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言相告

美纳博科夫

欧金尼娅是个流亡的老寡妇，总是穿身黑衣服。前一天她的独生子米沙死了，至今她还不知道。

早上七点左右，欧金尼娅的老朋友切莫比尔斯基夫妇收到来自巴黎的电报，米沙干活的那个工厂的厂长说他是从楼顶掉进电梯井的。

这时候，欧金尼娅也起床了，她到厨房煮了些咖啡。欧金尼娅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不和房东太太讲话了，这也不是她们第一次吵架。不过，她跟朋友们说起来时，总说自己无意搬走。要是决定和谁断绝关系，她只要关上那个像黑色小拎包一样的便携式助听器就行了。她提着咖啡壶走过门厅，发现地上有张明信片，是邮递员从门上的投信缝隙塞进来的。明信片是儿子寄来的。

她一手提着咖啡壶，站在门槛上读。明信片上写道：“亲爱的妈妈，我一直拼命工作，晚上滑了一跤，哪儿都去不成了。”

切莫比尔斯基夫妇之前通过更先进的通讯方式知道了米沙的死讯，结果便是她现在读到的这几行字，实际上不是她儿子写来的。

两条街之外的公寓里，切莫比尔斯基正从ー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他一边走，一边无奈地摆手：“该怎么告诉地呢？上帝，真不幸啊。地肯定受不了的。可怜的孩子啊，还不到三十岁。想想这工作还是我帮他找的呢……”他的妻子边哭边挠地白发稀疏的头，分别打电话给利普什泰恩夫妇，列诺什卡，奥尔尚斯基医生——但就是下不了决心自己先到欧金尼娅家去。

欧金尼娅喝完咖啡后挎上黑网兜，提上手提包出门了。她身子仍然挺得笔直。不戴助听器的话，她就是个彻底的聋子。就是戴上，耳朵也很背。小镇的嘈杂声对她而言就是她血液的流动声。在这样已成习惯的背景中，周围的世界与她相安无事。行人是橡胶人，狗是毛绒狗，电车寂静无声。她在这一片寂静中行走，面无表情，但整体来说她对自已还是满意的：穿着黑衣，受着耳聋的迷惑和限制。她在想，明天，是个假日，可能有人来访。她应该买点上次买的烤饼。路过钟表铺时，她记起来该把米沙的手表拿回来。表是米沙在巴黎摔坏的，托人顺路带給她。她走进了钟表铺，悄无声息。钟摆晃动，各晃各的，各走各的时间。她从手袋里拿出了个钱包模样的小东西，急急地戴上，从前做这么快的动作还不好意恩。钟表商熟悉的声音远远传来——起初很响——接着消失了，然后冲到她面前猛响起来。

“好了，我听见了，下个星期五。”

一离开钟表铺，她又让自己与世隔绝起来。她带有黄斑的衰老眼睛又一次显得安详平静，甚至露出快乐的神色。

她一路走一路随意观看，将赞许的目光投向孩子、小狗。走了一会儿，早春空气令人发困，她边走边打哈欠。在面饼店里，她仔细挑选面饼，走动时不敢伸直指头——原来，黑羊毛手套上破了个洞。她出了门，隔壁店里在卖男式村衣，引起了她的兴趣。刚要进去，突然胳膊被舒夫太太拉住，欧金尼娅迅速地调整好她的复杂机器，这时候世界才变得有声了。舒夫太太对准黑色助听器，要把她的声音直接灌入：“巴黎有消息吗？”“有啊，经常有，”欧金尼娅轻声说道，又加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好心的舒夫太太尖声喊着回答，那声音刺得欧金尼娅眼里闪出痛苦的神色。

舒夫太太到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晓，回到家，切莫比尔斯基正在给她丈夫打电话。舒夫建议写几个纸条给欧金尼娅看，说米沙病了，从轻说到重。

