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边的老人

美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

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一丝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象牧羊的，也不象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抛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抛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想我现在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

“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云襟胸怀

（美）贾莱斯·凯瑟·莱斯特

“我从来就不恨北方佬，最可恨也最让人诅咒的就是那场战争……”我的姨妈贝蒂一讲起她的故事，总是用这句话开头。那时，尽管贝蒂姨妈快80岁了，但我可以想象到故事里她的容貌——刚刚20岁，长着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非常漂亮。

贝蒂姨妈完全有理由憎恨内战——南北战争。她的兄弟中有一位在葛底斯堡战场上战死，另一位当了俘虏。随后，她年轻的丈夫詹姆斯——南部邦联的一名军官——也被俘虏，关到了某地的一所不为人知的战俘营里。

9月下旬的一个热天，贝蒂家从前的奴隶郎纳来到贝蒂家，告诉她一件奇怪的事。他在查看离范·米特家半英里处的一家农舍的空房子时，听到屋里有人的低声呻吟声。他随着呻吟声来到阁楼上，发现那里有一名受伤的联邦政府士兵，在他的身边还放着一支步枪。

贝蒂姨妈跟我讲起她第一次看到那个身穿污泥斑斑的蓝军服、长着胡子的人时，她总是说：“我简直就像是步入了一场噩梦之中；令人作呕的可怕的绷带，吓人的血腥气味。孩子，那就是战争的真实写照：没有军号，没有战旗，只有痛苦和污秽，无可救药与死亡。”

贝蒂在阁楼上发现伤兵的证件，她从这些证件中得知，他是弗蒙特州的中尉亨利·比德尔，她很清楚应该把这位联邦政府军官的情况向南方邦联的军队报告。但是，她也明白自己不会那么做。她是这样向我解释的：“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有一位妻子等着他。”由于贝蒂的精心护理和照料，重新点燃了亨利·比德尔身上奄奄一息的生命火花。

当比德尔的体力有所恢复时，他给贝蒂讲起他在弗蒙特州韦斯·菲尔德的妻子和儿女。当贝蒂讲起她的两个兄弟和丈夫詹姆斯的情况时，比德尔也仔细地倾听着。

在山谷地带，10月的夜晚变得越来越冷。骤降的气温加剧了比德尔伤口的感染。在一个黑夜里，贝蒂果断地将比德尔搬到她自家暖烘烘的厨房上面的一个秘密阁楼上。

但在第二天，比德尔发起高烧来。贝蒂明白她必须求人帮助，否则他就会死去，所以她就去找她的私人医生、多年朋友——格雷厄姆·奥斯本。奥斯本医生仔细地为比德尔做了检查，然后摇摇头说：“几乎没什么希望了，除非能弄得到合适的药品。”“那好，”贝蒂说，“我到哈珀斯渡口的北方军队那儿去弄。”

医生惊讶地看着她说：“你简直是疯了！联邦政府军的司令部在二十英里之外。即使你去了，他们也决不会相信你的话。”“我要带上证据，”贝蒂说着，从阁楼上取下一份血迹斑斑的、上面盖有战时统帅部官方大印的证件，“这是他最后一次晋升的记录，我让他们看看这个，他们就一定会相信的。”

当她终于赶到哈珀斯渡口并找到联邦军司令官时，太阳都快落山了。 史蒂文生将军听了她的叙述，仍不相信她的话。他说：“我们已经接到比德尔阵亡的消息。”

“他还活着，”贝蒂坚持说，“但是如果他得不到清单上的这些药品，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好吧，”将军最后说，“我不想为了搞清这件事，而拿一个巡逻队的生命去冒险。”他转向一个下级军官说，“你负责让范·米特太太得到这些药品。”他并不怎么理会贝蒂的感谢，却说道，“不管你讲的是真是假，你都是一位勇敢的女性。”

有了贝蒂带回的药品，奥斯本医生将比德尔从垂危中拯救出来。“我不能再这样连累你了，”比德尔对贝蒂说，“我现在身体状况已经够棒了，可以走了。” 于是他们安排由贝蒂的朋友萨姆先生用他的运货马车送比德尔回驻守在哈珀斯渡口的联邦政府军司令部。

比德尔被送往华盛顿。在那里，他把自己的经历向战时陆军部长斯坦顿作了汇报。斯坦顿给贝蒂写了一封感谢信，并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求把詹姆斯·范·米特从战俘营中释放出来。

