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地平线

——纪念古代重阳节“登高”

王开岭

有天，忽然意识到，古人比今人多一股冲动：逢高即上，遇巍则攀。

奇峰巨顶不必说，即便丘峦高阁，也少有无视者，总要上去站一站，临风凭栏，意气一番，感慨几许。

所以，凡山亭江楼，词赋楹句总是爆满。古代好辞章，尤其时空激荡的豪迈与峭拔之文，多与“登高”有关。王勃《滕王阁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望岳》、崔颢《登黄鹤楼》、范仲淹《岳阳楼记》、岳飞《满江红》皆为“高高在上”所得。

在古人那儿，登高眺远，既是抒怀酬志的精神仪式，又是放牧视野、孜求彻悟的心智功课。高，带来大势大象，带来疏旷与飘逸、不羁与宏放，带来生命时空的全景式阅读。视野对心境的营造、地理对情思的熏染，使得“往高处走”有了强烈的召唤力，成了风靡千年的诱惑，于诗家墨客更是一味精神致幻药。

然而，“登高”并非文人独嗜，百姓亦胸有丘壑，尤其在九九重阳，更是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我始终认为，登高节是中国先民一个最浪漫、最诗意的节日。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心旷神怡，菊色爆涨……值此良辰，若不去登高望远、游目骋怀，实在辜负天地、有愧人生。从“登高”意义上说，这几乎是个绝版的节日。今人仅视为“敬老节”，无疑让它的美折损大半，伤了筋，动了骨。

登高节、重阳节、茱萸节、菊花节，乃一回事，但我尤喜“登高”之名。

九九习俗源于战国，古人将天地归于阴阳，阴即黑暗、沉寂，阳即光明、活力，奇数谓阳，偶数谓阴；九乃阳数之首，九月初九，双阳相叠，故称重阳。加上“九”“久”谐音，重阳从一开始便是欢愉之词。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后来，重阳节又繁殖出了一串新解：除凶秽，招吉祥；延年益寿，祈福求安。仪式也愈加丰富：饮菊花酒、贴菊叶窗、佩茱萸草、吃重阳糕、祭先祖、送寒衣……但有个核心不变：登高。

登高，除赏秋，亦有惜时别离之意。九九乃秋之尾，尔后草木凋零，虫声偃息，万象复苏要等来年了。此时登高，将谢幕前的风景尽收眼底，将天地之恩默诵于心，颇有依依不舍和立此存念的意思。故有人称九月登高为“辞青”，与三月“踏青”呼应。这种对时令的感情，除去膜拜的元素，很像爱情或友谊。

眼前的欢聚与热闹，会让很多人思念远客和往事，追忆昔日的葱茏年华。当然，对老百姓来说，寻欢仍是兹日最大主题。

“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李白《九日》）

秋收毕，仓廪实，人心悦，少不了邀友约醉，醍醐一场。唐人孙思邈在《千金方月令》中道：“重阳日，必以糕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即醉而归。”

辞秋，注定是一次丰盛的饯行。

登高的去处，一般是山、塔、楼，所以，在一座古城，大凡能将风景揽入怀中的高处，几朝下来皆成为名胜。对古人来说，若城内或近郊无高处，是非常败兴、非常严重的事。所以，筑阁砌楼便成了古建时尚，“江南三大楼”之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皆受驱于登高揽景的欲望，一俟矗起，则声名大噪，“游必于是，宴必于是”。

某日，走在高楼大厦的街上，我忽然想，早年北京何处适于登高放目？

清《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据说，除以上各处，玉渊潭、钓鱼台也人气颇盛，而慈禧太后去的是北海桃花山。

我盘点了下，清人眼里的这些高丘，如今几乎都荡然无存。若要登高，恐怕得去爬香山或央视转播塔了。鉴于空气清洁度，能瞅多远尚不可知。

有年去福州，夜宿于山宾馆，被告知旁边即有著名的于山和白塔，心中甚喜，顿觉夜色阑珊、地气充沛，睡得特香。翌日拉开窗帘，大吃一惊，那传说中的于山不过一座土丘，连塔算上，高度也不及对面的一栋楼。

