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一时期被哲人称为“轴心时代”。期间，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同时在中国、古印度和古希腊开始独立形成。这一时期通过对话产生的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原创性。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精神基础之上。在前轴心时代，主导文明对话的是帝王、国王、神话英雄或“王官”。到了轴心时代，思想家登上文明对话的舞台，成为对话的主体，引导对话的展开。春秋时期的中国“礼崩乐坏”，思想家奔走于诸侯国之间，游说各国君王，批评政治，为重建社会秩序而努力。此时，古希腊社会的城邦也已形成。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政体还是斯巴达式的寡头政体，一切问题取决于专家、知识分子、演说家的演讲艺术，而且必须通过辩论做出裁定。雅典的广场、公民大会、参政院、法庭、体育学校等是这些文明对话的最佳场所。

思想家、学者或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文明对话的主体力量，是因为他们有学问，有智慧，有真知灼见。在思想家那里，对话既是哲学思想的表达形式，也是哲学思想本身。对话产生哲学思想，哲学思想持有对话的结构。富有内涵的对话打破了君王对思想的垄断，树立起思想与文化的权威，这对于文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春秋时期两大显学孔学与墨学就是由对话产生的对中国文明影响深远的两大哲学思想流派。“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或关键词。孔子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巧妙地阐释了“仁”的丰富意蕴。与“问仁”同样精彩的对话还有“问政”。《墨子》全书也多为对话体。墨子为言论订了三条原则：“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这是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百家争鸣的重要原则。

轴心时代古希腊两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文明对话的高手。苏格拉底独创了自己的对话问答法，极其娴熟地运用对话思维方法来展开思想，通过对话，激发思考，探求真理。柏拉图完全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思维方法，他创办了雅典学院，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问答法的教学方法，提倡通过对话，突显矛盾，分析、归纳，得出结论。这与苏格拉底的思维助产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从孔子、墨子到孟子、荀子，还是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可以明显看到哲学思想在表达形式上的变化：由相对自由的对话体逐渐转向比较严谨的论述体。不过，即使是思想家、学者“述而有作”，对话也没有退出思想学术领域。比如先秦诸子著作的经传，既是一种学生对老师学说的解释，同时也是学生与老师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话永远是哲学思辨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

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另一形态特征表现为对话是教育的直接形式，通过对话展开教化，对话成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孔子和柏拉图是中西方以对话方式开展启发式教育的开山祖师。一部《论语》，一部《柏拉图对话集》，是人类对话式教育方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吟诵，惜之念之的文化遗产

①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歌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许多学者的经验表明，高声朗读和吟诵是学习诗歌和古文的一种方式；不出声音地读，就不能真正对作品的内容、情意有深入的体会和了解。

②吟诵是一种既遵循语言特点，又根据个人理解，依循作品的平仄音韵，把诗中的喜怒哀乐、感情的起伏变化，通过自己抑扬顿挫的声调表现出来的方式。它比普通朗诵对作品内涵有更深入的体会。吟诵之目的不是为了吟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之心灵，藉着吟诵的声音达到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吟诵之前有两点基础必不可省：一是对于作者与诗歌情意的了解；二是读诵的节奏平仄。没有这两点基础的自由吟是不能通达的。

③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吟诵，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中国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他国族的语言是拼音语言。世界的几大古文明都中断过，只有我们中国的古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为什么？因为当时代不同、地点不同，语音一改变，拼音文字及其蕴含的东西就容易丢失。中文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每一个形体就是一个音节，单音独体。单音独体的语言，其节奏基础是两个字一个音节，中国吟诵也是这样。所以最早的《诗经》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如果总是两个字两个字的，太单调，所以从两个字一停顿的四言诗发展成为五言诗，之后，又从五言发展出七言诗。

④诗之为用，是要使读诗的人有一种生生不已、富于兴发感动的不死的心灵。为什么诗歌的吟诵重要?因为诗歌有一种声律，“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它的抑扬起伏有一种节奏，有一种顿挫。吟诵不但是读诗、欣赏诗、理解诗的重要法门，而且是写诗重要的入门途径。诗要自己“跑”出来。诗怎么自己“跑”出来？你要对诗歌中文字的音声、节奏、韵律非常熟悉。你熟于吟诵，于是你的诗是随着声音跑出来的。中国的好诗都有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这种兴发感动的力量从何而来？无论就作者还是读者而言，都是从吟诵得来的。吟诵是一种律动，先于文字，语言文字伴随着这个节奏的律动自己“跑”出来。

