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地平线

——纪念古代重阳节“登高”

王开岭

有天，忽然意识到，古人比今人多一股冲动：逢高即上，遇巍则攀。

奇峰巨顶不必说，即便丘峦高阁，也少有无视者，总要上去站一站，临风凭栏，意气一番，感慨几许。

所以，凡山亭江楼，词赋楹句总是爆满。古代好辞章，尤其时空激荡的豪迈与峭拔之文，多与“登高”有关。王勃《滕王阁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望岳》、崔颢《登黄鹤楼》、范仲淹《岳阳楼记》、岳飞《满江红》皆为“高高在上”所得。

在古人那儿，登高眺远，既是抒怀酬志的精神仪式，又是放牧视野、孜求彻悟的心智功课。高，带来大势大象，带来疏旷与飘逸、不羁与宏放，带来生命时空的全景式阅读。视野对心境的营造、地理对情思的熏染，使得“往高处走”有了强烈的召唤力，成了风靡千年的诱惑，于诗家墨客更是一味精神致幻药。

然而，“登高”并非文人独嗜，百姓亦胸有丘壑，尤其在九九重阳，更是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我始终认为，登高节是中国先民一个最浪漫、最诗意的节日。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心旷神怡，菊色爆涨……值此良辰，若不去登高望远、游目骋怀，实在辜负天地、有愧人生。从“登高”意义上说，这几乎是个绝版的节日。今人仅视为“敬老节”，无疑让它的美折损大半，伤了筋，动了骨。

登高节、重阳节、茱萸节、菊花节，乃一回事，但我尤喜“登高”之名。

九九习俗源于战国，古人将天地归于阴阳，阴即黑暗、沉寂，阳即光明、活力，奇数谓阳，偶数谓阴；九乃阳数之首，九月初九，双阳相叠，故称重阳。加上“九”“久”谐音，重阳从一开始便是欢愉之词。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后来，重阳节又繁殖出了一串新解：除凶秽，招吉祥；延年益寿，祈福求安。仪式也愈加丰富：饮菊花酒、贴菊叶窗、佩茱萸草、吃重阳糕、祭先祖、送寒衣……但有个核心不变：登高。

登高，除赏秋，亦有惜时别离之意。九九乃秋之尾，尔后草木凋零，虫声偃息，万象复苏要等来年了。此时登高，将谢幕前的风景尽收眼底，将天地之恩默诵于心，颇有依依不舍和立此存念的意思。故有人称九月登高为“辞青”，与三月“踏青”呼应。这种对时令的感情，除去膜拜的元素，很像爱情或友谊。

眼前的欢聚与热闹，会让很多人思念远客和往事，追忆昔日的葱茏年华。当然，对老百姓来说，寻欢仍是兹日最大主题。

“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李白《九日》）

秋收毕，仓廪实，人心悦，少不了邀友约醉，醍醐一场。唐人孙思邈在《千金方月令》中道：“重阳日，必以糕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即醉而归。”

辞秋，注定是一次丰盛的饯行。

登高的去处，一般是山、塔、楼，所以，在一座古城，大凡能将风景揽入怀中的高处，几朝下来皆成为名胜。对古人来说，若城内或近郊无高处，是非常败兴、非常严重的事。所以，筑阁砌楼便成了古建时尚，“江南三大楼”之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皆受驱于登高揽景的欲望，一俟矗起，则声名大噪，“游必于是，宴必于是”。

某日，走在高楼大厦的街上，我忽然想，早年北京何处适于登高放目？

清《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据说，除以上各处，玉渊潭、钓鱼台也人气颇盛，而慈禧太后去的是北海桃花山。

我盘点了下，清人眼里的这些高丘，如今几乎都荡然无存。若要登高，恐怕得去爬香山或央视转播塔了。鉴于空气清洁度，能瞅多远尚不可知。

有年去福州，夜宿于山宾馆，被告知旁边即有著名的于山和白塔，心中甚喜，顿觉夜色阑珊、地气充沛，睡得特香。翌日拉开窗帘，大吃一惊，那传说中的于山不过一座土丘，连塔算上，高度也不及对面的一栋楼。

千余年来，福州的地标是“三山两塔”，你在城里任一角落，皆可望见这三加二的全景图。历代画家绘福州，只要择五点之一摆画案，出来的全是鸟瞰图。现在，福州人该去哪里登高呢？

我看过记载，至清末，各地的“登高会”依然盛行，长沙的岳麓山、广州的白云山、武汉的龟山、南昌的滕王阁、西安的雁塔……都是著名的雅集地。素无丘山的上海，就把沪南丹凤楼及豫园大假山作为“高枝”来攀。

从前人的心目中是有“高”的，尊高、尚高、仰高，“高”对其人生步履和精神移动有股天然的吸引力。先人所涉足者，多为在野之高、山水之高、天赐之高，先人不仅慕之趋之，还忠实地护高、养高，对身边的高物，不敢随便削弱或降低它，不敢做有损它尊严与荣誉的事。

还有一点，即先人自然之子的秉性。在对时季的敏感、对光阴的惜怜、与自然对话的天赋及能力上，今人皆比先辈逊色得多。我们不仅迟钝，而且寡情。把重阳节改成敬老节，是文明的粗暴，是生存美学的大损失。

当沥青覆盖了旷野，当城市沦为蔽日峡谷，当石阶变成电梯，当丘山被纷纷削平，当天然之巍被化作砖块水泥，世人眼中只剩下了“珠峰”……

我们的刻度变了，视觉和灵魂的刻度都变了；我们所用的尺码，和欲望一样，肥大而粗陋；我们睥睨天下，肆意规划任何想要的海拔，结果，人造的高遮挡了我们的视线，缩小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丧失了远方的地平线。

小时候，老师解释“地平线”，我马上就懂，那是日出日落的地方，那是“远方”的代名词。今天，城市的小朋友谁见过地平线？

在心里，我向古代那些平平仄仄、不起眼的“高”致敬，向那漫山遍野赤裸裸的笑声致敬，向那消逝的远方的地平线致敬。

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

1944年夏秋之交，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决定配合中国军队对中国沦陷区和日本本土实施战略性轰炸。

为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当时流亡到四川的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助手罗哲文。

二人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再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准确位置。目录用中英两种文字编成，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焚毁这些目标。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它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现在的日本民族犹如太平洋孤岛中一棵风雨飘摇、电击雷劈的大树，即将面临亘古未有的毁灭性灾难，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与文化，是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

此项工作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它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这时，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满目创痍，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越演越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旋涡中。然而，让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惟独奈良、京都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一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导师第一次进驻陪都重庆却没机会饱览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已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秩闻趣事。菅谷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关系。他说，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的事例。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我是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三角板、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有两处就是京都和奈良。日本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罗哲文与菅谷都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于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对自己说过的一件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说道：“孝燮，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是太可惜呵！”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报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

（摘编自岳南《南渡北归》）

相关链接：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