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边的老人

美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

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一丝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象牧羊的，也不象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抛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抛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想我现在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

“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比赛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仅剩一只胜出的风筝在空中翱翔才告结束。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帮忙收放风筝线。我的助手是哈桑。

若有风筝被割断，真正的乐趣就开始了。这时，该追风筝的人出动，那些孩子追逐那个在随风飘扬的风筝，在临近的街区奔走，直到它盘旋着跌落在田里，或者掉进某家的院子里，或挂在树上，或停在屋顶上。

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在冬天的比赛中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人们会将其挂在壁炉架之下，供客人欢欣赞叹。每当满天风筝消失得只剩下最后两只，每个追风筝的人都厉兵秣马，准备摘取此项大奖。他们会朝向那个他们预计风筝跌落的地方，绷紧的肌肉蓄势待发，脖子抬起，眼睛眯着，斗志昂扬。当最后一只风筝被割断，立即一片骚动。

我记得有个阴暗的冬日，哈桑和我追着一只风筝。我跟着他，穿过各处街区，跳过水沟，侧身跑过那些狭窄的街道。我比他大一岁，但哈桑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后面。

“哈桑，等等我。”我气喘吁吁地大喊，有些恼怒。

他转过身，挥挥手：“这边！”说完就冲进另外一个拐角处。我抬头一看，那个方向与风筝跌落的方向恰好相反。

“我们追不到它了！我们跑错路了！”我高声叫道。

“相信我！”我听见他在前面说。

我看到我们最终停在一条车辙纵横的泥土路上。路边有块田地，夏天会种满莴苣；路的另外一边有成排的酸樱桃树。只见哈桑盘起双腿，坐在其中一棵树下，吃着手里的一捧桑椹干。

“我们在这干吗呢？”我上气不接下气，胃里翻江倒海，简直要吐出来。

他微笑：“在我这边坐下，阿米尔少爷。”

我在他旁边颓然倒下，躺在一层薄薄的雪花上，喘着气。“你在浪费时间。它朝另外一边飞去了，你没看到吗？”

哈桑往嘴里扔了一颗桑椹：“它飞过来了。”我呼吸艰难，而他一点都不累。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朝我转过身，有些汗珠从他额头流下来，“我骗过你吗，阿米尔少爷？”

刹那间我决定跟他开开玩笑：“我不知道。你会骗我吗？”

“我宁愿吃泥巴也不骗你。”他带着愤愤的表情说。

“真的吗？你会那样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么？”

“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好像以前我总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来戏弄他，但取笑哈桑有点好玩——虽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们折磨昆虫的游戏有点相似。不过现在，他是蚂蚁，而拿着放大镜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着我的脸。我们坐在那儿，两个男孩，坐在一棵酸樱桃树下，突然间我们看着，认真地看着对方。

“如果你要求，我会的。”他终于说，眼睛直看着我。我垂下眼光，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像哈桑这样的人，这种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人。

“不过我怀疑，”他补充说，“你是否会让我这么做。你会吗，阿米尔少爷？”就这样，轮到他考验我了。如果我继续戏弄他，考验他的忠诚，那么他会戏弄我，考验我的正直。

要是我没有开始这场对话就好了！我勉强露出一个笑脸，“别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会的。”

哈桑报我以微笑，不过他并非强颜欢笑。“我知道。”他说。这就是那些一诺千金的人的作风，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

“风筝来了。”哈桑说，指向天空，他站起身来，朝左边走了几步。我抬头，望见风筝正朝我们一头扎下来。我听见脚步声，叫喊声，一群追风筝的人正闹哄哄向这边跑来。但他们只是白费时间。因为哈桑脸带微笑，张开双手，站在那儿等着风筝。

（节选自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爱的牺牲

欧·亨利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乔和德丽雅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夫妇租了一层公寓，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钢琴。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克蕾门蒂娜，住在第七十一街。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

“德丽雅，”乔说，“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决不能够!我想我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决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块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可能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接着，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雅?”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雅，”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雅?”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只需要说‘当你爱的时候’。”

（有删改）

归来（又名《幸福的黄手帕》）

（美国）Pete Hamill

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是在纽约格林尼治碰到的一个女孩子说的。她说当时那些人里有她。此后别人听我提起这件事，便说他们记不起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大致相同的故事，或说听熟人讲过，是那位熟人的朋友的亲身经历。这故事很可能就是那种深藏在人们心底的神秘民间传说，每隔几年，就以不同的说法流传一次。尽管故事中的人物不同，寓意却始终如一。我倒愿意相信某时某地真有其人其事。

他们到佛罗里达去，3个男孩，3个女孩。他们用纸袋带着夹肉面包和葡萄酒，上了长途公共汽车，梦想着金黄色的海滩和海潮。灰暗寒冷的纽约，在他们后面消失了。

长途汽车隆隆南驶，温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坐在他们的前面，身穿一套不称身的褴褛衣服，动也不动，灰尘蒙面，使人看不出年纪。不断地咬嘴唇内部，寡合得仿佛处身愁茧，默无一言。

长途汽车深夜驶抵华盛顿郊外，停在路旁一家餐馆门外。大家都下了车。只有温哥没下，像在座位上生了根似的。这批青年觉得奇怪，就猜想他究竟是何等人物：也许是船长，是抛妻别家的人，是解甲归田的老兵。他们回到车上，有个女孩就在他旁边坐下，向他自我介绍。

“我们是到佛罗里达去的，”她爽朗地说，“听说那儿风景很美。”

“不错。”他淡然回答，仿佛勾起了想忘却的事。

“要喝点酒吗？”女孩问。他露出笑容，喝了一大口。然后谢谢女孩，又闷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女孩回到自己一伙人那里，温哥在点头打盹。

