦拭起来。我知道，甘草比我更懂外公。

树上满是红色的字条，金榜题名、爱情甜蜜、健康平安……一直爬升着，直到大树顶端。有人问：“当年老中医为两个外孙女的祈福条子挂在哪里？”有个长者吩咐：“滴水寺和尚说了，挂得不要超过状元的高度。”我说：“他们要是知道你就是状元，还不把你贴成红纸人？”

甘草说：“我们挂在树上的布条还在吗？”

我们几乎同时看到了一支笔！透明胶黏合了它的断肢，如缠着绷带的英雄身躯。此刻，它跟一张红色的字条一起，在大树的树芯里摇晃。

突然，甘草说：“大树病了。”

我一看，确实，树叶反卷。大树病得不轻。

我们绕行大树三圈，然后离开。

（有删改）

鼠疫（节选）^①

（法）加缪

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不过省政府和市政府已在开始考虑问题了。但只要每个大夫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便没有人想到要行动。其实，如果有谁想到把那些数字加一加就好了，因为加起来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仅仅几天工夫，致死病例已在成倍增加，而在那些关心此怪病的人眼里，很明显，那是真正的瘟疫。贝尔纳·里厄的一位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同行卡斯特尔，正好选在这个时刻，前来看望他。

“您自然知道那是什么，里厄？”卡斯特尔说。

里厄回答说：“我在等化验结果。”

“我可明白，用不着化验分析。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这样的病，只不过当时谁也不敢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很神圣嘛：它说不要惊慌，千万不要惊慌。呵呵。里厄，您和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病。”

里厄在思忖。他从诊室的窗口眺望着远处俯瞰海湾的悬崖。天空虽然还呈蔚蓝色，但亮丽的色彩已经随着午后的逐渐消逝而暗淡下来。

“是的，卡斯特尔，”里厄说，“这难以置信。但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老大夫起身朝门口走去。他边走边说：

“你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鼠疫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多年了。’”

“绝迹，绝迹意味着什么？”里厄回答时耸耸肩。

“是啊，别忘了：大约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呢。”

“好吧，但愿这次不比当年严重。不过这真难以置信。”里厄说完，便沉默下来。

疫情发展到现在，适才是里厄医生第一次承认“鼠疫”这个词。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暂且把贝尔纳·里厄留在窗前，让笔者对大丈夫心里的犹豫和惊异作些解释。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里厄大夫与我们的同胞一样措手不及，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为什么会焦虑不安而同时又充满信心。就如同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会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人们总是过高的看待自己，他们认为天灾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

里厄大夫在凭窗眺望这座尚未起变化的城市时，面对所谓“前景堪忧”的鼠疫，他几乎感觉不出在他心里已产生了轻微的沮丧之情。他竭力回想着自己对此病所知道的一切。一些数字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想，在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也无非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大夫不耐烦了。他这是在听任自己遐想，不应该这样。几个病例算不得瘟疫，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行了。不过必须抓住已知的情况不放：昏迷、虚脱、眼睛发红、口腔肮脏、淋巴结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出现斑点、体内有撕裂般的疼痛，而出现这一切之后……这一切之后，里厄大夫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正好成了他在手册里列举症状后写下的结束语：“脉搏变得极为细弱，稍一动弹就骤然死亡。”是的，那一切症状之后，病人危在旦夕，而四成有三成的病人——这是准确数字——都按捺不住去做这个难以觉察的动作，加速他们的死亡。

大夫仍在凭窗眺望。窗玻璃那面，天高云淡，春意盎然；这面却还能听见“鼠疫”这个词在屋里回荡。这个词不仅有科学赋予的内涵，而且有一长串与这个平静祥和、与世无争的城市很不协调的图景：瘟疫肆虐的雅典连鸟儿都弃它而飞；中国的许多城市满街躺着默默等死的病人；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土地上潮湿霉臭的病床、堆放在米兰的一片片墓地里的还活着的人、惊恐万状的伦敦城里那些运死人的大车，还有日日夜夜到处都能听见的人们无休无止的呼号。

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电车铃声，刹那间赶走了那些痛苦的景象。惟有那鳞次栉比的灰暗屋群后边涌动的大海才能证明，这世界上还有令人忧虑和永无安宁的东西存在。里厄大夫凝视着海湾，不错，“鼠疫”这个词是说出来了；不错，就在那一刻，疫病已使一两个人罹难。但那没关系，有办法可以阻止疫病蔓延。目前应当做的，是明确承认必须承认的事实，消除无益的疑心，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随后，假如鼠疫停止了——这最有可能——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假如情况并非如此，大家也可以知道什么是瘟疫，知道是否有办法先处理它，后制服它。

大夫打开窗户，街市的喧闹声骤然增大了。一台机锯千篇一律而又短促的咝咝声从隔壁的车间传了进来。里厄振作精神。坚定的信心就在那里，在日常的劳动中。其余的一切如系游丝，都由一些毫无可取之处的意念左右，可不能停留在那里面。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里厄医生想到这里，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去。他要向省政府提出一个也许会被认为不得体的谏言与要求。

公园里的星期天

美贝尔·考夫曼

黄昏的太阳暖洋洋的，树林外隐约传来城市的喧闹。她放下手中的书，摘下墨镜，惬意地吁了口气。莫顿正在看《时代》周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他们三岁的儿子莱利在沙坑里玩。正是星期天下午五点半，藏在公园角落里的小操场清静极了。秋千和跷跷板一动不动，滑梯上也空空荡荡，只有莱利和一个年龄相仿的胖男孩蹲在沙坑里玩。多美好啊，她几乎微笑起来。她想，他们应该多出来晒晒太阳，莫顿肤色那么苍白，都是成天在大学里埋头工作造成的。她柔情地挽着他的手臂，看着莱利玩沙。

