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很注重中庸之道。国家太大，治理需要依靠精英，这样的精英有一个特点，在孔子那里就是讲求“中庸”。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既不要过于峻急，也不要过于迟缓，应当恰到好处，掌握分寸，留有余地。《论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鄙弃不义得来的富贵，但他只是说“如浮云”，像浮云那样一晃而过，并没有说其他丑恶的词，这体现了孔子语言的分寸感。在孟子的时代，认为精英就当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说的，他强调有至人、有真人。

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化”的观点，《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什么事情碰到钉子，无计可施了，这就是“穷”，穷就要变，变了才有出路，才可维持下来。到了庄子的时代，更喜欢用的字是“化”——与时俱化。“化”与“变”相比，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中华文化讲仁义道德、一和同、天下定于一、吾道一以贯之，似乎很呆板。其实中华文化一点儿都不呆板，比如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性。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我没有条件，我就把自己管好了，如果我有条件了，我就为天下百姓与君王效劳。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充分理解战争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变成殉葬者。孟子评价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把握分寸的话，他早就灭亡了。

在中国，不同的思想理论可以想办法走通。老庄主张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无胜有。老子甚至主张，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坚强是死亡的特色。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但从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文化。20世纪后半期，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要，比如撒切尔夫人、基辛格等人都对某些国家的改革不看好，而上述这些人却说，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国，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改革的就改革，化之于无形。全世界能够迈开这么大步子进行改革开放而又保持稳定局面的，只有中国。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自我吹捧，但中华文化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统筹兼顾、面面俱到的能力，世界上罕有其匹，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

如今，我们更可以在中华文化传统和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当下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时势，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建设我们美好的生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选自王蒙《道通为一——从传统经典看中华文化的特点》，有删节)

清明的心弦

王蒙

①我喜欢北方的初冬，我喜欢初冬到郊外、到公园去游玩。

②地上的落叶还没有扫尽，枝上的树叶还没有落完，然而，大树已经摆脱了自己的沉重与快乐的负担。春天它急着发芽和生长，夏天它急着去获取太阳的能量，而秋天，累累的果实把枝头压弯。果实是大树的骄傲，大树的慰安，却又何尝没有把大树压得直不起腰来呢？

③现在它宁静了，剩下的几片叶子，什么时候落下，什么时候飞去，什么时候化泥？随它们去。也许，它们能保留在整个的冬天，待到来年春季，归来的呢喃的燕子会衔去这经年的枯叶，去做巢。而刚去蛋壳的小雏燕呢，它们不会理会枯叶的琐碎，它们只知道春天。

④湖水或者池水或者河水，凌晨时分也许会结一层薄冰，薄冰上有腾腾的雾气，雾气倒显得暖烘烘呢。然后，太阳出来了。有哪一个太阳比初冬的太阳更亲切、更妩媚、更体贴呢？雾气消散了，薄冰消融了，初冬的水面比秋水还要明澈怡远，不再有游艇扰乱这平静的水面了，也不再有那么多内行的与二把刀的垂钓下钩者的贪婪。连鱼儿也变得温和秀气了，它们沉静地栖息在水的深处。

⑤地阔而又天高。所有的庄稼地都腾出来了。大地吐出一口气，迎接自己的休整，迎接寒潮的删节。当然，还有瑟缩的冬麦，农民正在浇过冬的“冻水”，水与铁锨戏弄着太阳，场上的粮食油料早已拉运完毕，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在整理谷草。在初冬，农民也变得从容。什么适时播种呀，龙口夺粮呀，颗粒归仓呀，那属于昨天，也属于明天。今天呢，只见个个笑脸，户户柴烟。炕头已经烧热，穿开裆裤的小孩子却宁愿呆在家门外边。

⑥这时候到郊外、到公园、到田野去吧，游人与过客已经不那么拥挤。大地、花木、池塘和亭台也显得悠闲，她们已经没有义务为游人竭尽全力地显示她们的千姿百态。当她们完全放松了以后，也许会更朴素动人。而这时候的造访者，才是真正的知音。连冷食店里的啤酒与雪糕也不再被人排队争购，结束了她们的大红大紫的俗气，庄重安然。

⑦到郊外、到公园、到田野去吧，野鸽子在天空飞旋，野兔在草棵里奔跑。和它们一起去告别盛夏和金秋，告别那喧闹的温暖，去迎接漫天晶莹的白雪，迎接盏盏冰灯。迎接房间里的跳动的炉火和火边的沉思絮语，迎接新年，迎接新的宏图大略，迎接古老的农历的年。二踢脚冲上青天，还有一种花炮叫做滴溜，点起来它就在地上滴滴溜溜地转。

