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钟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 版）

 “新文人画”的概念首先在新，新旧文人划分的主要标准是时间分段。在中国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开端的依据。因此，当时那些新文化的倡导者、建设者，都应列为新文化人。此后凡拥护并积极参与新文化建设的知识分子也都应属于新文化人之列。这些人当中的画家之作品即是新文人画。如果把古代的文人之画称为文人画，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接受过新思想、新文化洗礼但又继承了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丰子恺、黄宾虹、潘天寿、石鲁、李苦禅、钱松岩、李可染、陆俨少等都应被看作新文人画的代表。

新文人的产生是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期，站在世界文化和人类命运的高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新文人中最早提出改革中国画的是康有为，1917年他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急矣”，并主张“复古为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以《美术革命》为题，主张“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显然，康、陈的主张是基于大的文化背景来思考中国画的发展方向的。1919年，蔡元培曾特别指出：“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较之康、陈从文化的层面指明中国画革新之必要，蔡元培从美术教育的角度指出了中国画革新的途径。

此后的徐悲鸿、林风眠无不受其思想的影响，他们不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吸收西方绘画艺术之长，对中国画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并且通过表现内容的变革，为中国画注入了时代精神和人文主义内涵。如“愚公移山”这一来自《列子》的寓言所凸显的人格尊严和进取意识，与中国文人画含蓄幽婉的隐逸境界大相径庭，却与西方人文精神旁通。徐悲鸿创作《愚公移山》这一题材本身，即已表明他拥有20世纪人文主义者的眼光，在表现形式也借鉴西洋画解剖和明暗法，通过塑造人物健康体魄恰当地揭示了寓言蕴涵的人文精神。林风眠长期被其反对者和极左势力贬斥为形式主义者，其实他在自身苦心经营的艺术语言中，真切地表达了历经磨难而不失终极追问的人文情怀，尤其他早年积极响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召唤，创作了《摸索》《痛苦》《人道》《十字街头》等颂扬人文先驱、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的巨幅油画。在暮年寓居香江时期，他又重拾早年油画主题，创作了彩墨画《痛苦》《噩梦》《耶稣》等具有鲜明反思意识和人文精神的作品。

半个世纪过去了，大师的理想仍然停留在理想之中。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和文人的摧残使得中国画面临一次灭顶之灾，改革开放使中国画又面临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两个方面的冲击，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入和绘画市场的诱惑进一步加深了绘画界的浮躁、急功近利等混乱状态。中国画未来该如何发展，值得深思。   

  (选自《文艺评论》2012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