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的新维度

①中国古代的文体具有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复杂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与西方文体相对稳固的板块结构大不同。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理应彰显本国的特色。从关键词的维度观照、审视文体,无疑是新颖的研究视角。下面就以唐宋文体为中心言之。

②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唐宋众体咸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小说、戏曲也崭露头角；公牍和应用文方面，与新创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高峰。唐宋文体批评层累式地多角度探究,并与当时的文体书写产生互动，让文体写作与批评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唐宋时期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③唐宋文化既恢宏又复杂，既多元又开放，属于成功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其通变特色影响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体。“融会贯通”，不妨说是对唐宋文化的最佳注脚。唐宋文体在文化的大视野下，表现为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

④唐宋文体学的贯通性，突出地表现在文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上。古代文体的结构规则并非刻板不变，实具有灵活组装拆卸的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其规则会发生位移改变。文体与文体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它们具有某种同质的因素，例如结构、形式、语言等。

⑤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贯通密切相关,唐宋开始大量使用“文备众体”一词。黄庭坚等宋人用“兼备众体”来赞美唐代大诗人杜甫，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诗体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开始用类似的词形容本朝文人。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都得到过类似“文备众体”的称赞。这种情况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见唐宋文人的“兼备众体”，成为极为突出的现象。何以“文备众体”者愈来愈多？这其实是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重要表现。

⑥当一种文体已发展极充分，内部的各种写作技巧、艺术手法差不多被穷尽时，或许只有“跨界”“贯通”，向其他文体寻求参酌，才有可能打破困局，实现新变。可见贯通的实质是创新。

⑦文体的贯通固然重要，但贯通不是纸上空文，还需要“人”去驾驭和创造。从人出发，“驾驭”就成为观照唐宋文体学的另一关键词。文体都有机制，具备特定的结构和功能，运行规律似较机械。然而，运用文体之“人”，却是既讲规则,又有策略的。加之人的创造力无比睿智旺盛，运用文体之人既可以设计新规则,又能打破旧机制，实在是文体变迁的最大原动力。尤其是那些创造力极强的大家，如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驾驭、控制和改造文体的能力极强，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文体的疆域，文体的结构和功能在他们手上得到玲珑活络的调整。他们冲破既有的文体束缚，把不同文体的优长综合性地融汇到同一文学作品中。这充分体现出大家贯通的视野和超卓的驾驭文体能力。

⑧从此类关键词出发，研究古代文体学，或许可得出新人耳目的见解和结论，或者说凝练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精华”。

(节选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和现代工艺美术浩如烟海。其品种之多，数量之众，质量之精，皆令世人叹为观止。由于工艺品制作多为手工，尤其是高档工艺品都是艺人辛劳数月甚至数年制成，其生产过程很值得参观，游人也以一睹艺人精湛技艺为快。

刺绣，古称针绣，是用绣针引针线，按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四大名绣”，指的是我国刺绣中的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四大名绣之称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叶，它的产生除了本身艺术特点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绣品商业化的结果。由于市场需求和刺绣产地的不同，刺绣工艺品作为一种商品开始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而其中苏、湘、粤、蜀四个地方的刺绣产品销路很广，影响尤大，故有“四大名绣”之称。

苏绣，是以江苏省苏州为中心的手工刺绣产品的总称。苏州盛产丝綢，素有妇女擅长绣花的传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苏绣在艺术上形成了图案秀丽、色彩和谐、线条明快、针法活泼、绣工精细的地方风格，被誉为“东方明珠”。游客参观了制作过程，也就领略了“东方艺术明珠”的风采。

湘绣，是以湖南省长沙为中心的手工刺绣产品的总称。湘绣主要以纯丝、硬缎、软透明纱和各种颜色的丝线、绒线绣制而成。配色以深浅灰和黑白为主，素雅如水墨画；也不乏色彩艳丽，图案纹饰的装饰性较强的日用品。

粤绣，是以广东省广州为中心的手工丝线刺绣的总称。主要有衣饰、挂屏、褡裢、屏心、团扇、扇套等绣品。粤绣构图繁密热闹，色彩富丽夺目，施针简约，绣线较粗且松，针脚长短参差，针纹重叠微凸。

蜀绣，是以四川省成都为中心的手工刺绣产品的总称。亦称川绣。以日用品居多，用针工整，平齐光亮，丝路清晰，不加代笔，花纹边缘如同刀切一般整齐，色彩鮮丽。

(摘编自中国华侨出版社《国学常识大全集•四大名绣》编委会)

