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家们提倡的“节孝”观念，其实并不是他们的首创。至少从汉代以来，国家政府都曾经对社会上的节孝行为进行过表彰和奖励。到了宋代，一方面，政府基本上持续了历代政府对旌表节孝的重视；另一方面，理学家们为强调士大夫应注重气节的道德标准，对“节孝”观也作出了更明确的表述。然而直至宋元时期，国家政府对于旌表节孝的行为，更多的是停留在倡导个案“典型”的层面上。有学者把明以前到明代的旌表贞节行为的演变过程，形象地描述为“由典范到规范”。典范是由倡导所致，而成为规范则必须要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化设计来加以保障和推行。明代在固定的审核标准下，对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旌表案件，予以定期、集体和分类处理，从而形成了明代旌表节孝的制度化、规律化和等级化，乃至演变至激烈化的特质。

与之相伴相行的是以朱熹为核心的理学成为明代政府所认可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范本，这就促使明朝的许多士大夫从理学的角度来诠释和欣赏政府的旌表节孝制度。这样，明政府所推行的节孝行为，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政策，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道德的教化行为。在制度与教化的双重作用下，明清时期的节孝行为，越来越出现违反人性的激烈化特质。《儒林外史》中所描述的父亲眼看着女儿自尽殉夫并大赞“死得好”的故事，在明清两代的文献中并不罕见。在朱熹悟道、传道的福建地区，清代竟有胁迫寡妇殉节的风气。

“孝道”本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但是经过明清时期的制度化推进之后，也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泛政治化的极端道路。在上层统治者眼里，孝道的体现就是臣下的“死忠”：所谓“以孝治天下”，实际上就是天下服从一尊。就一般士庶之家而言，争取“孝行”的褒奖可以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正因如此，为博得孝名而导致明清时期惨无人道的“割股疗亲”行为盛行，显然也是政府对于“节孝”制度化与教化灌输的后果。

宋代理学所倡导的“节孝”，更多的是强调士人自身的道德气节与行为准则，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专制政府的制度化、规范化之后，传统的“节孝”观被引入到激烈化的歧途。特别是随着明清时期皇权专制体制的强化和官僚阶层奴庸化的加剧，朱子及理学家们所提倡的勇于坚持士人气节的义理观，基本上成了政治上的一种“摆设”。而某些部分被强调而形成制度化的诸如“贞节”“孝道”，则根据统治者的需求而经过了新的改造和诠释。正因如此，宋代朱子及理学家们所倡导的“义理”“气节”等命题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还是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加以继承。

（摘编自陈支平《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不 染

袁炳发

高三学生杨直，清华、北大任他选读。老师和同学都这么认为。但杨直家的邻居们不见得这样认为。

杨直的爸爸或妈妈每次开过家长会，回到家里就急不可待地支起麻将桌，还一边不迭声地叫：开这么长的大尾巴会，耽误穷人半天工。

杨直家住平房，大门永远敞开着，隔着几条路的邻居无聊了也会奔来，图个热闹，在家不被允许抽烟，但在杨直家几乎没什么不可以。杨直家是老少屋，他住一小间。杨直和父母房间的屋门隔着一个开放的厨房，但是屋内却仅有一道薄墙间壁，上面还有一个玻璃窗，不隔音，甚至烟气和人散发出的臭气都会从玻璃窗缝隙挤到小屋来。

两口子全下岗，吃着低保，心思都用在麻将上，骗几个昧良心的钱，过着不死不活的日子。赌客们弄到深更半夜时，杨直的妈妈就给他们煮面条，现成的挂面，吃一碗10元。半夜赌客们自带的香烟抽没了，所有的小铺又都歇了，杨直的爸爸就拿出一元一包的香烟，按支出售，一支5元。

