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泉水

庞余亮

济南的菊花肯定是属于李清照的。

那一天，趵突泉公园的菊花开得实在烂漫了，仿佛如微醺的李清照。微醺的李清照，微醺的菊花们，心照不宣地，一边吟诵着《醉花阴》和《声声慢》，一边将所有的苦日子、坏日子、酸日子、甜日子用煎饼一卷，和着山东大葱，蘸着高粱烈酒，把这个秋天过得有滋有味。

二百余种菊花，二百多厥词，每一行，都闪烁着少女李清照的眸子。三十万盆菊花，三十万本《漱玉词》，每一页，都有墨香，那墨一定有漱玉泉的水，在砚台里洇开来。

我去的那天，恰巧下着雨，因为要把郭沫若的对联读出来，索性把雨伞收了。

“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

这对联有些遗憾，什么后主啊，李清照的词风是独立的，她是宋词中的“女王”。“女王”的王座，是用趵突泉的菊花铺就的。

雨越来越大，有雨便有泉，难怪趵突泉公园里的人会越来越多，都在看汹涌不绝的趵突泉。

“泉太好了，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是那么翻滚。你立定呆呆的看三分钟，你便觉出自然的伟大，使你不敢再正眼去看。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缩，只是自然有这样的力量！”

五个“永远”，三个“冒”，几乎就是老舍这个作家的铁板钉般的信心和忠诚。这信心，这忠诚，背后是这个作家滚烫滚烫的热爱，对于济南对于趵突泉的爱。

——所以，有泉水的济南，最适合一个刚烈的坚决的人爱她。

在济南，老舍在泉水边生活了四年半，或者可以说，泉水在老舍的身体中流淌了四年半，《济南的冬天》，《济南的春天》《济南的秋天》，全是济南的赞美诗。除了这些赞美诗，还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他的每一个文字都像是我们的教科书。干净而美好。

那美好里，就有“断魂枪”里的默契。

趵突泉、漱玉泉、无忧泉、孝感泉、知鱼泉、石湾泉、鉴泉、湛露泉、满井泉、卧牛泉、珍珠泉、黑虎泉。还有余下的60眼泉。

完全就是老舍的“断魂枪”的72式。点点又点点。招招又招招。

“不传！不传！”

那一夜，老舍摇着头，又摇着头。大明湖里的见到“老残”的白莲花也学着老舍摇头，老舍与白莲花对视一下，然后，老舍先生微笑着，摘了片白莲花瓣，用它佐了酒。

——真想就这么与老舍相遇一次，或者做一天他的书童，为他捅炉，为他磨枪，为他摘莲，为他担泉。

雨还在下，黑虎泉边有许多雨中担泉的济南人，汲水的几乎都是女子。母亲与泉水，理所当然。我掏了一口，那泉水几乎是跳进我喉咙的。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的城市啊，泉水涌着，一如既往地涌着，如老舍先生当年在济南的灵感。

那一年，老舍先生依依不舍地说：“从一上车，我便默默地决定好：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更尊严，当我回来的时候……”

后来，老舍先生并没有回来，在北京那口又浅又浑浊的湖水中，肯定想到了济南。

雨还在下，我的镜片更迷茫，更恍惚……突然，一个跟着妈妈来担泉的男孩在我耳朵边奶声奶气地喊了声：“娘——”

我的心一下子软了，被泉水浸润的童音，济南话的童音，是天下最好听的声音。

（选自《纸上的忧伤》，有删改）

木鱼馄饨

林清玄

深夜到临沂街去访友,偶然在巷子里遇见多年前田识的卖馄饨的老人,他开朗依旧,风趣依旧,虽然抵不过岁月风霜而有一点偻了。

四年多以前,我客居在临沂街,夜里时常工作到很晚,每天凌展一点半左右,一阵清越的木鱼声,总是响进我临街的窗口,那木鱼的声音非常准时,天天都在凌晨的时间敲响,即使在风雨来时也不间断。刚开始的时候,木鱼声带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往往令我停止工作,出神地望着窗外的长空,心里不断地想着:这深夜的木鱼声,到底是谁敲起的?它又象征了什么意义?难道有人每天凌晨一时在我住处附近念经吗?