材料二：

南宋阎次平的《四季牧牛图》是一幅典型的田园风俗画。共四幅，合裱为一卷。春牧融怡，夏牧蓊郁，秋牧萧散，冬牧肃杀，画面细节真实生动，清新自然。如同上好佳酿，令人闻香下马，饮之微醺；观之则流连忘返，余味不尽。

中国画史上画牛的大家有作品传世者，唐有韩湟的《五牛图》，北宋有祁序的《江山放牧图》，南宋有李迪的《风雨牧归图》和阎次平的《四季牧牛图》。中国人是应该画好牛的，农耕民族，牛是人的得力帮手，因而也是丰足的象征，何况田园牧歌的情趣更是美的理想境界。这样说来，古代画牛的作品真是太少了。韩湟《五牛图》生动之极，但画的是五头牛的“肖像”，未将牛置于大自然中描写。祁序《江山放牧图》画十几头水牛，在众多牧童的照看下，在辽阔的草地吃草、饮水，因场面较大，牛显得不够突出，画面略显松散。李迪《风雨牧归图》是无比精湛的杰作，幅面又较大，水平绝不亚于阎次平。但李迪只存一幅画两头牛，怎比得上阎次平四幅画九头牛，竭尽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牝牡老幼，行走坐卧，各种生恣情态跃然纸上，它是一首完整的自然的赞歌，农耕生活的赞歌。

(摘编自荣宝斋出版社《古代名画赏析•醉人的田园牧歌》，郑奇)

材料三：

河北剪纸。我国广大农村有很多民间工艺品，如花灯、核雕、竹刻、泥捏、布娃娃、剪纸等。这些质朴的、充满乡土气息的手工艺品都是就地取材，原材料也很简单，但是经过村民精思巧慧，就能化平凡为神奇。比如春节前，如果到河北农村去，因时值农闲，就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在一块很大的场地上，背倚高山，面临小河，数十个妇女团团而坐，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也不用笔来勾描底样，随手就能剪出人物、动物、文字等，其速度之快，花式之多，构图之巧，令人赞叹不已。比如十二生肖，她们能以故事为题材，将人物和动物和谐搭配。关云长骑马横刀过五关（马）、苏武牧羊（羊）、武松打虎（虎）、时迁偷鸡(鸡）、牛郎织女(牛）、苏轼赋鼠（鼠）、哪吒闹海揍龙王(龙）、孙悟空偷吃蟠桃(猴）、嫦娥奔月（兔）、白娘娘显蛇形吓坏许仙（蛇）、樊哈屠狗（狗）、八戒招亲（猪），12个故事组成生气勃勃的画面，线条朴实，形象生动。其乡土气息吸引中外宾朋纷至沓来，有些人身不由己，参与其间，自娱自乐。

贵州蜡染。蜡染，是长期生活在贵州山区的苗族和布依族妇女的普遍技艺。这里的妇女，从小就学习蜡染，图案、素材，大多取自生活，如花鸟虫鱼等。不过，由于各人观察角度不同，世世代代相传的技艺风格亦不同。粗细、大小、疏密不同的蜂靖点于布上，以植物蓝靛做染料，点蜡处为布的本色染不上色，则形成花纹，由于多次染色后，蜡层自然龟裂，蓝靛随裂缝渗透，留下人工无法描绘的图纹，千变万化，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现在丹寨地区已将此作为旅游项目，游客参与其间，兴味十足。类似的村寨很多，如白族蝴蝶花蜡染，贵阳花溪苗族挑花，彝族七色挑花手帕，苗族织花带，傣族织绣挎包等。游客到此驻足观览，一边赞叹姑娘们心灵手巧，一边欣赏充满少数民族审美习俗的织品，纷纷慷慨解囊，作为纪念品带回自己的家乡。

(摘编自中国旅游出版社《中国旅游文化•工艺美术》，潘宝明、朱安平)

材料四：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玉有着民族传统的内涵，它是物质观念的，又是社会的、文化的综合概念。东汉时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给玉定义说:“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艇里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甫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他把玉的物理特征比附为五德，这些物理特征是:光泽滋润而柔和；表里一致，从外可知内；声音舒畅而清扬，远远可以听到；质地坚硬，不能弯曲，只能折断；断口有棱角，但不很锋利。什么样的玉具有“仁、义、智、勇、洁”这五种特征呢？专家研究表明，只有新疆的和阗玉具有这五种特征。