邻居老太太说起杨直就叹息：这孩子，天养活的。杨直有时听到了也不说什么，礼貌地笑笑就走过去了。杨直心里想他吃饭现在还要靠父母养活，但自己的心灵自己一定要养活。

杨直高一军训时，由于没有早饭吃，训练强度又大，晕倒了。他知道这样不行，虽然从小到大他几乎没怎么吃过妈妈做的早饭，但他知道高中之后绝对不行，杨直开始自己做早饭。

几天的工夫，杨直能熟练地做饭了，自己吃好，爸爸妈妈起床之后竟然也吃上儿子温在锅里的饭菜了。惹得邻居老太太又叹息：我这话放在这，将来那两口子必是借上儿子的大光了，等着吧，吃香的喝辣的享福。

偶尔得闲，杨直会径直奔胡同口吴爷爷摆着的象棋残局，坐在吴爷爷的对面一眼不眨地盯着棋盘。吴爷爷就一眼不眨地盯着杨直黑发浓密的头顶，悠然道来：贵人不顶众发。

我的头发很多。杨直仍低着头。

哈哈，孩子，这“众”字你道是多的意思？非也，说的是不顶着一般俗人的头发，不囿于一般俗人的困难!

杨直抬起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吴爷爷，俩人就那么对望着，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

转眼两年过去，杨直迎来了高考。

高考作文时，根据材料，杨直本打算写一篇议论文，用著名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做论据，就在要落笔时，突然想起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改变主意，写成一篇感人的散文。就在这个春天，杨直在小河边背单词，他偶然看见一棵芽儿已经破土，但不幸的是，这颗种子天命使然落在一块石头下面。杨直心一愣，下意识伸手要拿开那块对于芽儿来说巨大的石头，但杨直终于把手停在半空中。以后几天杨直每天早晨必去看望那棵芽儿，他忧心忡忡，矛盾丛生担心它会夭折。但第四天奇迹出现了，芽儿竟然掀翻了背上巨大的压力，并脱胎换骨，由一棵鹅黄羸弱的芽儿变成一棵翠绿茁壮的苗儿!

杨直的作文得了满分。杨直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梦想，考入了清华大学。

当然，杨直考入清华大学，并不仅仅依靠他的满分作文。

（选自《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

材料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张，不少承载着乡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传统古村落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加上“仿古建筑，小吃一条街”的疯狂“造街”，使古村落不仅因过度开发失去原真，而且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

浙江省对古村落的开发保护值得各地借鉴。以建德市新叶村为例，该村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是国家文物局保护与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的6个村落之一。新叶村在保护利用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补偿基础，形成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在保护过程中，积极采取“规划新区，保护老区，有序过渡，和谐共生”的办法，来降低老区的人口密度，同时引导村民发展相关的旅游事业。

（摘编自2016年6月28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大量古村落因人去屋空而破败甚至消失，意味着文明的断裂。现代人在享受幸福生活时如果丧失了“文化之根”，这种幸福只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国家肩负着保护古村落、振兴古村落的责任。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保护、振兴古村落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一个古村落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关键在于这个村落能够人丁兴旺，只有有了足够的人气才能让古村落有生气。一些列入了保护名录的古村落，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能够吸引到一些旅游资源，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样板，如江南地区的乌镇、周庄等古镇。但是更多的古村落并不具备像这些名镇那样的丰富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流，而一些新造的旅游景点也不足以体现传统文化。因此，保护古村落，更重要的是让古村落能够留得住人，说得具体点，就是能够留得住在此居住、生活的人群。

（摘编自2017年12月11日《澎湃新闻》）

材料三：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传统村落。然而，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每一个县被收录的古村落不足2处。据调查统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相当于一天之内就有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至今，全国的自然村只有约200万个。

面对急剧消失的古村，“救火式的奔走根本跑不赢古村消失的脚步”，公益组织的力量似乎分外薄弱。

2014年11月，汤敏^①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在深圳发起成立“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着手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尝试用“互联网+公益”的方式为古村保护积蓄能量。

汤敏认为，在“互联网+”语境下，利用扁平化与便捷快速的社群链接，正让社会创新走向多维立体生态，也能让“古村之友”聚合出巨大的价值增量。

“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汤敏说，如今，古村落保护不缺政府的支持，也不缺商业的力量，缺的是公众的参与，“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而如今，互联网正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和可能。”

（注）①汤敏：北大研究生毕业，近年致力于保护古村落，推动乡贤文化建设。

（摘编自201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高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