⑧初冬，拨响了那甜蜜而又清明的弦，我真喜欢。

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

所谓信息的异化，就是说信息从素材变成了成果，传播由中介变成了价值的体现，传播的速度与数量变成了真理、科学、艺术、成功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精神产品的首要追逐，而传播的能力包括忽悠炒作的能力与招人喜欢的外表，都成了成功的基石。信息传播，如荼如火，如龙卷风，如海啸，搞得我们的理论、文化、艺术、科学、决策在信息的浪涛滚滚中，或者风头劲爆、或者摇摆不定、或者垂头丧气。信息传播的洪流，正在推出一些牛人，昨天宣布读图与信息爆炸，今天宣布触屏时代到来，后天宣布名人、名牌、名书、名药都是他们打造成功的，他们牛气十足地宣布平面媒体的过时，宣布文学即将死亡，小说即将湮灭，他们鼓吹着各种票房、印数、点击量、收视率、福布斯榜，他们制造着巨星、超女、好声音、畅销书及其作者、意见领袖、有影响力者、世界纪录。他们承认即使是一条狗如果能够在现代传媒中不断出镜，也能成为“中华第一名狗”。

在大数据的潮流里，文学、纸质书籍首先被冲击。原因是语言文字在各种艺术介质当中最缺少直观性，最符号化。它们不像图画、音乐、歌曲、舞台表演、声像节目，更不像3D、4D（是不是正在出现7D、8D？）影院那样富有肉感器官刺激，它们不能给人们以视觉、听觉，直到嗅觉、味觉、触觉，还有臀部、腰部震动。语言文字是符号，是思想，不通过大脑的感受、解读；联想、思考，它们不过是一群乱码，对于蠢人，语言尤其是文字，完全不能传递足够的信息。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精神懒汉，当然不希望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身体与其器官，直接接受刺激与抚摸来获取信息。但恰恰是语言与文字而不是3D、4D、5D、6D们能发育与推动思维。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

而由网络宣布《红楼梦》等名著的死活读不下去，正是这种君临人类文化传播的牛气冲天与蠢态毕露的新表演。它们干脆挑战经典，挑战中华的与人类的文化史，挑战智力的底线。

当然，我不是不知道，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我们这里需要政府、市场与专家能够在文化事业、文化生活中起到恰如其分的均衡、适当的良性互动互补作用，而绝对不是一味市场化。

（选自王蒙《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有删改）

在声音的世界里

王蒙

我至今忘记不了孩提时代听到的算命瞎子吹奏的笛声。寒冷的冬夜，萧瑟的生活，一声无依无靠的笛子，呜咽抖颤，如泣如诉，表达着人生的艰难困苦，孤独凄清，轻回低转，听之泪下。不知道这算不算我这一生的第一节音乐课。

我慢慢知道，声音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无影无踪，无解无存，无体积无重量无定形，却又入耳牵心，移神动性，说不言之言，达意外之意，无为而无不有。

我喜欢听雨，小雨声使我感觉温柔静穆和平，而又缠绵弥漫无尽。中雨声使我感到活泼跳荡滋润，似乎这声音能带来某种新的转机、新的希望。大雨声使我壮怀激烈，威严和恐怖呼唤着豪情。而突然的风声能使我的心一下子抽紧在一起，风声雨声混在一起能使我沉浸于忧思中而又跃跃欲试。

我学着唱歌，所有的动人的歌子似乎都带有一点感伤。即使是进行曲谐谑曲也罢，当这个歌曲被你学会，装进你的头脑，当一切都时过境迁的时候，记忆中的进行曲不是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温柔吗？即使是最激越、最欢快的歌曲，一个人唱起来，不也有点寂寞吗？ 一个所谓强者，一个激越着和欢快着的人，可能未必会唱很多的歌。一个“成功人士”，大概也不会去谱写吟唱小夜曲。

莫非，艺术是属于弱者、失败者的？

我喜欢听单弦牌子曲《风雨归舟》，它似乎用闲适并带几分粗犷的声音吐出了心中的块垒。我喜欢听梅花大鼓《宝玉探晴雯》，绕来绕去的腔调十分含蓄、委婉，我总觉得用这样的曲子作背景音乐是最合适的。河南坠子的调门与唱法则富有一种幽默感，听坠子就好像听一位热心的、大嗓门的、率真本色中流露着娇憨的小大姐有来到去地白话。戏曲中最让我动情的是河北梆子，苍凉高亢，嘶喊哭号，大吵大闹，如醉如痴。哦，我的燕赵故乡，你太压抑，又太奔放，你太古老，又太孩子气。强刺激的河北梆子，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滚石乐”吗？

