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放地^①

契诃夫

外号叫“明白人”的谢苗，同一个谁也不知名字的年轻鞑靼^②人，坐在岸边的篝火旁。谢苗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瘦骨嶙峋，掉了牙，但肩膀宽，看上去还挺硬朗，这时已醉醺醺的了。鞑靼人生了病，很难受，他裹紧破衣衫，正在讲他的家乡辛比尔斯克如何如何好。

“那当然，这儿不是天堂。”谢苗说。

“不好，不好！”鞑靼人说着，担惊受怕地朝四下里张望。鞑靼人抬头看一下天。满天星星，跟他家乡一样多，周围也是一片黑暗，可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在家乡，完全不是这样的星星、这样的天空。

“不好，不好。”他连连说道。

“你会习惯的！”谢苗说，笑了起来，“现在你还年轻，傻，嘴上的奶味还没干，凭那股傻劲你会觉得，这世上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人，可是，总有一天你会说：‘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你瞧瞧我，再过一个星期，等水退下去，我们要在这里安置渡船，在这两岸间摆过去渡过来。就这样我一干就是二十年。”

谢苗拿起酒瓶，猛喝了一大口，接着说：“我呀，伙计，可不是普通的庄稼汉，也不是出身卑贱的人，我是教堂主管的儿子。想当年我自由自在，进进出出穿着礼服。可现在，我把自己磨炼到了这种地步：我能赤条条躺在地上睡觉，靠吃草过日子。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当年，我从俄罗斯发配到这里，从头一天起我就咬牙顶住，我什么也不要！”

鞑靼人浑身发抖，费劲地搜罗着他所知道的有限的俄语词汇，结结巴巴地说：“上帝保佑，千万别在外乡得病，死掉，埋进这片寒冷的铁锈般的土地里。”

“你会习惯的！”谢苗说完就走啦。

鞑靼人带着憎恨对谢苗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什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

鞑靼人独自留下，他又添些枯枝，侧身躺下，望着篝火，开始思念起家乡和妻子来。红土高坡，驳船，河流，不怀好意的异乡人，饥饿，寒冷，疾病——所有这一切或许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许这一切仅仅是梦中所见。天亮了。正下着雪。

“喂！”对岸有人在喊叫，“放渡船过来！”

“行了，急什么！”谢苗说。那种口气仿佛他深信不疑：这世上的事都用不着去着急，因为照他看来，急也不管用。

等船的是个瘦高个子的老头。他们把马车拖上驳船，又往回划去。谢苗叫他瓦西里·谢尔盖伊奇的那个人，在大家划船的时候，一直站着不动，咬紧厚嘴唇，眼睛望着一处地方发愣，马车夫请求他允许在他面前抽烟，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好像没听见似的。谢苗用肚子压着船舵，瞧着他挖苦说：“即使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能生活。活得下去的！”

大家都笑起来。鞑靼人厌恶地皱起了眉头，一挥手，裹紧破衣衫，朝篝火走去。几个船工和谢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小木屋。

“好冷啊！”一个船工声音嘶哑地说。他在潮湿的泥地上躺下去，伸直身子。

“是啊！不暖和！”另一个附和道，“苦役犯的生活……”

大家都躺下了。门被风吹开了，雪飘进屋里。谁也不想爬起来去关门：他们怕冷，懒得去关门。

“我挺好。”快要入睡的谢苗迷迷糊糊地说，“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

“你呀，当然，服了一辈子苦役，连鬼都抓不住你。”外面传来狗吠似的呜呜声。

“这是什么声音？谁在那儿？”

“是鞑靼人在哭。”

“瞧他这……怪人！”

“他会习——习惯的！”谢苗说完，立即睡着了。其余的人也很快进入梦乡。

那门就这样一直没关！

一八九二年五月八日

(选自《契诃夫小说选》，有删改)