突然，那胖男孩站起来猛地向莱利扔了一铲沙。她朝男孩摇摇手指：“不可以丢沙子，这样会迷住别人的眼睛。”

可那男孩面无表情地盯着她，眼都不眨一下。他妈妈或保姆在哪里？操场上除了正朝出口走去的二三人，只有一个男人坐在几英尺外的长凳上，块头很大，几乎占满了整条长凳，脸被《星期日漫画》遮住了。她断定他就是那孩子的爸爸。听到她的话，他目光不离漫画，随地唾了一口。

她厌恶地扭过头。就在这时，胖男孩又迅速扬起一铲子沙撒向莱利，一些沙子落在他的头发和额头上。莱利抬头看看妈妈，嘴唇犹疑地动了动；她的反应会告诉他该不该哭。

她本能地想要冲到儿子身边，掸掉他头发上的沙子，并教训那个小孩，但忍住了。她总是说要莱利学会为自己战斗。

“小家伙，别扔！”她严厉地说，并朝长凳上看看，“怎么能随便扔沙子呢！”

长凳上那人看都不看她，朝那男孩大声说：“乔，干得好！这是公共沙坑，想扔就扔。”

她觉得膝盖忽然软了一下，乜了莫顿一眼。他这才意识到怎么回事了，小心地把《时代》放在腿上，转过头看着那人，清瘦的脸上带着他当面指出学生错误时那种羞涩、歉意的微笑。

“你说得对，”他心平气和地说，“但正因为是公共场所……”

那人放下漫画，怀着敌意从头到脚打量着莫顿。“是吗？”蛮横无礼中夹着威胁，“在这里我儿子跟你儿子有同样的权力。他想扔沙子就扔呗。你不服气，就他妈带着你儿子滚蛋。”

孩子们都愣住了，瞪着眼，张大嘴，连手里的铲子掉了都不知道。莫顿面部肌肉抽搐着。“好，只需一分钟，你必须明白……”他平静地说。  “喂，闭嘴！”那人说。

她的心怦怦直跳。她知道丈夫根本不是“大块头”的对手，心中充满了对丈夫的怜惜和对那男人的怒气。她丈夫平时不生气，难得发火，这样的情景对他而言太令人难堪了。

莫顿刚起身，《时代》周刊就滑到地上。那人站起来，朝莫顿连跨两步才停住，活动着粗壮的胳膊等着莫顿上前，她害怕地并紧颤抖的双膝。会发生可怕的打斗吗？太可怕了，太出人意料了……得阻止这场打斗，喊救命。她本想扯住丈夫的袖子，示意他坐下，但基于某种原因，她没有这样做。

莫顿正了正眼镜，面色十分苍白。“这太荒谬了，”他镇静地说，“我倒想请教请教……”

“哦，是吗？”那人两腿分开，轻轻晃着，极为轻蔑地看着莫顿，“就你，还有谁？”

他们你盯着我，我瞪着你对峙了一套儿。莫顿突然转过身，平静地对她说：“走，我们离开这里。”

他笨拙地走向沙坑，窘迫使他的脚步有点踉跄。他弯腰抱起莱利并捡起铲子。

莱利一改呆愣的神态，又踢又叫：“不要回家，要玩嘛，不要吃晚饭……”

他俩拖着莱利往前走。出大门必得经过那人坐的长凳，她极力不看那人，昂首挺胸、慢慢地和丈夫、孩子一起走出了那片操场。

她的第一感觉是松了口气：避免了一场打斗，没有人受伤。但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沉重的甩不掉的感觉。这感觉要比一场意外事故，或者比道理被暴力击败要痛苦得多。她隐约地感到她与莫顿似乎缺少什么。

莫顿突然冒了一句：“那证明不了什么。”  “什么？”她问。

“打架。打架除了证明他比我高大以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当然。”她说。

“最好的结果，”他解释说，“可能会是什么？打碎眼镜，掉一两颗牙，或者卧床两天——图什么？伸张正义？讲清道理？”

“当然。”她又说，加快了脚步，只想早点回家忙些别的事情，消除那像强力胶一样黏在她心上的感觉。全是愚蠢、卑鄙之徒！她想，一边拽紧了孩子的手。孩子还是哭个不停。以前她总对他那弱不禁风的小身体、瘦削的肩膀、细瘦无力的双腿，有着一丝温柔的怜惜。但是现在，她的嘴唇愤恨地紧闭着。

“不许哭，”她气冲冲地说，“真叫人丢脸！”她觉得他们三个好像踩着烂泥前进一样。孩子的哭声更大了。她想，要是真的打起来……他会怎样呢？让自己被揍扁？去教训那人？叫警察？“警官，公园里有人叫他儿子向我儿子扔沙子……”真可笑，没必要去想这些。

“老天，你不能让他安静吗？”莫顿烦躁地说。

“你以为我一直在干嘛？” 她说。莱利挣脱他们的手，往后退着。“你管不住，我来管。”莫顿气呼呼地说，朝孩子走去。

但她的声音制止了他。她细小、冷酷、充满蔑视的声音，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是吗？”她听见自己说，“就你，还有谁？”

(根据肖鹏译文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