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彧，字幼文，河东解人也。少好学，颇涉经史。高祖受禅，累迁尚书虞部侍郎，以母忧去职。未几，起为治书侍御史，固让弗许，当朝正色，为百僚所敬惮。上嘉其婞直，谓彧曰：“大丈夫当立名于世，无容容而已。”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谧，共治百姓，须任其才。伏见诏书，以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上善之，干子竞免。隋承丧乱之后，风俗颓坏，彧多所矫正。又见上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因上疏谏，上嘉之。后以忤旨免。未几，复令视事，因谓彧曰：“无改尔心。”以其家贫，敕有司为之筑宅。  因曰：“柳彧正直士，国之宝也。”其见重如此。右仆射杨素当途显贵，百僚慑惮，无敢忤者。尝以少谴，敕送南台。素恃贵，坐彧床。彧从外来，见素如此，于阶下端笏整容谓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据案而坐，立素于庭，辨诘事状，素由是衔之。彧时方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诏可其奏。是岁，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莫不震惧。，彧尝得《治道集》十卷，送于蜀王秀，秀复赐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至晋阳值汉王谅作乱遣使驰召彧将与计事彧为使所逼度不得免遂诈中恶不食而自称危笃谅怒囚之及谅败，杨素奏彧心怀两端，迹虽不反，心实同逆，坐徒敦煌。杨素卒后，乃自申理，有诏征还京师，卒于道。

陈思谦，字景让。少孤，警敏好学，凡名物度数、纲纪本末，考订详究，尤深于邵子《皇极经世书》。文宗天历初政，收揽贤能，丞相高昌王亦都护举思谦，时年四十矣。先是，关陕大饥，民多鬻田流徙，及来归，皆无地可耕。思谦言：“听民倍直赎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贫者获已弃之业。”从之。

明年九月，拜监察御史。时有官居丧者，往往夺情起复，思谦言：“三年之丧，谓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遂著于令。有诏起报严寺。思谦曰：“兵荒之余，当罢土木，以纾民力。”帝嘉之，赐缣绮旌之。元统二年六月，召为中书省员外郎，上言：“强盗但伤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杀从而加功之人与斗而杀人者例杖一百下得不死与私宰牛马之罪无异是视人与牛马等也，法应加重。”遂令法曹议，著为定制。

至正元年，岁凶，盗贼蜂起，剽掠州邑，思谦力言于执政，当竭府库以赈贫民，分兵镇抚中夏，以防后患。庐州盗起，思谦亟命庐州路总管杭州不花领弓兵捕之，而贼已不可扑灭矣。言于宣让王帖木儿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胄，镇抚淮甸，岂得坐视！思谦愿与王戮力殄灭。且王府属怯薛（蒙古语，宫廷侍卫）人等，数亦不少，必有能摧锋陷阵者，惟王图之。”王曰：“此吾责也，但鞍马器械未备，何能御敌？”思谦括官民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并进，遂禽渠贼，庐州平。既而颍寇将渡淮，又言于王曰：“颍寇东侵，亟调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诏，不敢调。”思谦言：“非常之变，理宜从权；而擅发之罪，思谦坐之。”王感其言，从之。

寻召入，为集贤侍讲学士，修定国律。十三年，升中丞，年近七十，上章乞身，不允，特旨进一品，授荣禄大夫。入谢，感疾，及命下，强拜受命，明日卒。

《元史·列传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