有关文件记载，有个叫做詹姆斯·范·米特的曾经被送到俄亥俄州的一个战俘营。可是，当那些衣衫褴褛的俘虏们被带到贝蒂面前时，詹姆斯却不在其中。接着又查了几个战俘营，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后来，在特拉华堡，在靠近一排战俘的末尾处，一个高个子的士兵从队伍中走出来，蹒跚着扑向贝蒂的怀里。贝蒂拥抱着他，泪流满面。

亨利·比德尔拄着拐杖站在一旁，此时，只见他正悄然垂泪……

(选自《最好的小小说》，有删改 )

爱的牺牲

欧·亨利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乔和德丽雅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夫妇租了一层公寓，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钢琴。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克蕾门蒂娜，住在第七十一街。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

“德丽雅，”乔说，“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决不能够!我想我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决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块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可能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接着，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雅?”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雅，”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雅?”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只需要说‘当你爱的时候’。”

（有删改）

先下手为强

（美）希区柯克

华伦先生吻吻太太，说了声“早晨好”，再从太太的胖手里接过一杯咖啡，然后在报纸后面坐下来，假装看报。其实，他正在盘算如何把她干掉。

他们已经结婚两年了，不错，这个老女人很有钱。可是，凯琳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亲爱的，我们阳台的正下面，开了一朵玫瑰花。”华伦太太走进来说，“这太有意思了，对吗？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小花园。今天晚上之前，它会开花的。我们结婚两周年的舞会上，我要把它摘下来戴在头上。”

就在那—刻，华伦先生脑子一闪，想出了—个主意。今天晚上，他要带着她，走到阳台边上，叫她指给他看那株玫瑰花。然后，一抬，一推……他可以想象阳台下面，阳伞和桌子中间，有一团不成形的东西。他还可以听到自己痛苦地低语：“她为了看那朵玫瑰花，身子一定是探出去太多了。”

当然，他会继承她所有的金钱，也会受到人们的怀疑，不过，谁也不会看见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没有过硬的证据，就没关系，他不在乎人家怎么想，凯琳住在一栋亷价的房子里。身边这个老女人对他是够大方的，经常送他礼物，为他付账。但是，对他的零用钱却扣得很紧，使他无法在凯琳身上多花钱。凯琳中午十一点钟等他，他必须找个借口，比如理发或者买衬衫等等类似这样的理由溜出去。华伦太太对他说，上午都是他的，可以自由安排。她没有说中午是不是回家吃饭，因为她答应到迪奥旅馆，然后去上舞蹈课。

“你和你的舞蹈课！”华伦先生说，开玩笑地拍拍她，“我想你是爱上那个叫毕克的舞蹈教师了，你总是和他跳舞。”“噢，亲爱的，我以前总是和你一个人跳，可是，结婚后，你似乎放弃跳舞了。

“还记得在乔治家的那个晩上，我们一起跳《蓝色多瑙河》的情景吗？”

和她相处的时间不多了，回忆一下过去，让她高兴高兴。

“那天晚上，你不肯接受小费。你说，不愿意让金钱玷污我们之间纯洁的爱情。所以，第二天我就买了一只金表送给你，作为补偿——你还记得吗？”

他们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然后分手，各干各的去了。

华伦先生趴在一张椅子上，向他的情人凯琳说出他的计划，凯琳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她有些激动，恨不得马上就和华伦过上富足的生活。

与此同时，华伦太太正在舞蹈老师毕克的怀里，笨拙地扭着舞步，嘴里还哼着调子，毕克凑近华伦太太的耳边，说：“可爱的小女孩，昨晩我没有接受你慷慨的馈赠，你没有生气吧？我只是不想让金钱玷污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华伦太太一点也不难过，她带来一只白金手表来补偿他拒收的小费。

华伦先生回家时，带着一只二手的钻石发夹，准备送给太太，花那么多钱买礼物是有点浪费，但是，事成之后，他可以随时把它转送给凯琳。绝对没有人会怀疑，一位刚刚买钻石发夹送给太太做结婚周年礼物的人，会是谋害太太的凶手。

看到礼物，太太显得非常高兴，现在需要的是把一朵玫瑰插到头发上面，然后，她就准备和丈夫一起下楼吃晩饭。

华伦先生觉得，真正的谋杀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

他们一起来到阳台，探身向下望去。

一举，一推……一声惊恐的哭叫。下面，一群人从阳伞下跑向那个摔成一团的人。出人命啦！快叫敦护车，报警，找一块桌面盖一下……

警察冲进旅馆套房，不错，沙发上坐着紧握双手、头发凌乱、猫哭耗子的人。那个人痛哭流涕地向警方讲述那可怕的故事：

“他一定是为了看那朵玫瑰花，身子探出去太多了。”华伦太太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