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囚人的

贾平凹

人活在世上需要房子，人死了也需要房子，乡下的要做棺、拱墓，城里的有骨灰盒。其实，人是从泥土里来的，最后又化为泥土，任何形式的房子，生前死后，装什么呢?

有一个字，囚，是人被四周围住了。房子是囚人的，人寻房子，自己把自己囚起来，这有点投案自首。

过去的地主富农，买房买地，现在一般的农民省吃俭用，第一个建设就是盖房，活着没有盖所房子，好像一个总统没有治理好国家一样，很丢人的。时下的房地产很热，大款们也是广置房产，都要囚，囚了自己，还要给子子孙孙都有囚的地方。

人为什么都要自个儿寻囚呢?没有个房子，哪里都是你的，哪里又岂能是你的?雁过长空无痕，春梦醒来没影，这个世界什么都不属于你，就是这房子里的空间归你。砰地推开，砰地关上，可以在里边四脚拉叉地躺着抽烟，可以伏在沙发上喘息；沏一壶荼品品清寂，没有书记和警察，叱斥老婆和孩子。

和尚没有家，也还有个庙。

人就是有这么个坏毛病，自由的时候想着囚，囚了又想到自由。现在的官们款们房子有几幢数套，一套里有多厨多厕，却向往没墙没顶的大自然，十天半月就去山地野外游览，穿宽鞋，过草地，吃大锅，放响屁，放浪一下形骸。没房于的，走到公共厕所都在暗暗设计：这房子若归我了，床放哪儿好，灶安在哪儿好。人都被上帝分配在地球上，地球又有引力，否则，在某个早晨，人都会突然飞掉。

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房子的，是一室的或者两室三室的——人什么都不怕，人是怕人，所以用房子隔开，家是一人或数人被房子囚起来。一个村寨有村寨墙，一个城有城墙。人生的日子整齐分割为四季一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每人每家的居住就如同将一把草药塞进药铺药柜的一个格屉一个格屉里，有门牌号码，以数字固定了——《易经》就是这么研究人的，产生了定数之说。人逃不出为自己规定的数字的。

有了房子，如鸟停在了枝头，即使四处漂泊，即使心还去流浪，那口锅有地方，床有地方，心里吃了秤锤般的实在。因此不论是乡下还是闹市，没有人走错过家门，最要看重的是他家的钥匙。有家就有了私产和私心，以前有些农民出门在外，要拉屎都要憋着跑回去，拉在他家的茅坑里，憋不住的，拉下来也用石头溅飞，不能让别人捡拾去。而工厂的工人，也有人有了每天要带些厂里的小零碎回家的瘾，如钳子呀，铁丝呀，钉子呀，实在想不出拿什么了，吃过饭的饭盒里也要装些水泥灰。房间里，随心所欲地布置了，在外做什么职业，在内就表现什么风格，或者在外得不到的，在内就要补上。官人们的坐椅大，躺椅长，桌上有两副眼镜，看报纸一副，看人一副，墙上要有大的地图，书架里有领袖的装帧豪华的文集。款人们的房间里英文字母最多，以钱币叠成的菠萝挂在墙上，有一个壁橱是供了财神的，通有电光，遥感能发“财源茂盛”之声。想做艺术家的布置出了比艺术家还艺术家的氛围，有完整的盘羊头骨，有偌大的插画轴瓷缸，书不上架堆在桌上，纸烟拆开用烟斗来吸。那些自己做苦工偏要培养儿女做音乐家的，钢琴摆在窗下。病恹恹的，常年卧床的，挂龙泉剑在床头。而实在的人，过平常日子，家具是逐步添办的，色调不一，米袋子同浴盆、凉鞋、舍不得丢的吃过饼干的盒子塞在床下，醋瓶子、蒜瓣和《新华字典》共放于缝纫机面板上，墙上是全家照片镜框和孩子的三好学生奖状，他们今天把桌子移靠窗，明天床又东西向变为南北向，常变要出新，再折腾还是拥挤。