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演说家

契诃夫

一天早上，基里尔·伊凡诺维奇下葬。

他死于俄国广为流行的两种疾病：老婆太凶和酒精中毒。在送殡行列离开教堂前往墓地的时候，波普拉夫斯基坐上出租马车，去找他的朋友扎波伊金。这个扎波伊金，诚如许多读者知道的那样，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擅长在婚礼上、葬礼上、各种各样的周年纪念会上发表即兴演说。他任何时候都能开讲：半睡不醒也行，烂醉如泥也行，发着高烧也行。他的演说，好似排水管里的水，流畅、平稳、源源不断。他总是讲得娓娓动听，长而又长，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商人家的喜庆宴席上，为了让他闭嘴，不得不求助于警察。

“我呀，朋友，找你来了！”波普拉夫斯基正碰到他在家，开始说，“你快穿上衣服，跟我走。要是死个把小人物，我们也不会来麻烦你，可要知道这人是秘书……”

“啊，秘书！”扎波伊金打了个哈欠，“是那个酒鬼吧？”

“没错，就是那个酒鬼。这回有煎饼招待，还有各色冷盘……你还会领到一笔车马费。走吧，亲爱的！到了那边的墓地，你就天花乱坠地吹他一通，讲得比西塞罗还西塞罗，到时我们就千恩万谢啦。”

扎波伊金欣然同意。他把头发弄乱，装出一脸的悲伤，跟波普拉夫斯基一起走到了街上。

“我知道你们那个秘书，”他说着坐上出租马车，“诡计多端，老奸巨滑……”

“得了，格利沙，骂死人可不妥啊。”

“那当然。对死者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大唱赞歌。不过他毕竟是个骗子。”

两位朋友赶上了送殡的行列，就跟在后面。灵柩抬得很慢，所以在到达墓地之前，他们居然来得及三次拐进小酒馆，为超度亡灵喝上一小杯。

在墓地上做了安魂祈祷。死者的丈母娘、妻子和小姨子遵照古老的习俗痛哭一阵。当棺木放进墓穴时，他的妻子甚至叫道：“把我也放在他身边吧！”不过她没有随丈夫跳下去，多半是想起了抚恤金。等大家安静下来，扎波伊金朝前跨出一步，向众人扫了一眼，滔滔不绝起来。

扎波伊金继续说下去，听众却开始交头接耳。他的演说差强人意，也博得几滴眼泪，但是其中许多话令人生疑。首先，大家弄不明白，为什么演说家称死者为普罗科菲·奥西佩奇，死者明明叫基里尔·伊凡诺维奇呀。其次，大家都知道，死者生前一辈子都同他的合法妻子吵架，因此他算不得单身汉。最后，他留着红褐色的大胡子，打生下来就没有刮过脸，故而不明白，为什么演说家说他的脸向来刮得干干净净的。听众都莫名其妙，面面相觑，耸着肩膀。

不久，听众开始发现，就连演说家本人也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变化，他定睛瞧着一个地方，不安地扭动身子，自己也耸起肩膀来了。突然他打住了，吃惊得张大了嘴巴，转身对着波普拉夫斯基。

“你听我说，他活着呢！”他惊恐万分地瞧着那边说。

“谁活着？”

“普罗科菲·奥西佩奇呀！瞧他站在墓碑旁边呢！”

“他本来就没有死！死的叫基里尔·伊凡诺维奇！”

“可是你刚才亲口说的，你们的秘书死了！”

“基里尔·伊凡诺维奇是秘书呀。普罗科菲·奥西佩奇，这没错，是我们的前任秘书，但他两年前就调到第二科当科长了。”

“咳，鬼才搞得清你们的事！”

“你怎么停住了？接着讲，不讲可不妙！”

扎波伊金又转身对着墓穴，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继续致中断了的悼词。墓碑旁果真站着普罗科菲·奥西佩奇。一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年老文官。他瞪着演说家，气呼呼地皱着眉头。

“不好呀，年轻人！”回去的路上，普罗科菲·奥西佩奇埋怨道，“您的那些话说死人也许合适，可是用来说活人，这简直是讽刺挖苦，先生！天哪，您都说了些什么话？什么无私呀，不被收买呀，不受贿赂呀！这些话用来说活人简直是侮辱人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