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最近10年来，国家和社会不仅极力倡导工匠技艺，还重视手工技艺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此举顺应时代发展，承续历史传统，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资源养分。
中国的思想文化极看重匠人职分，对他们的造物之功有极高的评价，与圣人等而视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将匠人推到如此高的分位，《考工记》中“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易•系辞上》也有类似的记栽。“开物成务”，无此物创此物，谓之“开物”，做此事成此事，是为“成务”。“开物”与“成务”都是圣人之举。工匠之绩，则在于造物，有再造之功，四时并运，与圣人同位。工匠文化往往也有深厚的意义。
工匠文化的内里，呈现出一种学理般精神，就像儒家教导儒者要做一个圣贤人一样。工匠的理想则是成为宗匠和哲匠，达到该领域可能企及的高度。匠人在日常生活中宁可降低标准，亦不愿为金钱名利所縛；宁可委屈自身，也要克己服理，尊师重道；宁愿牺牲机缘，决不可降低诚信标准。中国工匠文化有如此深远的渊源，绝不是在应付现实、获取功利的观念下创立，其背后有一种精神，此精神赋予手工艺以光明，形成生命力，流传至今。
中国的工匠是道德的、信誉的、人格的、文化的。受到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儒家思想讲究修身、立行、立言、德性、礼仪，在匠人的身上这些文化特质都能得到体现。匠人们在此种风气的熏染下，讲究和气生财，与人为乐，互利互惠。很多坊名就是使用店主的名字，誉播四海，如“王麻子”剪刀、到定之装池等，屹立百年而不倒，以人格做担保，以诚信和信誉获得尊重，兢兢业业，苦心经营。这种以人格为立身之本的匠人文化，将技艺人格化、精神化，有别于西方重契约的历史传统。匠人如果缺乏道德修养，品德有瑕疵，即使身怀绝技，也难以立足。
匠人的天职在于造物，匠师们在历史上创造了极璀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每一件造物都凝聚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造物覆盖了天道与人事，这是天道与人事的相互作用，孕育出了造物之理，长而久之，通过历代的积淀形成了匠人独特的文化景观，或可称之为精神文明。匠人每一次的造物，都包含了匠人的素养、技术水平、历史传承、时代成格、个人面貌，还受到特定时空、地域、制度、时代、工具、技术、思想等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事件，是多个内因和外因相互效力的结果，集合成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
匠人文化，绝非仅是靠几个匠人之力，就能保泰持盈维持中国文化几千年，而是依靠历代众多底人及全民苦心经营、匠门雍睦、子弟循谨、师父嘉言懿行，维持技艺不哀，文物蔚起。匠人之功，尤不可没。
（摘编自舒光强《中国工匠的人文精神》）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近年我国对手工技艺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重视，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养分。 |
| B．中国匠人具有儒家所讲究的修身、立行、立言等文化特质，其立身之本不同于西方。 |
| C．每一件造物，都是由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互相影响，即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
| D．匠人们对民族文化的保存与绵延有极大的贡献，中国的历史文化依赖他们得以传承。 |
| A．文章采用了类比论证、引用论证的手法，强调了中国思想文化对匠人职分的看重。 |
| B．文章运用排比手法论证了匠人轻名利，重诚信，克己服理，尊师重道的内里精神。 |
| C．文章通过介绍中国工匠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来论述承续历史传统的必要性。 |
| D．文章主体采用并列结构，从匠人地位、人格、天职等角度阐述中国工匠的人文精神。 |
| A．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的匠师们就很难创造出极璀璨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
| B．店主用自己的名字作为坊名，是诚信经营、重视信誉、以人格做担保的具体表现。 |
| C．匠人造物不仅依赖匠人的技术水平，更离不开匠人内里的学理般精神及道德修养。 |
| D．西方重契约的历史传统，使得匠人只要技艺高超，即使品德有缺陷也能获得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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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年仅47岁的加缪