书上写着的是：家是避风港，家是安乐窝。有房子当然不能算家，有妻子儿女却没有房，也不算有家。家是在广大的空间里把自己囚住的一根桩。有趣的是，越是贪恋，越是经营，心灵的空间越小，其对社会的逃避性越大。家真是船能避风吗？有窝就有安与乐吗？人生是烦恼的人生，没做官的有想做、做不上的烦恼，做了官有不想做、不做不行的烦恼。有牙往往没有锅盔(一种硬饼)，有了锅盔又往往没了牙齿。所以，房间如何布置，家庭如何经营都不重要，睡草铺如果能起鼾声，绝对比睡在席梦思沙发床上辗转不眠为好。生命的快活并不在于穷与富、贵与贱。

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作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如上山拜佛，见佛像了就磕头，磕了头，佛像还是佛像，你还是你——生活之累就该少下来了。

(摘自贾平凹《说舍得：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

月迹

贾平凹

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得新鲜，常常又什么都不觉得满足。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却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竹窗帘儿看，缠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还要再说一个……奶奶突然说：

“月亮进来了!”

我们看时，那竹窗帘儿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地，悄没声儿地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便滿盈了。我们都高兴起未，又都屏气儿不出，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会一口气吹跑呢。月亮还在竹帘儿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儿又亏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空镜，一个失望。奶奶说：

“它走了，它是匆匆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

我们就都跑出门去，它果然就在院子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滿满的圆了，进院子的白光，是玉玉的，银银的，灯光也没有这般儿亮的。院子的中央处，是那棵粗粗的桂树，荒的枝，荒的叶，桂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我们都走近去，不知道那个满圆儿去哪儿了，却疑心这骨朵儿是繁星儿変的。抬头看着天空，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月亮正在头顶，明显大多了，也圆多了，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

“奶奶，那月上是什么呢?”我问

“是树，孩子。”奶说。

“什么树呢?”

”桂树。”

我们都面面相觑了，倏忽间，哪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就在我们身后袅袅，到了头发梢儿上，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似乎我们已在了月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了。

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

“傻孩子，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

“谁?”我们都吃惊了。

“嫦娥。”奶奶说。

“嫦娥是谁?”

“一个女子。”哦，一个女子。我想。月亮里，地该是银铺的，墙该是玉的。那么好个地方，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

“有三妹漂亮吗?”

“和三妹一样漂亮的。”

三妹就乐了：

“啊，啊!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我们都羡慕起来。看着她的狂样儿，心里却有了一股儿的嫉妒。

我们便争执了起来，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奶奶从屋里端了一壶甜酒出来，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儿，说：

“孩子们，看看你们的酒杯，你们都有一个月亮哩!”

我们都看着那杯酒，果真里边就浮起一个小小的月亮的满圆。捧着，一动不动的，手刚一动，它便酥酥地顫，使人可怜儿的样子。大家都喝下肚去，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奶奶说:

“月亮是每个人的，它并没有走，你们再去找吧。”

我们越发觉得奇了，便在院里找起来。妙极了，它真没有走去，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儿上，花盆儿上，爷爷的锻刃儿上发现了。我们来了兴趣，竟寻出了院门。

院门外，便是一条小河。河水细细的，却漫着一大片的净沙:全没白日那么的粗，灿灿地闪着银光，柔柔和和得像水面了。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弟弟刚站到河的上湾，就大呼小叫了：

“月亮在这儿!”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湾喊道:”月亮在这儿!”

我两处去看了，两处的水里都有月亮，沿着河沿跑，而且哪一处的水里都有月亮了。我们都看起天上，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我想，我的眼晴里也一定是会有的。噢，月亮竟是这么多的，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哩。

我们就坐在沙滩上，掬着沙儿，看那光辉，我说:

“你们说，月亮是个什么呢?”

