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村访酒

梁衡

一般的可游之处，大约有两类。一是风景特殊的好，悦目赏心，怡人情怀；二是古迹名胜，可惊可叹，长人见识。当我去过我国著名的汾酒产地山西杏花村后，真不知道，该怎样来将它归类。

说是村，并名以“杏花”，其实现在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国家名酒厂。历史上这里确曾杏林千亩，繁花如云的，直到现在也保持着历史古韵及风格，但凡来晋之人，无不尽力设法去游一次。这魅力实在是因为它那骄傲的产品——汾酒。游人之意并不在山水之间，而在酒。

来参观的人，最少安排两个节目，一是品酒，二是参观。

餐厅墙角有一个酒柜，内有两个坛子，分别装肴“汾酒”和“竹叶青”。服务员按照一般酒馆的做法，打开坛盖，将酒灌入瓶，再由瓶斟入杯。当液面停止了波动，你看杯中的汾酒，纯净透明，就像刚才并没有注入什么。竹叶青呢？则呈现一点浅淡的黄色，令人想起春天里新柳的鹅黄。不觉间，一阵清香，已渐渐地，像一层看不见的薄雾漫过桌面，扑入你的胸怀，钻进你的衣袖。人们这时并不要靠眼鼻，而是全身无处不感觉到它的美了。主人举杯，我试酌一口，唇初沾而馨绵，口将咽又生甜，味柔和隽远。客人都笑了，脸上泛出甜甜的酒窝。但人们并没有大声赞美，只是微笑着颔首，仿佛怕喧声破坏了这酒厂的恬静。

原来我国的名酒有五个香型：浓，酱，清，米，复合。这汾酒是清香型的代表。它不求那浓、那烈，只要这纯、这真。其他酒如艳丽少妇，浓妆重抹，这汾酒呢，则如窈窕淑女，淡梳轻妆。大约正是因为这纯，才使它成为名酒之祖。

看酒的制作，是很有趣的。先将高粱等原料粉碎，蒸熟拌上曲，压入一个个大瓮里，这瓮又要深埋入土中。发酵之后，便放在一个大甑中蒸，一会儿便蒸馏出一股清澈的细泉，流入筒中，淙淙有声，这便曰酒。酒泉接着汇入“酒海”。那是一个三层大厦的酒库，内放着13000多只半人高的大缸。酒在这里一直要静静地待上3～4年才能出厂，这叫“熟化”。这套工艺大约在酿酒之初就如此。这些粗则粗点儿、丑亦够丑的瓮甑，已有1500多年历史，其间有什么奥秘，人们一时还难以明晰。另外，更神秘者还有二：一是这地下的水，二是这杏花村上空的空气。这里经年制酒，空气中便生出一种特别的微生物来，于汾酒的发酵特别有利。开始人们不知此道，有的老师傅退休后，身怀绝技，受聘他乡，但使出浑身的解数，那酒终不姓“汾”。技艺可传，水与气难移。主人每向游人讲到此处，脸上总要漾出一种微笑，神秘、自豪、得意。这汾酒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一解放又被列为我国的八大名酒之一。以后其他名酒虽各有交替，它却稳坐交椅。当你走完全部生产线，在包装车间里对着透明胶管中那一股股急喷出来的、晶莹的酒泉，看着它迅速注满了一个个透明的玻璃瓶时，你又一次惊异于这酒的纯了，纯得像山泉。这山泉不知来自多么深的地层，经过了多少砂石、岩层的过滤，终于溢出地面，在杂花野树与茂林修竹的覆蔽下静静地流淌。这实在是它的魅力、它的奥秘。

喝过酒，我们被让到招待所里小憩。这招待所也别致，是一所中国式的四合院，取名曰“醉仙店”。院心有古井，有假山。山下有水，有草。草地上有一条汉白玉的黄牛，牛背上牧童横笛，旁边的碑上题着杜牧那首“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名诗。环院，南北为容房，东侧为碑廊，记录着南北朝以来汾酒的历史。西侧为展览馆和历代酒器陈列馆，出出进进的游人无不感受到酒文化的博大精深，馆内也有许多关于汾酒的名人题赠。这时，虽主人已在房中泡好热茶，连声招呼客人休息，但大家却总在院中流连。不错，人们是为访酒而来，但要是这里没有这些酒外之物，那酒何处没有?人们之所以固执地要到杏花村来，实在是要来品味、依恋与凭吊一会儿这酒中所凝聚的民族文化，就像在八达岭长城上远眺，在故宫大殿前的柱础旁沉思。

杏花村，实在是一个特殊的去处。来游的人，其意并不在山水，但也不全在酒。

（有删改）

中国现代法学的“洋翰林”——程树德

程树德先生曾获举人功名，后留学于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科回国后通过 留学生授职考诫，赐予法政科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

先生十岁丧母，孤苦无依;勤奋自学，通育达兰，熟读经史，博览群书。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先生二十九岁，首部著作《国际私法》七卷问世;1919年，《汉律考》七卷问世。

1925年，出版《九朝律考》，这是树德先生平生最为重秀的著作之一。曾于1935年再 版，后又重版两次。此著广收从公元前2世纪起至公元后7世纪间历代已经散失了的法 律、科令、格式'刑名和其他相关资料，并作了综合考证与论述。以十年之功，编成《九朝 律考》二十卷,三十余万言。参考书藉凡數百种，内容包括汉律考、魏律考、晋律考、南北 朝律考（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律考等九朝的法律考据与论证。新中国成立前，此书在国外已有多种译本=在国内列入大学教材，现在仍为政法高校研究生必读参考书 目，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程氏有云：“余尝谓有清一代经学词章远轶前轨，独律学阙 馬不讲。纪文达编幕《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之属仅收二部，存目仅收五部，其按语则谓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所录略存梗概，不求备也。此论一创，律学益微。将清代统治者不重视法律因而造成律学衰落之弊病予以发微，影响深远。1955年重版时，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曾评价云：“该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史而言，不但可以供研 究我国法律变迁沿革的人作参考，而且也是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

1928年，《中国法制史》问世。这是为京师法科学生所编的教材。上溯黄帝，下逮有清，以简括之笔，阐述历代法令及刑制的发展。1931年，《比较国际私法》出版。 1933年，《说文稽古编》出版。先生在叙迷著述旨趣时曾云：“性耽古籍，不能自已，偶检阅旧藏《说文解字》诸书，颇悟‘因字求史’之法，遂有《说文稽古编》之作。”从文字之形成，窥上古逸史与其社会之情状，是此书的创造性探索之所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由于多年辛苦工作，积劳成疾，1933年，树德先生患血管硬化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大学等高校陆续南迁，先生失去教职，从此经济断绝，处境凄惨，衣食不完。在日伪统治时期，先生病无医药，生活无着，子女多而幼弱，因而困窘不堪，至病况不断恶化，最终瘫痪。在病中，先生著成《论语集释》四十卷。这也是先生最后一部重要 著作。为弘杨中华固有文化，以“目难睁不能视，手颤抖不能书”之病弱残躯，自己口述，亲戚笔录，历时九年，《论语集释》终于在1942年脱稿。所引书目六百八十种，全书共一百四十万言。此书为研究《论语》之学者提供了自汉至清的详尽资料。又对《论语》之训诂注释有充分考证，用各家学说阐明孔子的思想本盾，为译注、研究《论语》的学者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提供了广泛的根据。

  (摘编自邸永君《“洋翰林”——中国现代法学大家程树德》）

（程树德《论语集释.自序》）

(何勤华《程树德与< 九朝律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