欧金尼娅回到家，在门口的台阶上发现了切莫比尔斯基。他们进了门，切莫比尔斯基太太先来了，已经等了好长一阵。煎熬就要开始了。

欧金尼娅喜欢朋友们来访。见他们来，她只觉得高兴，赶紧热情地忙活起来，切莫比尔斯基夫妇硬拉着她坐下。

“看在上帝的份上，开始吧。”他妻子恳求道。

“唉，我能说什么呀!”切莫比尔斯基叫道，猛地站起来，绕着屋子打转。

欧金尼娅已经注意到周围人的脸色，开始仔细地观察起来。

门铃响了，房东太太神情凝重地开门，请进来艾达姐妹。她俩脸色白得可怕。

助听器就放在地眼前的桌布上，一会儿朝着这个客人，一会儿又朝向那个客人，可是声音斜着传过来，听不真切。突然，舒夫夫妇走了进来，接着又进来了瘸子利普什泰恩和他的母亲，后面还有奥尔尚斯基夫妇、列诺什卡——大家都互相说着话，不过小心不让欧金尼娅听见。其实大家已经分成几个组把她围在了中间，一个个严肃紧张。

欧金尼娅的笑容突然消失了，换成了怨恨一般的神色，继续把助听器伸向客人——

躲到远处屋角抽泣的切莫比尔斯基咆哮道：“还解释什么——死了，死了，死了!”可是她已经不敢往他那边看了。

（有删改）

我是小白鼠

美亨特·佩雷特

还记得那个外出吃饭是放松、是享受的时光吗？那时，有人为你做饭、为你端饭，你走后还会为你清理桌子。可惜啊，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今天当你再去饭馆吃饭时，你仿佛就像那些为得到一块奶酪而必须穿过道道迷宫的实验室老鼠。

那次我一进饭馆的门，侍者就迎了上来：“晚上好。要张坐四个人的桌子？”

“是的，谢谢。”

“在吸烟区还是无烟区就坐？”

“无烟区。”

“你喜欢在室内还是喜欢在室外呢？”

“我想室内好一些。”

“你想坐在大厅里，还是单间还是我们那可爱的能享受阳光的地方？”

“嗯，让我想想……”

“我可以在能享受阳光、能看到外边景色的地方找个桌子。”

“那好。”我跟他来到那里。

“现在，你是想要可俯瞰高尔夫球场的，还是可眺望湖上落日的，还是要看远山树色的？”

“随你便吧。”我说，也让你给我做个决定吧。

他让我坐下，我也不知道窗外到底是什么景色，因为天已经完全黑了。

然后，一个更年轻漂亮，穿着也更好的侍者又走了上来，他说：“我叫保罗，将是你这顿饭的侍者。你都订什么菜呢？”

“用不着订什么，你只要给我端来小牛肉和烤土豆就行了。”

“要汤还是要沙拉？”

“沙拉。”

“我们有混合的青菜沙拉，还有几种别的，你要哪一种？”

“就给我青菜沙拉吧。”

“用什么拌呢？”

“随你的便吧。”

他又给我说了好几种拌沙拉的配料，我说随便一种吧。这时我已烦透了他的虚假客套。

“你的烤土豆呢？”我一听就知道他又要问什么，就说：“我只要烤土豆，什么也不带的烤土豆。”

“不要黄油也不要酸奶酪？”

“不要。”

“也不要细香葱？”

“不要！你懂不懂英语？我什么浇头也不要，你只要给我拿烤土豆和烤小牛排就行了。”我喊了起来。

“那你是要哪一种牛排呢？4盎司、8盎司或12盎司的？”

“随便。”

“什么火候的，嫩的、半嫩不嫩的、老的、还是半老不老的？”

我气急了，说：“我真想到外边教训教训你。”

“太好了，你想在哪儿打，停车场、胡同还是饭店前的大街上？”

“就在这儿！”说着我一拳打了过去，他一低头躲过，随后一个左钩拳打在了我的眼上。这是这个晚上他第一次没再让我挑选。我半昏半迷地瘫在了椅子上。迷蒙中听到有人赶来了，正训斥保罗。过了一会儿，我完全清醒了，发现饭店经理正在向我赔罪，他还提议给我买一杯饮料。我说一杯水就行了。他又问我：“那你是要进口矿泉水呢，还是带柠檬的苏打水？”

