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母为我“扎红”

冯骥才

①今年是马年，我的本命年，又该扎红腰带了。

②在古老的传统中，本命年又称“槛儿年”，本命年扎红腰带——俗称“扎红”就是顺顺当当“过槛儿”，寄寓着避邪趋吉的心愿。故每到本命年，母亲都要亲手为我“扎红”。记得12年前我甲子岁，母亲已26岁，却早平为我准备好了红腰带，除夕那天，素手为我扎在腰上。那一刻，母亲笑着，我笑着，屋内的人也笑着。所有孩子自出生一刻，母亲最大的心愿其过于孩子的健康与平安，这心愿一直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执着不灭；而我竟有如此洪福，60岁还能感受到母亲这种天性和深挚的爱。一时心涌激情，对母亲说，待我60年后，还要她再为我扎红，母亲当然知道我这诺里边的含意，笑嘻嘻地连说一个字：好、好、好。

③60年过去，我的第六个本命年来到，如今72岁了。

④母亲呢？真棒！她信守诺言，98岁寿星般的高龄，依然健康，面无深皱，皮肤和雪白的发丝泛着光亮；最叫我高兴的是她头脑仍旧明晰和富于觉察力，情感也一直那样丰富又教感，从来没有衰退过。而且，一入腊月就告诉我，已经预备了红腰带，要在除夕那天亲手给我扎在腰上，还说这次腰带上的花儿由她自己来绣。她为什么刻意自己来绣？她眼睛的玻璃体有点浑浊，还能绣吗？她执意要把深心的一种祝愿，一针针地绣入这传说能够保佑平安的腰带中吗？

⑤于是在除夕这天，我要来体验七十人生少有的一种幸福——由老母来给“扎红”了。

⑥母亲郑重地从柜里拿出一条折得分外齐整的鲜红的布腰带，打开给我看；一端——终于揭晓了——是母亲亲手用黄线绣成的四个字“马年大吉”。竖排的四个字，笔画规整，横平竖直，每个针脚都很清晰。这是母亲绣的吗？母亲抬头看着我说：“你看绣得行吗，我写好了字，开始总绣不好，太久不绣了，眼看不准手也不准，拆了三次绣了三次，马字下边四个点儿间距总摆不匀，现在这样还可以吧。”我感觉此刻任何语言都无力于心情的表达。妹妹告我，她还换了一次线呢，开头用的是粉红色的线，觉得不显眼，便换成了黄线妹妹笑对母亲说，你要是再拆再绣，布就扎破了。什么力量使她克制着眼睛里发浑的玻璃体，顽强地使每一针都依从心意、不含糊地绣下去？

⑦母亲为我“扎红”时十分认真。她两手执带绕过我的腰时，只说一句：“你的腰好粗啊。”随后调整带面，正面朝外，再把带子两端汇集到腰前正中，拉紧拉直；结扣时更是着意要像蝴蝶结那样好看，并把带端的字露在表面。她做得一丝不苟，庄重不阿，有一种仪式感，叫我感受到这一古老风俗里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还有世世代代对传衍的郑重。

⑧我比母亲高出一头还多，低头正好看着她的头顶，她稀疏的白发中间，露出光亮的头皮，就像我们从干涸的秋水看得见洁净的河床。母亲真的老了，尽管我坚信自己有很强的能力，却无力使母亲重返往昔的生活母亲年轻时种种明亮光鲜的形象就像看过的美丽的电影片段那样仍在我的记忆里。

⑨然而此刺，我并没有陷入伤感因为，活生生的生活证明着，我现在仍然拥有着人间最珍贵的母爱。我鬓角花白却依然是一个孩子，还在被母亲呵护着。而此刻，这种天性的母爱的执着、纯种、深切、祝感，全被一针针绣在红带上，温暖而有力地扎在我的腰间。