元、明、清时期，中国城市经济繁荣，手工业高度发达，对外贸易兴旺，新疆处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交通畅达，经济发展。这一时期，和阗玉的开发步入鼎盛时期，玉器工艺美术也发展至高峰。自然吸引了无数赏玉人。目前，故宫博物院是中国最大的工艺美术藏馆，仅历代精美玉器就收藏了数万件之多。

此外，“唐三彩”“青花瓷”“紫砂壶”等都是精美绝伦的专题工艺美术品。从上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窥见，中华工艺美术，博大精深，魅力永恒。

(摘编自《新疆两千年》，刘逊、刘迪)

白雪红灯的年

迟子建

①除夕的清晨，我被零星的爆竹声扰醒。撩开窗帘，见山色清幽，太阳还没出，于是又钻回被窝，睡到八点多。再次被接二连三的爆竹声唤醒时，霞光已经把兴安岭的一道道雪线映红了。看来老天也知道过年了，特意让霞光化做春联，贴在山间。想必老天贴的春联，是用云彩做的砚台，用银河之水做的墨汁，用彩虹做的笔管，所以这不凡的春联看上去明丽脱俗，充满了朝气。

②吃过早饭，我也给家门贴上春联和福字。那幅烫金的大红春联，看上去就像两行飞向天空的金丝雀，给人喜气洋洋的感觉。而门中央的福字，真的像丁亥年的一头小金猪，肥嘟嘟的，讨人喜欢。

③我喜欢大自然的红色，如朝霞晚霞，玫瑰百合。可对针织品的红色，我热爱不起来。我不喜欢红色的床盖、窗帘和衣服，见了它们，眼睛会疼。前年春节回家，妈妈给我的卧室挂上了一幅红地黄花的新窗帘，我感觉窗前就像飘着两朵乌云，说不出的压抑。结果，当夜就把米色的窗帘换回去，这才心臆舒畅，安然入梦。二十五岁前，我还穿过几件红衣，戴过红帽子。可是近二十年来，红色的衣服在我的衣橱中几乎绝迹了。我钟爱黑白、灰色和咖啡色。每年除夕，家人大红大紫地装扮自己的时候，我依然素衣素服，最多穿上一双红袜子。结婚的时候，我打了一件红色毛线开衫。可婚礼一过，就把它压在箱底了。我的一个朋友，说我命运的变故与爱穿黑白色的衣服有关，这说法着实把我吓着了。如果那样的衣服真的是生活的下下签，我为什么要屡屡抽它们呢？于是，我尝试着改变颜色，将眼界放在水粉和橘黄上。可对于红色，我还是有些犹疑和畏惧。就连我妈妈和姐姐看我穿了红衣服后，也会摇着头说:不好看，不好看！

④今年元旦过后，我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了一件枣红色的羊绒开衫。它软软的，茸茸的搭在衣架上，看上去懒洋洋的，很有点邻家女孩的味道，让人觉得亲切。它的红是收敛的红，红得有分寸，有气质，不张扬，不造作，我动心了。但因为它是红色的，还是心存着警惕，从它身边走开。回家后，我的眼前老是晃动着那件红衫，它像一团火在我心中燃烧，于是，隔了几天，把它买回，即刻穿在身上。站在镜子面前，觉得自己身披霞光，便没舍得脱下，一路穿进年关。如今，它陪伴着我，给家门贴上了大红的春联；又在阳台结了霜雪的窗前，挂上了大红的灯笼。

⑤家中有了春联和灯笼，如同有了门神和天使的眼睛，关上这样的门时，虽然知道家中无人，可却觉得屋子里是有呼吸和脚步声的。

⑥我锁上自家的门，下楼，去弟弟家。每年除夕，母亲都会在他那里。母亲在哪儿，哪儿便是年。

⑦这样的雪路我已经不知走了多少遍了。

⑧从我家到弟弟家，是由城东到城西。塔河是个小城，腊月时，人们都在忙年，采买物品，街上是热闹的。到了除夕，年是瓜熟蒂落了，街市中就少见行人车辆了。我沿着街边的雪路，慢慢地走，呼吸着清冷而新鲜的空气。不管什么季节，兴安岭的天空都是蓝的。这种透明的无瑕的蓝，对久居都市、为烟尘所困扰的我来说，就是福音书。阳光把雪地照得焕发出橘黄的光芒。街灯下面，是一串串的红灯笼。白雪红灯，格外分明。