冬季里有一天,天空中落着无力的飘闪的小雨我正读着一册印刷为精美的《金刚经》木鱼声恰好从远处的巷口传来,格外使人觉得吴天无极,我披衣坐起,撑着一把伞,决心去找木鱼声音的来处。

那木鱼敲得十分沉重着力,从满天的雨丝里穿扬开来,它敲敲停体,忽远忽近完全不像是寺庙里读经时急落的木鱼,我追踪着声音的轨迹,匆匆地穿过巷子,远远的,看到一个披着宽大布衣,戴着毡帽的小老头子,他推着一辆老旧的摊车,正摇摇摆得地从巷子那一头走来摊车上挂着一盏四十烛光的灯泡,随着道路的颠顾,在微而的暗道里飘福,一直迷惑我的木鱼声,就是那位老头所敲出来的。

一走近,才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卖馄的摊子,我问老人为什么选择了木鱼的敲奏他的回答竟是十分简单,他说:喜欢吃我的馄的老顾客,一听到我的木鱼声,他们就会跑出来买馄饨了。我不禁哑然,原来木鱼在他,就像乡下卖豆花的人摇动的铃铺,或者是卖冰水的小贩手中吸引小孩的喇叭,只是一种再也简单不过的信号。

是我自己把木鱼联想得太远了,其实它有时候仅仅是一种劳苦生活的工具。

老人也看出了我的失望,他说:先生,你吃一碗我的馄饨吧,完全是用精肉做成的,不加一点葱菜,连大饭店的厨师都爱吃我的馄饨呢,我于是丢弃了自己对木鱼的魔障,撑着伞,站立在一座红门前,就着老人摊子上的小灯,吃了一碗馄饨,在风雨中,我品出了老人的馄饨,确是人间的美味,不亚于他手中敲的木鱼。

后来,我也慢慢成为老人忠实的顾客,每天工作到凌晨的段落,远远听到他的木鱼,就在巷口里候他,吃完一碗馄饨,才开始继续我一天未完的工作,和老人熟了以后,才知道他选择木鱼作为馄的信号有他独特的匠心,他说因为他的生意在深夜,实在想不出一种可以让远近都听闻而不致于吵醒熟睡人们的工具,而且深夜里像卖粽子的人大声叫嚷,是他觉得有失尊严而有所不为的,最后他选择了木鱼一让清醒者可以听到他的叫唤,却不至于中断了熟睡者的美梦。

木鱼总是木鱼,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它,它仍旧有它的可爱处,即使用在一个馄饨摊子上。

我吃老人的馄饨吃了一年多,直到后来迁居才失去联系,但每当在静夜里工作,我仍时常怀念着他和他的馄饨。

老人是我们社会角落里一个平凡的人,他在临沂街一带卖了三十年馄,已经成为那带夜生活里人尽皆知的人,他固然对自己亲手烹调后小心翼翼装在铁盒的馄饨很有信心,他用木鱼声传递的馄饨也成为那一带的金字招牌,木鱼在他在吃馄饨的人来说,都是生活里的一部分。

那一天遇到老人,他还是一袭布衣,还是敲着那个故了三十年的木鱼,可是老人已经完全忘记我了,我想,岁月在他只是云淡风轻的一串声音吧,我站在巷口,看他缓缓推走小小的摊车消失在巷子的转角,一直到很远了,我还可以听见木鱼声从黑夜的空中穿过,温暖着迟睡者的心灵。

木鱼在馄炖摊子里真是美,充满了生活的美我离开的时候这样想着,有时读不读经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陈寅恪的“倔”脾气

晏建怀

上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陈寅恪，曾在课堂上夸下海口，说他讲课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两个事例可以证明：一是据北大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单是涉及的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之多；二是抗战爆发，因为参考书被焚毁于战火，陈寅恪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到上千种。陈寅恪上课，课堂常常爆满，甚至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也被吸引来旁听。所以，郑天挺称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