千余年来，福州的地标是“三山两塔”，你在城里任一角落，皆可望见这三加二的全景图。历代画家绘福州，只要择五点之一摆画案，出来的全是鸟瞰图。现在，福州人该去哪里登高呢？

我看过记载，至清末，各地的“登高会”依然盛行，长沙的岳麓山、广州的白云山、武汉的龟山、南昌的滕王阁、西安的雁塔……都是著名的雅集地。素无丘山的上海，就把沪南丹凤楼及豫园大假山作为“高枝”来攀。

从前人的心目中是有“高”的，尊高、尚高、仰高，“高”对其人生步履和精神移动有股天然的吸引力。先人所涉足者，多为在野之高、山水之高、天赐之高，先人不仅慕之趋之，还忠实地护高、养高，对身边的高物，不敢随便削弱或降低它，不敢做有损它尊严与荣誉的事。

还有一点，即先人自然之子的秉性。在对时季的敏感、对光阴的惜怜、与自然对话的天赋及能力上，今人皆比先辈逊色得多。我们不仅迟钝，而且寡情。把重阳节改成敬老节，是文明的粗暴，是生存美学的大损失。

当沥青覆盖了旷野，当城市沦为蔽日峡谷，当石阶变成电梯，当丘山被纷纷削平，当天然之巍被化作砖块水泥，世人眼中只剩下了“珠峰”……

我们的刻度变了，视觉和灵魂的刻度都变了；我们所用的尺码，和欲望一样，肥大而粗陋；我们睥睨天下，肆意规划任何想要的海拔，结果，人造的高遮挡了我们的视线，缩小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丧失了远方的地平线。

小时候，老师解释“地平线”，我马上就懂，那是日出日落的地方，那是“远方”的代名词。今天，城市的小朋友谁见过地平线？

在心里，我向古代那些平平仄仄、不起眼的“高”致敬，向那漫山遍野赤裸裸的笑声致敬，向那消逝的远方的地平线致敬。

戏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当众表演故事的艺术，小说是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的艺术。戏剧与小说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定性和基本风貌。

小说故事的时间、地点的变更完全没有限制，于是情节可以有大的容量；而戏剧是将事件的发生直接呈现在舞台上，作家对故事情节的支配必须受到舞台演出的限制，追求情节单纯集中，不枝不蔓。西方经典戏剧理论“三一律”规定：剧本创作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即只允许有一个故事线索，发生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天，必须只有一个地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把它解释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

小说的媒介是语言，以叙述为主，诉诸读者的智力和想象；而戏剧的媒介则是演员的肢体和言语，以直观展示为主，诉诸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演员不能像小说那样插入作者的叙述、描写、观感、议论。高尔基在《论剧本》中说：“剧本要求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者的提示。”叙述与展示的不同带来的另一个区别是：小说倾向于表现过去时，而戏剧则表现现在进行时。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说：“任何叙述形式都趋向过去已发生而现在结束了的事件，那么戏剧的具体性正是发生在永恒的现在时态中，不是彼时彼地，而是此时此地。”所以，戏剧中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往往比较棘手，以前多靠人物的叙述回顾。

小说的故事是提供给私人阅读的，阅读的方式可以完全自由，情绪也可以随意调节，但是观众走进剧场看一出戏的情形则不同，它是一种集体欣赏。戏剧的故事必须一开始就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且要维持这个兴趣到戏剧的终结。如果观众感觉乏味，难免随时离场，这会影响戏剧演出的效果。情绪效果的限制要求戏剧故事必须加快情节发展的节奏，且保持情节的张力和变化，这就需要戏剧中有冲突、悬念、突转和发现。英国威廉·阿契尔在其《剧作法》中说:“我们可以称戏剧是一种激变的艺术，就像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一样，正是这种发展进程的缓慢性，使一部典型的小说有别于一个典型的剧本。”

戏剧与小说各有其基本艺术特质与形态，但两者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契诃夫的剧本《海鸥》背离了当时普遍接受的“戏剧法则”，追求戏剧事件的生活化和剧本的内在抒情性。虽遭指责，但这种崭新艺术促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舞台导表演体系的变革。众多小说家融入了戏剧的“动作”、“冲突”、“悬念”等技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创作出了众多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陈军《论戏剧与小说的文体区别及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