⑩此刻，心中要有一个近乎贪婪的祈望，12年后让母亲再给我扎一次红腰带。

（摘自2014年2月14日《冯骥才博客》。有改动）

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

冯骥才

民国二十八年，龙王爷闯进天津卫。街上行船，窗户当门，买卖停业，车辆不通，小杨月楼和他的一班人马，被困在南市的庆云戏院。那时候，人都泡在水里，哪有心思看戏？

龙王爷赖在天津一连几个月，戏班照样人吃马喂，把钱使净，便将十多箱行头道具押在河北大街的“万成当”。等到水退了，火车通车，小杨月楼急着返回上海，凑钱买了车票，就没钱赎当了，急得他闹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戏院一位热心肠的小伙计对他说：“您不如去求李金鏊帮忙，那人仗义，拿义气当命。凭您的名气，有求必应。”

李金鏊是天津卫出名的一位大锅伙^①，混混头儿。上刀山、下火海、跳油锅，绝不含糊，死千^②一个。虽然黑白道上，也讲规矩讲脸面讲义气，拔刀相助的事，李金鏊干过不少，小杨月楼却从来不沾这号人。可是今儿事情逼到这地步，不去也得去了。

他跟随这小伙计到了西头，过街穿巷，抬眼一瞧，怔住了。篱笆墙，栅栏门，几间爬爬屋，大名鼎鼎的李金鏊就住在这破瓦寒窑里？小伙计却截门一声呼：“李二爷！”

应声打屋里猫腰走出一个人来，出屋直起身，吓了小杨月楼一跳。这人足有六尺高，肩膀赛^③门宽，老脸老皮，胡子拉碴；那件灰布大褂，足够改成个大床单，上边还油了几块。小杨月楼以为找错了人家，没想到这人说话嘴上赛扣个罐子，翁声翁气问道：“找我干吗？”口气挺硬，眼神极横，错不了，李金鏊！

进了屋，屋里赛破庙，地上是土，条案上也是土，东西全是东倒西歪；迎面那八仙桌子，四条腿缺了一条，拿砖顶上；桌上的茶壶，破嘴缺把，磕底裂肚，盖上没疙瘩。小杨月楼心想，李金鏊是真穷还是装穷？若是真穷，拿嘛帮助自己？于是心里不抱什么希望了。

李金鏊打量来客，一身春绸裤褂，白丝袜子，黑礼服呢鞋，头戴一顶细辫巴拿马草帽，手拿一柄有字有画的斑竹折扇。他瞄着小杨月楼说：“我在哪儿见过你？”眼神还挺横，不赛对客人，赛对仇人。

戏院小伙计忙做一番介绍，表明来意。李金鏊立即起身，拱拱手说：“我眼拙，杨老板可别在意。您到天津卫来唱戏，是咱天津有耳朵人的福气！哪能叫您受治、委屈！您明儿晌后就去‘万成当’拉东西去吧！”说得真爽快，好赛天津卫是他家的。这更叫小杨月楼满腹狐疑，以为到这儿来做戏玩。

转天一早，李金鏊来到河北大街上的“万成当”，进门朝着高高的柜台仰头叫道：“告你们老板去，说我李金鏊拜访他来了！”老板慌张出来，请李金鏊到楼上喝茶，李金鏊也不理，只说：“我朋友杨老板有几个戏箱押在你这里，没钱赎当，你先叫他搬走，交情记着，咱们往后再说。”说完拨头便走。

当日晌后，小杨月楼带着几个人碰运气赛的来到“万成当”，进门却见自己的十几个戏箱，早已摆在柜台外边。小杨月楼大喜过望，便取了戏箱，高高兴兴返回上海。

小杨月楼走后，天津卫的锅伙们听说这件事，佩服李金鏊的义气，纷纷来到“万成当”，要把小杨月楼欠下的赎当钱补上。老板不肯收，锅伙们把钱截着柜台扔进去就走。多少亦不论，反正多得多。这事又传到李金鏊耳朵里。李金鏊在北大关的天庆馆摆了几桌，将这些代自己还情的弟兄们着实宴请一顿。

谁想到小杨月楼回到上海，不出三个月，寄张银票到天津“万成当”，补还那笔欠款。“万成当”收过锅伙们的钱，哪敢再收双份，老板亲自捧着钱给李金鏊送来了。李金鏊嘛人？不单分文不取，看也没看，叫人把这笔钱分别还给那帮代他付钱的弟兄。至此，钱上边的事清楚了，谁也不欠谁的了。这事本该了结，可是情没结，怎么结？