⑨我在除夕街头，碰见的第一个人，是个痴呆。他逍遥地走在杨树下，兴冲冲的，衣衫褴褛，敞着怀，没戴棉帽和手套，自得其乐地打着口哨。我看了他一眼，又一眼，等于领受了新年的“憨福”。接下来遇见的，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他的车后坐上吊着两个油渍渍的桶，看来是去饭店收猪食的。他的眉毛和胡子上溽着霜雪，想必在寒风中奔波了很久了。

⑩除了理发店，大多的店铺都关了。店铺贴的春联又长又宽，十分醒目，那些陈旧的房屋因而显得亮堂了。小孩子在街角放着鞭炮，好像在空中甩着鞭子，一声声地吆喝着年。年是什么？是打着滚下坡的山羊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它们将从山上的雪松下滚过。在兴安岭，只有它们满身苍绿，富有春的气息。

⑾我在寒风中步行了半个多小时，只是在大世界门前看见了两个摊床，一个是卖糖葫芦的，一个是卖鞭炮的。糖葫芦和鞭炮虽然姿容灿烂，但它们却是红颜薄命的。前者因取悦人的嘴而消融，后者因取悦人的眼而消散。不过鞭炮在绽裂时，会焕发出一瞬千年之美。

⑿弟弟家已经把年夜饭准备好了。他们家的阳台，也挂起了红灯笼。天色渐晚，寒意愈深，红灯笼亮了起来。站在阳台向下一望，见那满街的红灯笼，就像老天垂下来的一只只红碗！它们盛着星光和爆竹幽微的香气，为人间祈福。这座白雪覆盖着的小城，因为有了这些红灯笼，暖意融融。在没有鸟语花香的春节里，在北风和飞雪中，红灯笼就是报春花啊。

⒀我恍然明白，人们之所以穿上红衣，是想用这火焰般的颜色，烧碎这沉沉暗夜，驱散这弥漫在天地间的苍凉啊。看来夜有多黑，就有多么光明的心；世界有多寒冷，就有多么如火的激情！如果没有这样的红色作为使者，北方的年，又怎能有春的气象呢。

关于丝绸之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道路系统，是由不同路线所组成的一个基本走向。一般是指古代从中原地区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今天的甘肃西部，也就是敦煌一带，然后分成三条主要道路：一条称为北线或北道，从今天的敦煌经哈密、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托克马克、塔什干，最后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第二条为中线或中道，从敦煌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和喀什，然后翻过天山经过浩罕，到达撒马尔罕；第三条为南线或南道，从敦煌沿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南面，经过若羌、且末、于阗、和田、莎车到达喀什，然后与中道会合，到达撒马尔罕。当然，撒马尔罕不是终点，继续往西，就进入西亚、欧洲和非洲。

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由谁开辟?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的开辟者，只能说是早期人类共同开辟的。20世纪60年代，在河南安阳发现一个古墓葬，考古证实墓主人是商王王后妇好。墓里出土的玉器经鉴定用料是和田青玉，这说明至少在3200年前就存在从新疆昆仑山北面到河南的道路了。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命名“丝绸之路”。他提出，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就存在着这样一条从中国古都经过中亚到达撒马尔罕的贸易路线。这条路上主要的商品是丝绸。

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界，并不是中国。史料记载，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李希霍芬据此认为丝绸之路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但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经济贸易，也不是文化交流，而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当时，汉武帝了解到有一个种族叫月氏，原来在今天的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到大夏（今天的阿富汗），于是派张骞为特使，想说服他们与汉朝一起夹攻，将匈奴彻底打败。等到张骞回来，汉朝已经打败匈奴。之后，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向西域宣扬汉朝的强大和富裕，号召西域各国来长安朝见。出发时，张骞带了大批礼品，准备赏赐给西域各国君主，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绸。一方面，当时西域各国没有丝绸，“物以稀为贵”；另一方面，长途运输，只有像丝绸这样本身价值高、分量轻，又经得起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最合适。这次通西域后，汉武帝每年都派出使团，源源不断地把丝绸运到西域，并配合着进行一次次的扩张。

所以，丝绸一开始不是作为一种正常贸易品出现的。不过，张骞出使后，西域商人看到有利可图，并且丝绸流通到波斯、罗马那里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价格堪比黄金，因而不少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络绎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进行丝绸贸易呢?因为中国固有的天下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古代黄河流域的粮食足够自给，对外没有什么需求，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少了解外界的兴趣，只接受别国的朝贡，并且薄来厚往，重加赏赐，以显示天朝的气派。现在挖出来的那些沉船，里面那么多货物是从中国运出去的，但船主都为外国人。此外，中国历来对边疆地区控制严密，不许老百姓出去，海上也动不动实行海禁。所以，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而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