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张，不少承载着乡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传统古村落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加上“仿古建筑，小吃一条街”的疯狂“造街”，使古村落不仅因过度开发失去原真，而且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

浙江省对古村落的开发保护值得各地借鉴。以建德市新叶村为例，该村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是国家文物局保护与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的6个村落之一。新叶村在保护利用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补偿基础，形成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在保护过程中，积极采取“规划新区，保护老区，有序过渡，和谐共生”的办法，来降低老区的人口密度，同时引导村民发展相关的旅游事业。

（摘编自2016年6月28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大量古村落因人去屋空而破败甚至消失，意味着文明的断裂。现代人在享受幸福生活时如果丧失了“文化之根”，这种幸福只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国家肩负着保护古村落、振兴古村落的责任。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保护、振兴古村落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一个古村落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关键在于这个村落能够人丁兴旺，只有有了足够的人气才能让古村落有生气。一些列入了保护名录的古村落，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能够吸引到一些旅游资源，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样板，如江南地区的乌镇、周庄等古镇。但是更多的古村落并不具备像这些名镇那样的丰富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流，而一些新造的旅游景点也不足以体现传统文化。因此，保护古村落，更重要的是让古村落能够留得住人，说得具体点，就是能够留得住在此居住、生活的人群。

（摘编自2017年12月11日《澎湃新闻》）

材料三：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传统村落。然而，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每一个县被收录的古村落不足2处。据调查统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相当于一天之内就有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至今，全国的自然村只有约200万个。

面对急剧消失的古村，“救火式的奔走根本跑不赢古村消失的脚步”，公益组织的力量似乎分外薄弱。

2014年11月，汤敏^①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在深圳发起成立“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着手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尝试用“互联网+公益”的方式为古村保护积蓄能量。

汤敏认为，在“互联网+”语境下，利用扁平化与便捷快速的社群链接，正让社会创新走向多维立体生态，也能让“古村之友”聚合出巨大的价值增量。

“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汤敏说，如今，古村落保护不缺政府的支持，也不缺商业的力量，缺的是公众的参与，“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而如今，互联网正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和可能。”

（注）①汤敏：北大研究生毕业，近年致力于保护古村落，推动乡贤文化建设。

（摘编自201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高陵网）

中国现代法学的“洋翰林”——程树德

程树德先生曾获举人功名，后留学于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科回国后通过 留学生授职考诫，赐予法政科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

先生十岁丧母，孤苦无依;勤奋自学，通育达兰，熟读经史，博览群书。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先生二十九岁，首部著作《国际私法》七卷问世;1919年，《汉律考》七卷问世。

1925年，出版《九朝律考》，这是树德先生平生最为重秀的著作之一。曾于1935年再 版，后又重版两次。此著广收从公元前2世纪起至公元后7世纪间历代已经散失了的法 律、科令、格式'刑名和其他相关资料，并作了综合考证与论述。以十年之功，编成《九朝 律考》二十卷,三十余万言。参考书藉凡數百种，内容包括汉律考、魏律考、晋律考、南北 朝律考（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律考等九朝的法律考据与论证。新中国成立前，此书在国外已有多种译本=在国内列入大学教材，现在仍为政法高校研究生必读参考书 目，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程氏有云：“余尝谓有清一代经学词章远轶前轨，独律学阙 馬不讲。纪文达编幕《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之属仅收二部，存目仅收五部，其按语则谓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所录略存梗概，不求备也。此论一创，律学益微。将清代统治者不重视法律因而造成律学衰落之弊病予以发微，影响深远。1955年重版时，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曾评价云：“该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史而言，不但可以供研 究我国法律变迁沿革的人作参考，而且也是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

1928年，《中国法制史》问世。这是为京师法科学生所编的教材。上溯黄帝，下逮有清，以简括之笔，阐述历代法令及刑制的发展。1931年，《比较国际私法》出版。 1933年，《说文稽古编》出版。先生在叙迷著述旨趣时曾云：“性耽古籍，不能自已，偶检阅旧藏《说文解字》诸书，颇悟‘因字求史’之法，遂有《说文稽古编》之作。”从文字之形成，窥上古逸史与其社会之情状，是此书的创造性探索之所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由于多年辛苦工作，积劳成疾，1933年，树德先生患血管硬化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大学等高校陆续南迁，先生失去教职，从此经济断绝，处境凄惨，衣食不完。在日伪统治时期，先生病无医药，生活无着，子女多而幼弱，因而困窘不堪，至病况不断恶化，最终瘫痪。在病中，先生著成《论语集释》四十卷。这也是先生最后一部重要 著作。为弘杨中华固有文化，以“目难睁不能视，手颤抖不能书”之病弱残躯，自己口述，亲戚笔录，历时九年，《论语集释》终于在1942年脱稿。所引书目六百八十种，全书共一百四十万言。此书为研究《论语》之学者提供了自汉至清的详尽资料。又对《论语》之训诂注释有充分考证，用各家学说阐明孔子的思想本盾，为译注、研究《论语》的学者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提供了广泛的根据。

  (摘编自邸永君《“洋翰林”——中国现代法学大家程树德》）

（程树德《论语集释.自序》）

(何勤华《程树德与< 九朝律考>》）

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徳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作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于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有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自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徳行为、道徳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的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徳的全部，道徳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摘编自何怀宏《道德情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