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性的美

李泽厚

①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②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漂亮。由于皇室（如太宗）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粱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婷婷玉立么？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的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③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但他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随其性欲，便以为姿”，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性，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这与诗中的陈子昂一样，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④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等，融合传统的“雅乐”、“古乐”，出现了许多新创造。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慢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或武或文，或豪壮或优稚，正如当时的边塞诗派和田园诗派一样。这些音乐歌舞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人世间的欢快心音。

⑤正是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的美的魂灵，故统称之曰盛唐之音，宜矣。内容前面已说，就是形式，也由这个灵魂支配和决定。绝句和七古乐府所以在盛唐最称横唱，道理也在这里。它们是能入乐谱，为大家所传唱的。五古从汉魏起，到唐代实已基本做完；五律则自初唐沈（俭期）、宋（之问）搞定形化以来，成为终唐之世的考试体裁、正统格式；七律要到杜甫才真正成熟，宋以后才大流行，所有这些形式都基本是文学的，而不是音乐的。只有“入俗”的绝句和尚未定形的七言（即其中夹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等等）才是当时在整个社会中最为流行而可歌可唱的主要艺术形式，它们也是盛唐之音的主要文学形式。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黑格尔说，“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眼下，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什么比谈论人工智能更酷炫的了。但问题在于，许多科幻电影、电视剧都设想了最终机器人终将取代人类的悲惨结局。最近霍金就再次表示了这种担忧。

其实，无论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或是霍金的担心，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对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这种不确定，既源于对人工智能理解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在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可能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

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基于对人类智能的简单、粗糙的模仿。即使像所谓的“神经网络”这样的名称，听着特别玄，但它与人类神经系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差上很多级别，它们仍然只是建立在神经元连接机理的粗浅抽象上的数学模型。

并且，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局限于某个极窄的范围之内，不要说超级智能，即使是简单的跨界，也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才能实现。

当然，你可以说，还是存在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就是变得比人类聪明了。我们假设真的存在这种可能，那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具备某种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否跟人类相同。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来消灭人类呢？为什么一定要与人类为敌呢？

更何况，人类现在对于自身的意识、伦理、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机器真能自主产生意识，那也只能说，这是宿命。

相较于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的威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产生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而是当其改变目前的生产行为方式后，人类社会自身适应、调整自身制度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

虽然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潮，可能消灭近半数的工作岗位，但失去收入的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企业却可能因此受益，甚至获取更多利润。那么这些利润、财富该如何分配呢？很大可能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正如英国乐施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所言，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拥有财富是人类总体财富的一半。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人革命加剧这种趋势，结果又会如何？

社会的不公平将会是极大的问题。正如上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劳动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产生了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现在，我们更紧迫的事情，恐怕不是去想，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后，会如何消灭人类，而是在面对新的劳动关系、新的生产方式时，人类社会的制度究竟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摧毁人类，那一定不是因为人工智能觉醒，而是人类在这一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自己失控了，放任极端化的社会制度出现，破坏了其自身生存的基础。这与其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不可靠所导致的。

（摘编自南方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