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王跃生《中国家庭结构变动与特征》）

表一  1993年—2010年家庭户规模变化情况 单位：%

表二  1994年—2010年家庭类型的代际变化 单位：%

（摘编自《我国家庭结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摘编自杨利春《是什么造成我国家庭结构特征变化》）

（摘编自童辉杰《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

①小小说在我国其实原来就有，外国也有。但由于中国近些年来小小说比较流行，读者面很广，于是才把“小小说”当成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值得探索。

②小小说并非单指短小的小说。短小，只是它的外部特征。小小说仍然可以看作是短篇小说的一个分支。短篇小说的一般特征，小小说都是应该具备的。但是小小说和短篇小说在本质上既相近，又有所区别。小小说是短小的，从里到外都是小的。小小说作者所发现、所思索、所表现的只能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片断。这个片断是别人没有表现过、没有思索过、没有发现过的。最重要的是发现。发现，必然就伴随着思索，并寻找合适的表现形式。文学创作都需要发现，但是小小说的作者更需要有“慧眼”，因为引起小小说作者注意的，往往是平常人易于忽略的小事。这种小事必须是天生得来的一块小小说的材料。这样的材料并非俯拾皆是。小小说材料的获得往往带有偶然性，邂逅相逢，不期而遇。并且，往往要储存一段时间，作者才能大致弄清楚这件小事的意义。写小小说确实需要一点“禅机”。

③小小说虽然不大可能有十分深刻的思想，但可以有一点哲理，不过不能在里面进行完整的哲学的思辨（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可以）。小小说的特点是思想清浅。半亩方塘，一湾溪水，浅而不露。小小说应当有一定程度的朦胧性。“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篇小小说发表了，创作过程并未结束。作者还可以继续想下去，读者也愿意和作者一起继续想下去。这样，读者才能既得到欣赏的快感，也得到思考的快感。追求，就意味着还没有达到。追求是作者的事，也是读者的事。小小说不需要过多的热情，大喊大叫，指手画脚，是会叫读者厌烦的。小小说的作者对于他所发现的生活片断，最好超然一些，保持一个客观者的态度，尽可能地不动声色。小小说总是有个态度的，但是要尽量收敛。可以对一个人表示欣赏，但不能夸成一朵花；可以对一件事加以讽刺，但不辛辣。小小说作者需要的是聪明、安静、亲切。

④小小说是一串鲜樱桃，一枝带露的白兰花，本色、天然。小小说不是压缩饼干、脱水蔬莱，不能把一个短篇小说拧干了水分，紧压在一个小小的篇幅里，变成一篇小小说。小小说不能写得很干、很紧、很局促。越是篇幅有限，越要从容不迫。小小说自成一体，所以也叫“微型小说”。小小说就像咫幅盆景，可以仿宏伟之自然。小小说就像宋人在扇子上画龙舟竞渡图一样，用笔虽极工细，但是一定要留出很大的空白，不能挤得满满的。空白，是小小说的特点。可以说，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中国画也讲究“计白当黑”。因为注意“留白”，小小说的天地便很宽余了。所谓“留白”，简单直截地说，就是少写。应该在写的时候就控制住自己的笔，每琢磨一句都要想一想——这样才能做到句有余味，篇有余意。

⑤小幅的画尤其要讲究“笔墨情趣”，小小说也需要精当的语言。古人论诗时说，七言绝句就像二十八个贤人容不下一个粗人。写小小说也应如此。小小说最好不要有评书气、相声气，不要用一种半文不白的轻佻的语言。小小说当有幽默感，但又不是游戏文章。小小说不宜用奇僻险怪的句子，如宋人所说的“恶硬语”’。小小说的语言要朴素、平易，但有韵致。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经典和文章学经典，《史记》的史学经典地位在唐代已基本形成，然而文章学经典地位确立则相对较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史记》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意谓《史记》是中国古代散文中地位最高的作品。《史记》这一文章学经典地位的形成始于明代，这和中国文章学理论的发展及明代学术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唐代古文运动以前的《史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评论和思想评论方面。扬雄在《法言》中以“实录”概括《史记》的史笔，对《史记》的思想倾向则提出了“爱奇”的批评。班固首次对《史记》做了综合性评论，认为《史记》的史笔总体详赡而细节不乏疏略与抵牾，思想倾向有悖儒家正统之处，但其行文具有叙事清晰、语言质朴、评论客观的特点。班固的评论得到了后世裴松之、范晔、刘勰等文史学家的一致认同。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除了继承班固的看法之外，还有两点创造性意见。首先，刘勰开始对司马迁的文学成就进行定位：“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因《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是建立在“原道”“征圣”、“宗经”立场之上的，所以司马迁的文学地位虽然降格于经部文献，但作者和作品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文心雕龙·史传》特别肯定了《史记》在文体创造方面的成就。

《史记》正式进入文章家的评论视野始于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家开始以《左传》、《国语》、《离骚》、《史记》、《汉书》等先秦及秦汉典籍并举，目的是建立可堪效法的古文传统。唐代古文家对《史记》缺少专门研究，评论也比较笼统，但在理论定位上将《史记》视为值得学习的文章学范本，这样的观念在《史记》接受史上具有突破意义。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深入发展的时代，《史记》的文章学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关于《史记》修辞学和风格学的评论开始兴起，并带动了《史记》叙事学的研究，评论的形式也日渐多样化。宋人对《史记》文章学的定位比唐人具体。《史记》作为秦汉古文系统中的西汉典籍，其文章学地位大致可以描述为可堪师法，但地位低于先秦经部文献、高于汉代之后的作品。在这个定位中，西汉文虽然在地位上降格于先秦文，但从文章学习的角度却是利于师法的对象，而《史记》则是西汉文中最堪师法者。但由于宋代文章学具有中正典雅、含蓄内敛的美学倾向，宋人同时对《史记》的行文风格和修辞手法提出过很多批评，总体评价是得之雄健，失之粗率，加之宋人的文章学理论虽然在观念上推崇秦汉古文，在实际的写作、选编活动中真正推崇的却是时文，所以《史记》对于宋代文章家的实际写作指导关系并不密切。对《史记》的文章学价值有所重视而不乏批评的观念，在元金之际基本得到了延续。

综上所述，明前《史记》在中国文章学的定位仅是作为先秦两汉文章学资源的重要典籍之一，同时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与缺陷。这样的定位，尚未达到“无韵之离骚”的经典地位。

(摘编自杨昊鸥《明前文章学对<史记>的定位》，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