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张，不少承载着乡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传统古村落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加上“仿古建筑，小吃一条街”的疯狂“造街”，使古村落不仅因过度开发失去原真，而且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

浙江省对古村落的开发保护值得各地借鉴。以建德市新叶村为例，该村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是国家文物局保护与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的6个村落之一。新叶村在保护利用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补偿基础，形成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在保护过程中，积极采取“规划新区，保护老区，有序过渡，和谐共生”的办法，来降低老区的人口密度，同时引导村民发展相关的旅游事业。

（摘编自2016年6月28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大量古村落因人去屋空而破败甚至消失，意味着文明的断裂。现代人在享受幸福生活时如果丧失了“文化之根”，这种幸福只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国家肩负着保护古村落、振兴古村落的责任。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保护、振兴古村落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一个古村落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关键在于这个村落能够人丁兴旺，只有有了足够的人气才能让古村落有生气。一些列入了保护名录的古村落，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能够吸引到一些旅游资源，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样板，如江南地区的乌镇、周庄等古镇。但是更多的古村落并不具备像这些名镇那样的丰富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流，而一些新造的旅游景点也不足以体现传统文化。因此，保护古村落，更重要的是让古村落能够留得住人，说得具体点，就是能够留得住在此居住、生活的人群。

（摘编自2017年12月11日《澎湃新闻》）

材料三：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传统村落。然而，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每一个县被收录的古村落不足2处。据调查统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相当于一天之内就有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至今，全国的自然村只有约200万个。

面对急剧消失的古村，“救火式的奔走根本跑不赢古村消失的脚步”，公益组织的力量似乎分外薄弱。

2014年11月，汤敏^①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在深圳发起成立“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着手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尝试用“互联网+公益”的方式为古村保护积蓄能量。

汤敏认为，在“互联网+”语境下，利用扁平化与便捷快速的社群链接，正让社会创新走向多维立体生态，也能让“古村之友”聚合出巨大的价值增量。

“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汤敏说，如今，古村落保护不缺政府的支持，也不缺商业的力量，缺的是公众的参与，“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而如今，互联网正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和可能。”

（注）①汤敏：北大研究生毕业，近年致力于保护古村落，推动乡贤文化建设。

（摘编自201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高陵网）

回顾中国近现代以来近两百年的历史，由于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的优势以及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国人面对外来的强势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压力，不断对自己50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检讨与反思中往往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与批判比较多，而且常常是以西方某些文化尺度和价值标准来对中国文化进行片面的评判。久而久之，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本体地位和主体意识，许多国人失去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今天，我们很有必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新时代全新的视角，对我们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重新进行认识，以找回并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其实，如果把中国文化传统放在整个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看，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历史中创造的辉煌文明及其延续不断的文化传统，都不能不说是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从根本上被全面征服、被全面西化的国家，事实上在近现代以前的大部分时期，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更是进发出极大的能量和创造力，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就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等许多方面追上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方面虽然得益于我们敞开胸怀，虚心向先进发达国家学习，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稳健笃实、中和包容的文化精神有很大关系。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目光不应仅仅局限于四大发明、衣食住行、诗书礼乐、琴棋书画这些表层的、直观的方面，更应当关注在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包括国家管理、社会治理、伦理价值观、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成就及其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

例如在国家治理层面，中国古代儒家早就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许多非常深刻的政治原理，例如敬天保民、民为邦本、德主刑辅、允执厥中等等。战国诸子百家更是从不同角度对安邦治国、社会管理问题提供了各不相同却又互相补充的丰富思想与学说。秦朝统一后，中国就基本上建立了覆盖广大疆域的强大而有效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这在当时整个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连西方政治学家也不否认。弗朗西斯·福山就认为秦朝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此后汉承秦制，历朝历代行政管理和文官制度不断完善，不少王朝都能在长达三、四百年间维持政权的延续和社会的基本稳定。中国从汉代开始就有从民间和社会底层考察和选举官员的制度，很早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比较罕见的。

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已将长寿、富强、康宁、好德、善终等“五福”作为人生幸福的价值追求，以“礼义廉耻”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道德尺度，以个人、家庭、国家变通相连的整体利益为共同福祉，以天下为公天下太平、天下大同为社会理想。这样一种价值观体系，既不同于西方现代以来那种以个人权利为根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也不同于些把终极价值和希望寄托于神灵、天堂和来世的宗教价值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个体与群体统一、现实与未来统一的辩证思维，也表现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理性务实自实践理性精神。

在哲学思想方法方面，中国文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中道”哲学思维，这是一种与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中道”思维认为哲学的银本任务和最高智慧就在于求“中”，也就是在不同事物、不同要素之间求其共同点，在矛盾对立面之间把握恰到好处的“度”，在主现和客观之间寻求互相契合的“节”，在历史进程中抓住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时”。这种“中道”思维包含有深刻的辩证逻辑和实践理性精神，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赋予了中国文化一种既能延续传统又能与时俱进，既能保持自身特质又能吸取外来精华的特性，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吸纳性和自我更新能力，不管遇到怎样的新情况，不管碰到多大的挑战，都能及时作出调整，吸收整合各种资源，找到最适合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恰到好处的正确路径。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宝库，其中有许多曾经一度被我们所忽视，所误解的精华，值得我们去重新加以认识，并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以便为我们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资源。今天我们应该以更加自信也更加全面客观的态度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同时也以更加辩证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为根基，以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为主体，“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建设当代中国的新文化，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作者徐克谦，选自《新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