因为车祸意外殒命。
苏珊·桑塔格曾在《反对阐释》一书中将加缪归为“作为受难者之典范的艺术家”。纵观加缪一生，“受难者”的形象总与他息息相关：生于北非贫民窟，不足一岁失去父亲，少年时因罹患无法治愈的肺结核几乎失学。生活似乎从一开始就为他画上了休止符，但这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开始。疾病作为加缪的“绝望和挑战”，“一半是宿敌，一半是催化剂”。在他，这不是隐喻，而是真实的存在。他时刻感知到生命的短促易逝，更时时陷入孤独，却从未妥协。从此，与荒诞的抗争，成为加缪小说和戏剧书写的唯一命题，更是贯穿其一生的人生哲学。
加缪的荒诞哲学，虽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却绝非凌空蹈虚，皆源于其对生存的高度认知与敏锐感悟。我们读《局外人》，总是惊异于叙述的冷静克制、主人公默尔索对待世事的无动于衷，于是想当然地将加缪与“冷漠”、“厌世”等负面形容画上等号。真实的加缪并非如此。生活于他，虽极为“悲伤”，但仍有“热情”。他认为，诞生到一个荒诞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与自己的自由。如果说《局外人》是其荒诞哲学的首度展示，那么《西西弗的神话》则可以看作是这一理念的最佳诠释。希腊神话中背负着沉重诅咒、永远推着石头上山的悲剧人物，何以在加缪笔下摇身一变成了主动抗争的英雄？这是一种暗示，隐隐对应着作家积极的人生观——生活虽是无望的，荒诞始终多于幸福，但正如小说《鼠疫》里所写，即使世界荒芜如瘟疫笼罩之下的小城奥兰，只要一息热情尚存，绝望就不致吞噬人心。
加缪的文字虽是隐忍的，他的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漠不关心、冷漠超然，抑或悲观厌世，从来与他无缘。终其一生，他秉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训诫，“热爱生活本身更甚于热爱它的意义”，满含着热情介入这生活，以期摆脱局外人的身份。他以手中之笔针砭时政、挑战荒诞，新闻、文论、时评、小说、戏剧，无所不写，只为了唤醒世间囿于生存之累的芸芸众生。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称他“不断地确认人类处境之荒诞，然而其背后却非荒芜的否定主义”，也正是对此种“介入”的肯定。
在短暂的一生中，加缪始终是一个游离于边缘的局外人。加缪精神上有“囹圄”之感，这和其早期经历无不相关，但更直接的伤害，自然非后期政治上的纷争与最终被排斥的际遇莫属。1950年代初，由于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上意见相左，加缪与萨特彻底决裂，其后他逐渐成为左派文人攻击的标靶，被以萨特为掌门人的巴黎人文学界斥为异类，从此，生活在局外人一般的被放逐状态之中。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
期间，这“局外人”的身份更是越演越烈，终至无法收拾。一直以来，加缪始终以阿尔及利亚公民自居。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在牵动其敏感内心。作为书写的原乡，阿尔及利亚更时常出现于其小说及戏剧创作之中。从早期的《局外人》《鼠疫》《卡利古拉》，再到遗作《第一个人》，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虽构成加缪书写的主题，其下却潜藏着何其相似的关键词，比如，阳光、大海、沙滩。作为“乌脚”（当地话，意指白人移民）后裔的他，身份极为尴尬，“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帕慕克语）。他一直试图在战争与和平的罅隙间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他不愿自己的“妈妈”遭受意外的横祸，亦不愿记忆里“无法割舍”的美好尽数毁于硝烟。
因此，加缪本着“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的原则，希冀通过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在彼时日渐高涨的民族独立风潮之下，这和平主张更近乎于美好的想象，是一厢情愿的空谈，双方均无法认同。然而，世事的吊诡也正在于此，追求和平的人反倒成了阻挠和平的帮凶。彼时，加缪腹背受敌，就连昔日的战友
也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现实的屡屡受挫，无疑将他推入孤绝的深渊。从此，他避居乡间，不问政事，只在日记中涂抹彷徨与失落，或在戏剧中寻找往日的荣光，渐渐归于“最终的沉默”。这种无为，既非“江郎才尽”的无奈之举，亦非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人与他所处的环境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抗”，源于理想主义者对自我信念的坚持，是加缪一生对抗错误、矛盾和踯躅的具体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