⑤吟诵不是制造一个音乐的调子去唱，它不死板。每个人都不同，同一个人的吟诵也会不同。同一首诗你可以早晨吟的时候调子高一点，晚上吟的时候低一点，也可以今天吟得快一点，明天吟得慢一点，要伴随着环境，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意念跟那首诗打成一片。中国诗歌的吟诵，就是要在相同的声调之中，很微妙地传达出不同的感受。外表看起来很简单，四个字一句，两个字一个停顿，都差不多。可是你念的时候，哪个字长一点、短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有很微妙的差别，变化万端。

⑥吟诵传承最好从娃娃抓起，这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百年大计。继承和发扬吟诵，既需要认真对待，又不能急功近利。如果仅仅为了吸引更多人注意而过分宣扬似是而非的“吟诵”，乃至将其变成一种才艺表演，那只会混淆视听，最终反而适得其反。

（摘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唐季以来，国家瓜分豆剖，中原板荡尤剧；南方虽小国相望，政权频易，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却要小得多。尤其是南唐和西蜀，因为既是南中国主要的经济区，又相对稳定，而成为文艺特别是词体寄生的乐土。这是词体的幸运，却又是词体的不幸。言其幸运，乃指在山河破碎之际，尚有存活的机会。言其不幸，西蜀、南唐此类局促、委顿的偏安小国，很难培养文人宽宏健壮的人格和文风；而南方繁荣的城市、秀美的山川，却往往成为词人消沉或消遣的依托。由此出发，则《花间》《尊前》，遂多艳情、风景之作，并浸染南方香艳、软弱和柔美的地方文化色彩。词体在南方获得的特殊生长环境，使文人词从幼年起便被诱导入非正统的文化道路，以艳俗的姿态与传统诗文分道扬镳，这种畸形发展使其日后回归康庄大道、恢复健全体格变得格外艰难。至于两宋，则可看成词体康复和反正的整个疗程；偏偏赵宋既崇文厚士又鼓励享乐，南方文化中的消极一面遂得以在赵宋帝国继续蔓延。

但是，正因为国家的积弱，才有了变法图强的开路先锋；正因为政治斗争的激烈持久，才有了饱受人生风雨的赤子大人；正因为国家的衰败覆亡，才有了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正因为醉生梦死的颓靡风气，才有了慷慨激昂的仁人志士。倘若没有苏轼、黄庭坚等赤子荩臣的高才捷足，没有李纲、辛弃疾等文韬武略之士的失意赍恨，赵宋词坛仍将满是樱唇莺歌的南方女子、烟水迷蒙的南方景致、柔媚艳丽的南方风情。如此说来，建炎南渡后进入成熟期的南方文化，竟成为一种具有自我救护并更新“系统工作程序”功能的文化类型；词体从中涅槃，再获新生。借助国家政治的剧变，词体在南宋全面成熟，体魄渐壮，既不弃艳俗题材，也日重庄雅内容，表现功能终于略等诗文。同时，因为有了词体的新生，有了不断丰富的庄重题材内容，有了日益强壮的体制风格，那些沿袭或坚守晚唐五代题材风格的词作，才同样赏心、悦目、顺耳，成为宋词题材、风格多样化的有机组成。

随着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特别是南宋偏安江左，南方人才日益繁盛，最终远远超过北方，而词人亦与焉。与此相应，南方词作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北方，于是宋词的题材和风格也就日显南方特色了。以建炎南渡为契机，南人的轻捷聪敏、温和细腻与北人的庄重贞刚、慷慨悲壮，终于在更深层次上相互结合，南人兼具北性，北人兼具南性，殊途同归，使南、北双方词人在取材上趋于一致。而南渡后共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背景，则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广大词人取材的南方性。

(选自《论宋词题材演进的新型南方文化背景》，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