1949年6月，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曾多次派人向陈表达请他去台湾的意思，被陈拒绝。后开出只要陈去香港，马上给陈10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陈寅恪不为所动。同时，作为与陈寅恪交情甚厚、已经到达台湾并出任了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更是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赴台，据说还承诺只要陈一答应赴台，傅马上派专机来接，故五六十年代一直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的说法。然而，自始至终，陈寅恪始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而且对此从未有过任何犹豫与回旋，态度坚决到了执拗倔强的地步。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倍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了自己最后的归宿，更何况，他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永远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陈寅恪说当所长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些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的条件，谁敢答应？于是，当年8月，他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明确表示：“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于是，陈寅恪对所长一职毫不客气地回绝了。

陈寅恪的倔，倔得近乎“狂妄”。陈寅恪先后拒绝过数位北国要人过访的请求，他甚至赋诗：“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况，“狂妄”之情，溢于言表其中就有当时炙手可热的“大秀才”康生。1962年，康生悄然来到中山大学，刚抵校就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联系后却被告知陈寅恪病了，不便接待，几经劝说，终于没有成功。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借口不愿见康生？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著《论再生缘》时，康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这个意见终于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陈寅恪因为自己的倔脾气，留下了终生遗憾。

陈寅恪的倔，源于他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导，源于他“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源于他壁立千仞的傲岸人格。一个甘愿献身于思想自由的人，是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一脉相承的倔。

(选自《文学界》2010.5,有删节)

禅宗的“悟道”不是思辨的推理认识，而是个体的直觉体验。它不离现实生活，可以在日常经验中通过飞跃获“悟”，所以它是在感性自身中获得超越，既超越又不离感性。一方面它不同于一般的感性，因为它已是一种获得精神超越的感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精神超越，因为这种超越常常要求舍弃、脱离感性。禅宗不要求某种特定的幽静环境或特定的仪式规矩去坐禅修炼，就是认为执著于外在事物去追求精神超越，反而不可能超越，远不如在任何感性世界、任何感性经验中“无所住心”——这即是超越。

那么，进一步的根本问题便是，禅宗这种既达到超越又不离感性的“顿悟”究竟是什么呢？禅宗讲的是“顿”悟。它所触及的正是时间的短暂瞬刻与世界、宇宙、人生的永恒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问题不是逻辑性的，而是直觉感受和体验领悟性的。即是说，在某种特定条件、情况、境地下，你突然感觉到在这一瞬刻间似乎超越了一切时空、因果，过去、未来、现在似乎融在一起，不可分辨，也不去分辨，不再知道自己身心在何处和何所由来。这当然也就超越了一切物我人己界限，与对象世界完全合为一体，凝成为永恒的存在，于是这就达到了也变成了所谓真正的“本体”自身了。在禅宗看来，这就是真我，亦即真佛性。超越者与“此在”在这里得到了统一。可见，这并不是“我”在理智上、意念上、情感上相信佛、属于佛、屈从于佛；相反，而是在此瞬刻永恒中，我即佛，佛即我，我与佛是一体。要注意的是，瞬刻即可永恒，却又必须有此“瞬刻”，否则也就无永恒。

这永恒既超越时空却又必须在某一感性时间之中。既然必须有具体的感性时间，也就必须有具体的感性空间，所以也就仍然不脱离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不落因果”又“不昧因果”，这也就是超越不离感性。重要的乃是，经此一“悟”之后，原来的对象世界就似乎大不一样了。尽管外在事物并无任何改变，也不需要任何改变，但是经此“瞬刻永恒”的感受经验之后，其意义和性质却似乎有了根本的不同。

在我即佛佛即我的真正超越里，一切混然失去区分，而这也就是那个不可言说的“存在”。消除了一切欲求、愿望、思虑、意识，“无念”“无心”，“心”“境”也就两忘。既已超时空、因果，也就超越一切有无分别，于是也就获得了从一切世事和所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感。从而，既不用计较世俗事务，也不必故意枯坐修行：饿即吃，困即眠；一切皆空，又无所谓空：自自然然地仍然过着原来的生活，实际上却已“入圣超凡”。因为你已经参透禅关——通过自己的独特途径，亲身获得了“瞬刻即可永恒”=“我即佛”的这种神秘感受了。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