青年时代我开始接触西洋音乐了，《桑塔露琪亚》《我的太阳》《伏尔加船夫曲》《夏天最后的一朵玫瑰》《老人河》。所有的西洋歌曲都澎湃着情潮，都拥有一种强健的欲望，哪怕这种欲望派生出许多悲伤和烦恼，哪怕是痛苦也痛苦得那样强劲。

很快地，我投身到苏联歌曲的海洋里去了。《喀秋莎》和《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打头，一首接一首明朗、充实、执著、富有理想的苏联歌曲掀起了我心头的波浪，点燃了我青春的火焰，插上了我奋飞的双翅。苏联歌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命运的一部分。不管苏联的历史怎么样书写，我永远爱这些歌曲，它们意味着的与其说是苏联的政治和历史，不如说是我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音乐毕竟不是公文，当公文失效了的时候，音乐却会留存下来，脱离开一个时期的政治社会历史规定，脱离开那时的作曲家与听众给声音附加上去的种种具体目的和限制，成为永远的纪念和见证，成为永远可以温习的感情贮藏。这样说，艺术又是属于强者的了，艺术的名字是“坚强”，是“恒久”，正像一首苏联歌曲所唱的那样，它是“在火里不会燃烧，在水里也不会下沉”的。

我确实喜爱音乐，能够沉浸在我所能够欣赏的声音世界中，并从中有所发现，有所获得，有所超越、排解、升华、了悟。进入声音的世界，我的身心如鱼得水。莫扎特使我觉得左右逢源，俯拾即是，行云流水。柴可夫斯基给我以深沉、忧郁而又翩翩潇洒的美。贝多芬则以他的严谨、雍容、博大、丰赡，使我五体投地得喘不过气来。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如春潮，如月华，如鲜花灿烂，如水银泻地。听了他的作品我会觉得自己更年轻，更聪明，更自信。所有他们的作品都给我一种神圣，一种清明，一种灵魂沐浴的通畅爽洁，一种对于人生价值包括人生的一切困扰和痛苦的代价的理解和肯定。听他们的作品，是我能够健康地活着、战胜一切邪恶和干扰、工作下去、写作下去的保证和力量的源泉。

流行歌曲、通俗歌曲，也自有它的魅力。周璇、邓丽君，以及美国的约翰·丹佛、巴芭拉，德国的尼娜，苏联的布加乔娃，西班牙的胡里奥，都有打动我的地方。我甚至于设想过，如果我去学唱通俗歌曲或者去学器乐或者去学作曲呢？我相信，我会有一定的成就的。并非由于我什么事都逞能，不是由于我声带条件特别好，只是由于我太热爱音乐，太愿意生活在声音的世界里了。

人生因有音乐而变得更美好、更难于被玷污、更值得了，不是吗？

（有删改）

①中华文化很注重中庸之道。国家太大，治理需要依靠精英，这样的精英有一个特点，在孔子那里就是讲求“中庸”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既不要过于峻急，也不要过于迟缓，应当恰到好处，掌握分寸，留有余地。《论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鄙弃不义得来的富贵，但他只是说“如浮云”，像浮云那样一晃而过，并没有说其他丑恶的词，这体现了孔子语言的分寸感。在孟子的时代，认为精英就当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说的，他强调有至人，有真人。

②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化”的观点，《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什么事情碰到钉子，无计可施了，这就是“穷”，穷就要变，变了才有出路，才可维持下来。到了庄子的时代，更喜欢用的字是“化”—与时俱化。“化”与“变”相比，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中华文化讲仁义道德、一和同、天下定于一、吾道一以贯之，似乎很呆板。其实中华文化一点儿都不呆板，比如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性。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o”如果我没有条件，我就把自己管好了，如果我有条件了，我就为天下百姓与君王效劳。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充分理解善战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变成殉葬者。孟子评价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把握分寸的话，他早就灭亡了。

③老庄主张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无胜有。老子甚至主张，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坚强是死亡的特色。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但从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文化。20世纪后半期，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要，比如撒切尔夫人，基辛格等人都对某些国家的改革不看好，而上述这些人却说，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国，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改革的就改革，化之于无形。全世界能够迈开这么大步子进行改革开放而又保持稳定局面的，只有中国。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自我吹捧，但中华文化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统筹兼顾、面面俱到的能力，世界上罕有其匹，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

④如今，我们更可以在中华文化传统和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当下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时势，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我们美好的生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选自王蒙《道通为一——从传统经典看中华文化的特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