早上，大家醒来，车已开到另一家餐厅外面，这一次温哥进去了。女孩一定要他一道吃。他好像很难为情，叫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那群年轻人闲谈着露宿沙滩的事，他却紧张地抽烟。再上车，女孩又和温哥同坐，不久，他不胜辛酸地慢慢说出了自己的沧桑。他在纽约坐了4年牢，现在获释回家。

“你有太太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女孩问。

“说来话长，我在牢里写信给妻子，”他说，“告诉她我要很久才能回家，要是她受不了，要是孩子老在问这问那，要是觉得太丢脸，就忘掉我吧。我会理解她的。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子，真好的女子，我说另找个男人，忘掉我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她没来信。3年半没有消息。”

“你现在回家，还不知道情形怎么样吗？”

“不知道，”他很腼腆地答，“是这样的，上周我确知可以假释了，又写了封信给她。镇口有棵大橡树。我告诉她，假如还要我的话，就在树上挂条黄手帕，我就下车回家。假如不要我，就不必了——没有手帕，我就不下车，一直走下去。”

“喔唷，”女孩叫了起来，“喔唷。”

她告诉了别人，不久大家全知道了，快到温哥故乡时都紧张起来，看温哥拿出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是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他妻子自有一种朴实的美，孩子还很小，照片抚弄得太多，满是裂痕。

他们离镇只有20里了，年轻人都在车右边靠窗而坐，等着看那棵大橡树出现。车厢里气氛沉郁，寂静无声，想到生离之苦，青春虚掷，大家都默然无语。温哥不再眺望，沉着脸，重又流露出出狱犯的神情，像是怕会再遭挫折，先在心理上加强准备似的。

还有10里，还有5里。接着，突然之间，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座起立，狂喊狂嚷狂叫，雀跃不已。只有温哥例外。

温哥坐在那里惊得呆了，目望着橡树。树上挂满了黄手帕——20条，30条，也许好几百条，就像旗帜迎风招展欢迎他。在年轻人欢呼声中，这个刚出狱的人离座起身，走到前面，下车回家了。

（选自《读者文摘》总第22期，有改动）

癖好

（美国）弗雷德里克·布朗

“我听到谣传，”桑斯特罗姆说道，“大意是说，你——”他转头看看四周，要绝对弄清，确实就只他和药剂师单独在这间小药房里。药剂师是个侏儒般的小个子男人，皱纹满面，可能在五十到一百岁间的任何一个年龄。就只他们在这里，但桑斯特罗姆照样压低了声音。“——大意是说，你有一种人全然识不破的毒药。”

药剂师点点头。他转过柜台，锁上前面的店门，而后朝柜台后面的一个门道走去。“我要歇会儿喝点咖啡，”他说，“请跟我一起来喝一杯。”

桑斯特罗姆跟着他转过柜台，穿过门道，进了一间四周从顶到底放满瓶架的后室。药剂师插上电咖啡壶的插头，找了两只杯子放在一张桌上，桌两边各放了一张椅子。他示意桑斯特罗姆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自己坐了另一张。“告诉我吧，”他说，“你想毒死谁，又是为什么？”

“这个要紧吗？”桑斯特罗姆问。“那还不成吗，我付钱——”

药剂师举起一只手打断了他。“是的，那很要紧。得让我相信，你值得我给你那东西。要不然——”他耸了耸肩。

“好吧，”桑斯特罗姆说。“那人嘛，是我的妻子。原因嘛——”他长篇大论地说起来。他话没讲完，咖啡煮好了。药剂师稍稍打断他一会，为他俩倒了咖啡。最后，桑斯特罗姆结束了他的讲述。

小个子药剂师点点头。“不错，我偶尔配一种人识不破的毒药。我干这个免费；只要我认为事情值得，我不收钱。我帮助过许多杀人犯。”

“太好了，”桑斯特罗姆说。“那就请你给我那东西吧。”

药剂师朝他微笑。“我已给过你了。在做好咖啡时，我已认定你值得给。我说过，它免费。但解毒药可有价。”

桑斯特罗姆脸色变白了。但他事先预料到——不是这个，而是被出卖的可能，或某种形式的勒索。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药剂师咯咯笑起来。“你不敢用那个。你能在那几千个瓶子当中——”他朝那些架子挥挥手，“找到那解毒药吗？还是你愿意找到一种作用更快、毒性更大的毒药？或者，如果你认为我在骗你，你其实并没真的中毒，那你就来吧，开枪吧。三小时以内，毒药开始起性，你就会知道答案。”

“解毒药什么价？”桑斯特罗姆咆哮着说。

“十分公道，一千块。毕竟，人必须生活；即使他的癖好是阻止谋杀，也没理由说不该拿这赚钱呀。是吧？”

桑斯特罗姆咆哮着，放下了手枪，但放在伸手够得着的地方，掏出钱包来。或许，他服过解毒药后，仍然要使用那手枪。他把一百元的票子数了一千元，把它们放在桌上。

药剂师没有立即伸手去拿它们。他说：“还有一件事——为了你妻子的安全和我的安全。你得写一份有关你的意图——你原先的意图的自白书。我相信你原先的意图是谋杀你的妻子。而后你要等我出去，把它寄给我一个朋友，告知他谋杀的详情。他要把它留作证据，以防你什么时候还是决定要杀死你的妻子。或者杀死我，为了那事。

“当那寄出后，回这儿来给你解毒药，我就安全了。我给你拿纸和笔。哟，还有件事——虽然我并不绝对一定要那么办。请你帮助散布我有一种人识不破的毒药的消息，好吗？任何人决不会知道的，桑斯特罗姆先生。要是你有什么敌人的话，你挽救的性命，可能正是你自己的性命哩。”

（载1990年1期韩长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