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等待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房间关窗户的时候，我们还未起床。我见他一副病容，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缓慢，好像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怎么啦，宝贝？”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很好。”

“你先上床。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当我来到楼下时，他已穿好衣服，坐在火炉旁，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知道他发烧了。

“你上楼去睡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病。”他说。

医生来后，量了孩子的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用不同颜色胶囊包装的三种药，并嘱咐如何服用。还说，如果高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要是不引起肺炎，就没有危险。我回到房里，记下了孩子的体温，并对各种胶囊的服用时间做了记录。

“你感觉怎么样，宝贝？”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床脚边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胶囊。按理，他本该睡着了，然而，当我抬头看时，他却双眼盯着床脚，神情异常。

“你为什么不试着睡觉呢？到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不必待在这里陪我，爸爸，要是你嫌麻烦的话。”

“不嫌麻烦。”

“不，我是说，要是你过一会儿嫌麻烦的话，你就不必待在这里。”

我想，或许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钟，照规定给他服药后，我便出去了一会儿。

那是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一层已结成冰的冻雨。我带着我那条爱尔兰红毛小猎犬，沿着大路和一条冰冻的小溪散步，但在这玻璃般光滑的地面上站立和行走是很困难的。那条红毛狗一路上连跌带滑，我自己也重重摔了两跤。

高高的土堤上长着倒垂下来的灌木丛，我们从那下面撵起了一群鹌鹑，我击落了两只。

有几只鹌鹑停落在树上，但大部分飞进了一堆堆的柴垛中。动身返回时，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而且还剩下许多，改日可再去搜寻猎取。

回到屋里，他们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仍像我离开时那样躺着。他脸色苍白，但两颊上部烧得发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量了他的体温。

“多少？”

“大约一百。”我说，实际上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原先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用不着担心。”

“我不担心，”他说，“但是我不能不想。”

“不要想，”我说，“放心好了。”

“我很放心。”他说着，眼睛直盯着前方。显然，他有什么心事，但在尽力控制着自己。

“将这个用水服下。”

“你看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打开了《海盗的故事》，开始读给他听，但我看得出来他没有在听，于是我停了下来。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大概还有多长时间就要死了？”

“你不会死。你怎么啦？”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不会因为一百零二度的高烧而死去的。你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时，同学告诉我说，发烧到四十四度就不能活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上午九点起，整整一天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我说，“你不会死的。这两种温度计不一样。在那种温度计上，三十七度是正常的。在这种温度计上，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你肯定？”

“绝对没错，”我说，“这跟英里和公里的区别一样。你知道，就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折合成多少公里一样。”

“噢。”他说。

他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松弛了。他的紧张状态也终于缓解了。第二天，越发轻松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他动辄会哭起来。

（有删节）

桥边的老人^①

（美国）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②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③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茏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本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选自人民交于出版社《外国小说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