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下人家

沈念

和那个阳光般的男孩相见时，抬头就是被雨淋湿的古塔。那是一片老城区，黑色的、赭色的屋脊，高低交错，如波浪翻滚，把一块块光投射到远处的天幕、山峦、岛屿、湖泊。塔就站在一眼望不见尽头的“波浪”之上，瘦削的身体，穿一身褶皱青衣，脸色永远白皙。

“塔，记录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我和男孩说起25年前的记忆。成长于乡野之地的少年，14岁离家，尚未脱去稚气，求学而来，懵懂无知地“探”进这座城市。那时候，我乘坐的大客车要搭上轮渡才能抵达城市。汽车排着老长的队伍，把前面的车挤上船，然后等着后面的车把自己挤上去。我在车上伸长脖子，也看不清城市的面目，只能眺望车窗外一湖阔朗的水波。在我“渡”到这座城市的漫长分秒中，屹立水边的塔，若隐若现。

男孩恰是那一年出生在塔下人家。

那时的老城区是衰颓、晦旧的，塔下人家的生活也多艰涩愁郁。“你到鱼巷子，离塔就不远了，我家就在塔下面。”男孩的电话指路，让我想起多年前寻塔的经历，同样被人这般介绍而记住了呈“7”字形的鱼巷子。多少年过去，鱼巷子的市井气鱼腥味仍丝丝缕缕飘在城市的上空，湖里的鱼和别的水产把狭长的巷子弄得湿漉漉的。塔整天看着巷子里的“人间烟火”，喜笑怒哀的人们从这里走过，又回到柴米油盐的生活轨道上。

男孩的父亲在这里贩卖过鱼，这位中年男人下岗后，干过多种活计，孩子要长大，老人要赡养，没有任何优势、背景、资源、专长的他，注定要付出成倍的努力。塔，看到过男人从巷子里早出晚归，也看到过他拥抱孩子和妻子时的微笑。塔下住着很多这样的家庭，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张拧巴，就像走出门，坑洼的街面，不小心就会踩一脚烂泥水。男孩那一年喜欢上了绘画。夫妇俩纠结了一天一夜，决定送他去培训班，家里的一切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男孩坚持了7年的绘画学习，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许多次，他们拒绝了友人资助的善意，却不知要如何述说陪伴、培养孩子的经历，好像是咬咬牙就走过来了，那些艰辛、隐忍和坚强却只字未提。只有塔，是最熟悉这些塔下人家的困窘和努力的。

在水的波光浪影中，塔把时间创造的变化藏进了城市的身体里。细心的人发现，七拐八弯的老街路面铺了柏油，填平了积水的空洼；路灯擦亮了这里的夜晚，暗夜行走变得暖意丛生；社区服务延伸到街巷每个角落，塔下人家多了欢声。这些变化跟着时间前行，这些变化来自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美好共享。男孩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穿过挨挤的房屋中的窄路，走到湖边看水，也抬头回望几年前整饬过的塔。那一刻，男孩似乎能猜到这座实心塔里浮动着的欢喜心思。

我离开这座城市好几年了，而塔的形象一直挥之不去。实心塔，注定它是这座城市的一个特定坐标。二十多年来，我也说不上有多少次一个人或陪外来朋友看塔，每一次的场景仿佛都是流动的，只有塔是坚定的不变者。我和男孩每每谈起这座城市，都需要从塔出发，似乎这里是寻找宝藏的入口，似乎离开它就不能拼凑出一个记忆中的城与市。

男孩学业优异，大四时被选送到巴黎一所著名的学校交流，结束学业后他选择了回国，先去了上海，又回到北京，刚做出自己满意的有中国元素的动画设计作品。这些年，男孩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从未停下迈进的脚步。和他的父亲母亲一样，在困难面前，男孩从没有生发过退缩的念头。自己的路自己走，男孩鼓舞他自己，向前走。

正是这座城市的底蕴，赋予了年轻的他和他们勇于担当的力量。

这些年城市的变化，细微的，翻天覆地的，塔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有时我想，一座城市总是涌现出诸多变化当然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某些不变的东西更是珍贵的。从我所认识的男孩及其父母身上，我看到了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珍贵。

寒来暑往，塔依旧站在望不见尽头的屋脊之上，在不变中收纳着变化。常有三五成群的鸟，栖身于塔檐上，眨眼间又腾空而起，向着声响的方向飞去。这些美好的声响，清悦、悠长而辽阔，仿佛是从塔下人家，从男孩和他的父母，从城市里的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发出来的。

（有删改）

对资源的保护与治理是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之一。对此，一般有两种传统思路，一种是将公共资源私有化，以市场自身的机制使资源得到保护和有效率的利用。另一种则是对出现问题的领域，强调政府治理，以克服外部性、搭便车等现象。

然而现实中，两种对策也会面临力有不逮、弊端重重的局面。比如，管理者会受到部门预算、政策和个人利益的约束；同时，他们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缺少最切实、最一致的利益关联。而且，管理者既然并不是资源的直接利用者、相关者，就会受制于信息的相对缺乏。因此，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成本往往不甚如意。另一方面，在有些场合，私有化资源的成本极为高昂，或者出于资源自身的特点，几乎不可能成功，如海洋等公共资源就很难为私人所有。

更深入的经济学研究认为，公共资源保护不应该只有非此即彼的两种对策。在可以建立排他性，从而可以确权的私有化资源之外，那些容易被搭便车者利用的资源，可以按照竞争性分为两类，即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过往的案例研究表明，仅仅是使用上不具有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无论是运河，灯塔，烟火，农业所需的蜜蜂，都未必不能以市场方式提供。而公共资源不但使用上不具有排他性，还易于为个人所消耗，比如海洋渔业、草原牧地、森林、地下水等等。理论上，在自然状态下，因为人们预期其他人会消耗资源，所以自己也无激励保护性使用资源，结果就是使用者过度使用资源，最后导致资源耗尽，即成为公地悲剧。

但实际上，当地社区往往也会自发形成保护机制，通过文化和习俗保护当地使用者所赖以为生的资源。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不可忽视当地自治、自发生成规则的重要性。因为当地社区成员较为固定，成员之间相互拥有资源使用者的特征信息，并能够形成长期的反复的博弈，从而演化出较为稳定的合作模式。并且，在各个小的区域之间，当地社区使用者们也会互相对比，利用和保护资源的各种措施会被小范围试错，成功的经验会被传播，资源因此会得到可持续的保护性利用。比如一些印第安部落的渔业生产，就当地而言就是成功的，尽管资源并没有被置于国家治理之下或者进行私有化，但当地部落出于自身考虑，有节制地利用渔业资源，并且互相监督其他部落的捕捞行为，形成有效的滥用约束机制。

当然，资源的社区治理也必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需要在市场化经济的基础上，结合政府的法治支持。经济学家认识到，因为各种资源和当地文化的不同，经济学上对公共资源的治理方式也会因地制宜，各有不同。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需要了解资源自身的特点；明确利益激励是人们消耗资源的首要原因；分析当地习俗惯例是否对资源有好的或者坏的作用；分析政府介入的成本和利弊。

（摘编自吴荻枫《公共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经济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