“月亮是我所要的。”弟弟说。

“月亮是个好的。”妹妹说。

我同意他们的话。正像奶奶说的那样:它是属于我们的，每个人的。我们就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在天空上。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

大家都觉得满足了，身子也来了困意，就坐在沙滩上，相依相偎地甜甜地睡了一会儿。

人　　病

贾平凹

我突然患了肝病。

有一位爱请客的熟人，隔天半月就要请一次有地位的人，每一次还要拉我去作陪，说是“寒舍生辉”。这丈夫就又要了我去，夫人当然热情，但我看出她眉宇间的忧愁，我也知道她的为难了，说，多给我一个碟一双筷子吧。

我用一双筷子把大盆的菜夹到我的小碟里，再用另一双筷子从小碟夹到我口里。吃罢了，我叮咛妇人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妇人说：“哪里，哪里。”

我才出门，却听见一阵瓷的破碎声，接着是撵猫的声。我明白我用过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那猫在贪吃我的剩饭，为了那猫的安全，猫挨了一脚。

这样的刺激使我实在受不了，我开始不大出门，不参加任何集会，不去影院，不乘坐公共车。

从此，我倒活得极为清静。左邻右舍再不因我的敲门声而难以午休，遇着那可见可不见的人，数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的事一次又一次写检讨了，那些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嘴凑在我的耳朵上是是非非了。我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词。

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感到无限的孤独和寂寞。唯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

他们越是待我亲近，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我与他们分餐，我有我的脸盆、毛巾、碗筷、茶几，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我只坐我的坐椅，我用脚开门关门……

他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我恼怒着要求妻子女儿只能向我做飞吻的动作，我要求每夜烧两盘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却被蚊香熏得头疼。

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的、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一个可怕的魔鬼了。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来，可惜几年间吃过几篓中药、西药，全然无济于事。

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病院里，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我们渴望自由，每天打过吊针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小鸟却飞去了，落下一根或两根的羽毛，我们皆如年节的小孩抢拾炮仗一样去抢个不亦乐乎。

这行为忽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园看笼中动物的神气，他竟大胆地走近了几步。他的母亲，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走远点，那是传染病！”

这话使我潸然泪下，我只有背过身去，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坛上的一群黑色的蚂蚁。啊，美丽而善良的玫瑰不怕传染，依旧花红如血；勇敢的那蚂蚁不怕传染，依旧在为我们表演负重的远距离运动。

我们无可奈何，开始产生一个恶毒的念头，后悔我们为什么要声张自己是肝炎患者？为什么要来住传染病院？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餐饭，要挤公共车，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他们打哈欠，吐唾沫。那么，他们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在医院的西楼角，也即在厕所的旁边，是有一棵古槐的，古槐的树杈上白天常见到一只猫头鹰。每到夜里，它就叫了，它一叫，肯定在第二天，定要抬出去一个的。这不是迷信，一定是猫头鹰闻着了欲亡人的气息在鸣叫。

大家都走出来，默默地注视着一个裹着床单的躯体进太平间。他永远太平无烦恼苦痛了。他的毛巾、牙具被拿出来放在窗台，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滚着哭。

从此，我们皆害怕猫头鹰，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诅咒它，更没有人动手打它，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当一日数次去厕所经过古槐下，都不自觉地往树杈上看看，那是惊慌的一看，也是盼望的一看，我至此方明白了人人恨阎王，却还给他修庙塑像称他是阎王爷的原因。

而猫头鹰也该是称作爷的，也该是有庙和塑像的。人怕什么，又奈何不了，人就想着法儿去讨好，去供奉，这就是世上神的产生。猫头鹰就是一个神。

在这个监狱似的天地里，我们病人是互不歧视的。每有一个出院，我们欢欣庆贺他的康复，也为了自己能治好而高兴。每有一个入院，我们多半却为他传染了病而悲伤。我们失却了社会所谓的人的意义，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

所以，当我站在铁栅栏内向外张望外面的人群时，总是想：或许，你们是没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们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