（有删改）

在异乡^①    海明威

秋天，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②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冈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葬礼的仪式时常从院子里开始。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像个锦标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检查他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但是他却没有我那么幸运。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得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③，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辞令，可以看出真正的含义：我的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却夸奖我口语流畅。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嗯，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文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语法概念模糊时，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只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的。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类似他的病例，但已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本文有删改)

绝妙的错误

美刘易斯·托马斯

大自然迄今取得的唯一最伟大的成就，当然要数DNA分子的发明。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了它。它装在第一个细胞之中，那个细胞带着膜和其他东西，在大约30亿年前这个行星渐渐冷却时出现在某个地方的浓汤似的水中。今天贯穿地球上所有细胞的DNA，只不过是那第一个DNA扩展和惨淡经营的结果。从某种本质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声称自己取得了什么进步，因为生长和繁衍的技术基本没有变。

可是，我们在其他方面却取得了进步。尽管今天再来谈论进化方面的进步已经不时髦了，因为如果你用那个词去指称任何类似改进的东西，会隐含某种让科学无能为力的价值判断，可我还是想不出一个更好的术语来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毕竟，从一个仅仅拥有一种原始微生物细胞的生命系统中一路走来，从沼地藻丛的无色生涯中脱颖而出，演进到今天我们周围所见的：—切——巴黎城，依阿华州，剑桥大学……我后院里的马栗树，还有脊椎动物大脑皮层模块中那一排排的神经原——从那一个古老的分子至今，我们真的已经走得很远了。

我们绝不可能通过人类智慧做到这一点。即使有分子生物学家从一开始就乘卫星飞来，带着实验室等等一切，从另外某个大阳系来到这里，也是白搭；没错!我们进化出了科学家，因此知道了许多关于DNA的事，但假如我们这种心智遇到挑战，要我们从零开始，设计一个类似的会繁殖的分子，我们是绝不会成功的。我们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设计的分子会过于完美。假以时日，我们终于会想出怎样做这事，核苷酸啦，酶啦等等一切，做成完美无瑕的一模一样的复本，可我们怎么想也不会想到，那玩意儿还必须能出差错。

能够稍微有些失误，乃是DNA的真正奇迹。没有这个特有的品性，我们将至今还只是厌气菌，也绝不会有音乐。一个个地加以单独观察，把我们一路带过来的每一个突变，都是某种随机的全然自发的意外。然而，突变的发生又绝不是意外，因为DNA分子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定要犯些小小的错误。

假如由我们来干这事，我们会寻求某种途径去改正这些错误，那样，进化就会半路停止了。试想，一些科学家正在专注地从事于繁殖丈本完全正确的、像细菌一样的无核原生细胞，而有核细胞却突然出现，那时，他们会怎样地惊慌失措。

我们讲，犯错误的是人，可我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个想法。而让我们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犯错误也是所有生物的本性，那就更难了。我们更喜欢立场坚定，确保不变。可事情还是这样的：我们来到这儿，就是由于纯粹的机遇，也可以说是由于错误。在进化路上的某处，核苷酸旁移，让进了新成员；也可能还有病毒迁移进来，随身带来一些小小的异己的基因组；还有来自太阳或外层空间的辐射在分子中引起了小小的裂缝，于是就孕育出人类。

不管怎样，只要DNA分子有这种根本的不稳定性，事情的结果大概只能如此。说到底，假如你有个机制，按其设计是用来不断改变生活方式的；假如所有新的形式都必须像它们先前那样互相适配，结成一体；假如每一个即兴生成的、能对个体进行修饰润色的新基因，很有可能为这一物种所选择；假如你也有足够的时间，那么，这个系统注定要迟早发育出大脑，还有知觉。

生物学实在需要有一个比“错误”更好的词来指称这种进化的推动力。或者，“错误”一词也毕竟用得。只要你记住，它来自一个古老的词根，那词根意为四处游荡，寻寻觅觅。

（选自《水母与蜗牛——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续）》，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