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谈佛论道的书中将“执着”与“执迷”混用，窃以为十分不妥。“执迷”，差不多是指异化、僵化、知错不改。何致如此呢？无非“名利”二字。一旦进入温饱甚至富足，价值感常把人弄得颠三倒四。谋利谋到不知所归，其实也是在谋名了——所谓价值感。追求价值感当然没错。问题是，在这个仿佛一切都可以出售的时代，价值的解释权通常属于价格，价值感自然也是亦步亦趋。

价值和价格的差距无从固定，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当然这并非坏事。可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一旦显形为铺天盖地的广告，一旦与认钱不认货的媒体相得益彰，事情就不一样了。只要广告深入人心，东西好坏倒不要紧了——好也未必就卖得好，不好也未必就卖不好。媒体和广告沆瀣一气，价格既已不认价值这门亲，价值感孤苦无靠去拜倒在价格门下，也就不是什么费解的事。而这逻辑，一旦超越经济，走进社会各个领域，耳边常闻的关键词就只有利润、码洋、票房和收视率了，另外还有几个词在悄声附和：房子、车子、股市、化疗。此即执迷。 

“执着”与“执迷”不分，本身就是迷途。这世界上有爱财的，有恋权的，有图名的，有什么都不为单是争强好胜的。人们常管这叫欲壑难填，叫执迷不悟，都有贬低之意。但爱财的也有比尔·盖茨，他既能聚财也能理财，更懂得财为何用，不好吗？恋权的嘛，有毛遂自荐的敢于担当，也有种种“举贤不避亲”的言与行，不对吗？图名的呢？谁愿意大家说自己没干好事，不是好人？不过是不图虚名、假名而已。争强好胜也未必就不对，阿姆斯特朗怎么样，就是那位身患癌症还六次夺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人？对这些人，大家怎么说？会说他们执迷？当然不，人们会赞美他们的执着——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矢志不渝，都是褒奖。

“执着”与“执迷”分不清，是否正应了佛家的一个关键词——“无明”呢？“无明”就是一种糊涂：顽固不化，朽木难雕，不可教也。

（取材于史铁生《放下与执着》）

想念地坛

史铁生

①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

②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

③一进园门，心便安稳。有一条界线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浑厚。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人便不那么慌张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看清楚，每一缕愤懑和妄想，盼念与惶茫，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看明白。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

④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儿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声，如空谷回音。

⑤谁？谁还能怎样？我，我自己。

⑥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唯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

⑦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⑧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倘只是炫耀祖宗的光荣，弃心魂一向的困惑于不问，岂不还是阿Q的传统？倘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它就不要嘲笑喧器，它已经加入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它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它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份名单，把大家排比得就像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被排者争风吃醋，排者乘机拿走的是权力。

⑨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人呢？名人，强人，人物。可你看地坛，它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五百年，安静了；安静得草木葳蕤，生气盎然。土地，要你气熏烟蒸地去恭维它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疯话。

⑩有人跟我说，曾去地坛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与地坛》去那儿寻找安静。可一来呢，我搬家搬得离地坛远了，不常去了。二来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发现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有删节）

（一）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了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总是在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离开我整整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