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中国最早的边疆，是在陆地疆域内划定的。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基本上就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边疆治理尽管内容复杂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围绕处理族际关系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的边疆构架也随之而进行了调整。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传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族际主义”的取向仍然在延续甚至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陆地边疆，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仍然是突出而典型的边疆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同时还与其他的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影响着其他边疆问题的解决。于是，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成为了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21世纪以来，以“族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的陆地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形势和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目标的改变，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的文化属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的忽视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战略的定位。另一方面，陆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从传统的边缘地带凸显成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其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作用日渐突出。

因此，必须抛弃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确立“区域主义”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把陆地边疆界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的思维和定位，把陆地边疆明确界定为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改变传统的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做法，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重于解决这个特殊区域内的区域性问题；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在陆地边疆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族际关系问题也必须纳入到区域治理的框架中谋划，在促进边疆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来谋求族际关系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样的目标定位，陆地边疆的治理需要聚焦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稳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突出的区域和时间，应该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陆地边疆治理还必须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等，尤其是是要注重解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反贫困问题、建设问题、交通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问题等。与此相适应，寻求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应该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选自2017年《新华文摘》第1期，作者周平，有删改）

中国哲学的一般特点

中国哲学主要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人间哲学，一种为个人学习、生活和工作提供指导的哲学。在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方面，中国哲学一直没有做好。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遵循的准则是不同的。前者是人伦关系，后者是法理关系。中国古代哲学要人们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遵循同一法则，视君臣如“父子”，视官员为“父母官”，视百姓为“子民”。这是一种重大的知识局限。这种知识局限在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在以自由原则主要是思想自由和个体自由原则为前提的哲学体系中，中国传统哲学是被排斥在外的。但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仍然不失为一种独特的且有自己适用性或有效性的公共哲学。这种哲学对宇宙、自然人伦、社会关系、生存和生命的思考，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在中国哲学思想指导下培育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官制度，对处理权利和权力的关系，解决有才能者的出路实现其政治与社会抱负，维持社会层级或科层的流动性、有序性和公平性，维护社会稳定，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君主政治中，相对开明的君主体制和完全开放的文官制度，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维持和延续，并且是促成其不断改良、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制度因素。

在社会治理模式的设计中，中国哲学指导下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一体性和完备性模式，在前现代社会一直具有高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当然，随着现代性的自由原则的被承认，随着现代法权观念的确立，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一体性和完备性模式已经受到广泛质疑。市场经济观念的确立，实际上是个体法权作为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现代法治体系的建立。现代法治体系的核心思想是现代契约理论，家庭、社会和国家，或者公民、公民社会和国家，都只是那个体系相对独立的一个个环节，形成一种有着不同社会功能和权利、责任、义务的社会主体。

在今天，国家权力至上或公权至上的观念正在受到挑战，公民权利的保护和维持成为焦点，国家权力或公权的监督和约束成为常态，有限政府的要求成为必然。

当然，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文官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理论，如何与现代科技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相融合，吸收并且融入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宽容、和谐等现代文明观念，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节选自张国清《智慧与正义》，有删改）

远去的东栅

张会芬

东栅，是乌镇东边的一条街。2005年，我初到乌镇，进大门便看到几只乌蓬船泊在澄碧的河里，河边青檐黛瓦的房子静默如画。镇中心有一个戏楼，往西是西栅，东边即东栅。长而弯曲的石板路，错落整齐的老房子，就那么静静地在我面前延展，我一时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在故乡。

在被岁月磨洗得光滑洁净的石板路上，我独自慢慢走，慢慢品味着每一道厚实的木门，每一扇木格窗户。悠长的小巷深处，低矮安静的门楣里，一定深藏着无数的沧桑与故事。林家铺子里寂静无人，柜台上光溜溜的，静默的物什无声地暗示着曾经的热闹。茅盾故居就坐落在林家铺子斜对面，走进去仿佛就把满屋子的书香带在了身上。

河边的木板房里，有几家店铺。一位老太太坐在柴火灶前卖点心，热气腾腾的蒸锅上，是用荷叶包着的粑粑。我买了一个剥开来吃，那淡淡的甜味、清清的荷香让人回味隽永。临街住房的门半掩或敞开，里面的人说话声音极小，有老人躺在竹椅上摇着蒲扇，有女子低头缝着蓝花布包……我的脚步不想迈动，真想留下来享受这静谧安适的日子。

东栅尽头，几个女子在河边浣衣，小孩子们欢快地跑来跑去。我伫立在廊桥上，左岸回廊人迹寥落，中间河水碧澈如镜，右边民居似水墨画。在渐渐退去的夕辉中、乌镇就如一位恬静的古典女子，着蓝花布衣，坐在河边默默与我对视。我读出了她的简静，安详，内敛，而她也仿佛看出了我的芜杂，浮躁，虚荣……我竟不敢与她长久对视，于恋恋不舍中落荒而逃了。

2010年夏再到乌镇，恰逢上海举办世博会，许多游客蜂拥而来。素净的乌镇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河边，街上，小巷，桥头，到处充斥着导游沙哑的声音、游人的吵嚷和攒动的人头。窄窄的石板街上，游人挨挨挤挤，前脚抵着他人的脚跟，后脚可能被人踩掉了鞋子……乌镇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显得喧嚣和烦躁。

东栅临街的人家大门紧闭，似已没人居住的房子杳无生气。河边也消失了浣衣的女子和玩耍的小孩，而那河水，已由澄碧变成黯深的绿。踩在东栅的小街上，我似乎听到青石板的哭泣。有导游说，西栅已将临街临河的房屋改造成了度假村，供游客住宿玩乐……我咽喉发干，心底苦涩，脚步随着人流匆匆向前，只想快速逃离。

梦中的故乡没有了。乌镇这位江南静女，被时代的潮流裹挟前行，已变得面色黯淡，妆容不整，她似乎也逃不出周庄的宿命。在人们从文化遗产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许多美好的事物也随之慢慢消逝。

再见了，我的东栅！你已渐行渐远，我只能在记忆里把你留存，由此而来的思念却越来越浓。

（选自《短篇原创文学·散文精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