转年冬天，上海奇冷，黄浦江冰冻三尺，大河盖上盖儿。这就断了码头上脚侠们的生路，尤其打天津去扛活的弟兄们，肚子里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少，快只剩下凉气了。恰巧李金鏊到上海办事，见这情景，正愁没辙，抬眼瞅见小杨月楼主演《芸娘》的海报，拔腿便去找小杨月楼。

赶到大舞台时，小杨月楼正是闭幕卸装时候，听说天津的李金鏊在大门外等候，脸上带着油彩就跑出来。只见台阶下大雪里站着一条高高汉子。他口呼：“二哥！”三步并两步跑下台阶。脚底板给冰雪一滑，一屁股坐在地上，仰脸对李金鏊还满是欢笑。

小杨月楼在锦江饭店盛宴款待这位心中敬佩的津门恩人。李金鏊说：“杨老板，您喂得饱我一个脑袋，喂不饱我黄浦江边的上千个扛活的弟兄。如今大河盖盖儿，弟兄们没饭辙，眼瞅着小命不长。”

小杨月楼慨然说：“我去想办法！”

李金整说：“那倒不用。您只要把上海所有名角约到一块儿，义演三天就成！戏票全给我，我叫弟兄们自个儿找主去卖。这么做难为您吗？”

小杨月楼说：“二哥真行。这点事还不好办吗？”第二天就把大上海所有名角，全都约齐，在黄金戏院举行义演。戏票由天津这帮弟兄拿到平日扛活的主家那里去卖。这些主家花钱买几张票，又看戏，又帮忙，落人情，过戏瘾，谁不肯？何况这么多名角同台献技，还是《龙凤呈祥》、《红鬃烈马》一些热闹好看的大戏，更是千载难逢。一连三天过去，便把冻成冰棍的上千个弟兄全救活了。

李金鏊完事要回天津，临行前，小杨月楼又是设宴送行。酒足饭饱时，小杨月楼叫人拿出一大包银子，送给李金鏊。既是盘缠，也有对去年那事谢恩之意。李金鏊见钱，面孔马上板起来，沉下来的嗓门更显得翁声瓮气。他说道：“杨老板，我这人，向例只交朋友，不交钱。想想看，您我这段交情，有来有往，打谁手里过过钱？谁又看见过钱？折腾来折腾去，不都是那些情义吗？钱再多也经不住花，可咱们的交情使不完！”说完起身告辞。

（选自冯骥才著《俗世奇人·贰》，文字有删节）

城市为什么要有记忆

（冯骥才）

（1）在当前中国城市地毯式的改造中，一个词汇愈来愈执著地冒出来，就是——记忆。这个并不特别的词汇放在城市的变革中便让人们感到异样、另类、不和谐、不解，还让那些恨不得把城市“推倒重来”的人颇为反感。城市难道不是愈新、愈方便、愈现代愈好吗？为什么需要记忆？记忆什么？有什么用？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记忆而把它破破烂烂地堆在那里吗？

（2）首先说记忆。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便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

（3）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磨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肌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的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

（4）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包括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破坏），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做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

（5）但是，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应该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的《威尼斯宪章》一出来，人们对城市的保护就非常自觉了。保护它，决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於是，文化保护便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为了记忆。

（6）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为此，自觉的记忆是现代人类的文明要求与文明行为，而破坏记忆则仍是滞留在一种原始的非理性的惯性中。

（7）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衍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这样，城市的保护就决不是简简单单留下几个“风貌建筑”，摆摆样子而已；更不会随手把许多极其珍贵的记忆大片抹去。

（8）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与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对待保留下来的记忆必须尊重它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任何随心所欲的涂改都会破坏记忆。就像北京南池子改造中将四合院改为四合楼——记忆已经无复存在。本质上仍是“建设性破坏”。

（9）我们强调保留城市的记忆是保护好城市的历史真实。能够体现真实的只有是实物。那么我们就必须尊重城市历史，无权对它们任意宰割，把阅历丰厚的城市最终变成亮闪闪又“腹内空空”的暴发户，变为失忆症的患者。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的后代便会在未来的变得千篇一律的城市里，一边茫茫然无所凭借，一边骂我们这一代无知与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