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钟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 版）

后生可畏

刘斌立

（1）我第一次去鉴睿律师楼，就注意到了前台旁边多了一张不怎么和谐的小桌子。一个大男孩模样的小伙子，睡眼惺忪地在那捧着厚厚的《刑法》，有一页没一页的翻着。。

（2）我问了问律师楼的合伙人李信，他一脸嬉笑地回答：“这孩子他爸是我们律师楼的大客户，也是老朋友了。他想让他儿子考律师，非得要我们把这孩子安排在这打杂，一边让他看书备考。其实我们啥事也没给他安排，让他自己在那天天待着呢。”

（3）“哦，这孩子看着还挺老实的。”我随口应和道。

（4）“老实！您可别小瞧这小子，听他爸说，他一心要当摇滚乐手，跟着一个不靠谱的摇滚乐队干了两年的鼓手。”老李边说边摇着头。

（5）后来我再去律师楼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看看这个叫常远的“摇滚”男孩，他也是经常应景似得挺朋克，一会夹克上带钉，一会头发颜色又变了。

（6）那年律考后没几天，我去律师楼办事，发现常远那桌子没了，人也没了踪影。问道老李，没想到老李苦笑着说：“那小子跑了，据说和一个摇滚乐队跑到青海茫崖矿区那边，在矿区的一个小镇上的酒吧里演出呢。他爹差点没气背过去，已经发誓不管他了。”

（7）我又惊讶又好笑，随着老李附和道“现在的年轻人啊”。

（8）一年以后一天，我突然接到鉴睿律师楼李信律师的微信。“还记得那个玩摇滚乐的男孩吧，从我这跑了的那个。又回来了，这次据说是自己主动回来的。今天来求的我，要继续准备考律师，还在我这坐着打杂看书，我也是服了！”

（9）“您就当浪子回头吧，兴许真考上了，您也是积德了。”我回复了微信，也不忘调侃地加了几个坏笑的表情。

（10）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也与律师楼和老李少了很多的交集。

（11）青海茫崖的矿难，突然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头条新闻。部分矿务局领导受贿私自外包矿坑，私人小矿主违规野蛮开采，导致了一次灭顶的矿难。在矿难中死去的矿工遗孀，因为没有基本的合同和安全保险凭据，无法获得赔偿，更无人愿意替他们去争取权利。

（12）就当矿难的悲哀正在褪去的时候，媒体上一个很不起眼报道终于被我看到了。一个名叫常远的律师，带领着自己的小团队义务承揽下了所有死难矿工的索赔事务。这条很小的信息，却因为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而让我震惊。

（13）我立刻致电李信律师的时候，他确认道“没错，就是他。我也很佩服这小子。”

（14）“您觉得他接这个案子是为了出名吗？”我问道。

（15）“还真不是。你记得他曾经在青海一个矿区的酒吧演出过一段时间吧。”老李继续说道。“那地方就在茫崖。听常远的爸说，常远在那生活的一段时间，很了解矿工们的生活状况。他自己后来跑回来要继续考律师时就跟他爸说，以后要帮请不起律师的穷人打官司。”

（16）我听老李说完这些，沉默了许久，最后，我发自内心的说了一句“后生可畏啊！”

（17）电话那头老李肯定地重复道：“后后生可畏！”

《富春山居图》中的渔樵意象

胡晓明

①《富川山居图》中有8个人物，分别为士人、渔父、樵子。其实在中国画中，此种分别是不重要的，这都是士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化身”。

②富春江文学传统中核心的人物，即严光，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钓者；而富春江上的钓台，也是历代文本化山水中最重要的钓台。写到富春江的诗歌，几乎没有不写到严子陵和钓台。这不等于说，《富春山居图》中的渔樵，画的就一定是严子陵。中国山水画有渔父樵子，则是极其常见普通的事情；而且，画家写意，绝不可能将山水画中的人物，指实为某某人。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富春山居图》出现了“渔樵”就是写严子陵的故事。

③但是，有趣的是，黄公望的《画山水诀》，很奇怪地解释了一个有关水的名词：濑。《画山水诀》“画水”云：山下有水潭，谓之濑，画此甚有生意。

④     

⑤因此，换一个角度想，由于富春江严子陵故事的文学影响力太强，黄公望心目中如果反而没有这个文学传统的影响，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不妨认为，《山居图》中的渔樵，与“文本化山水”富春江中的“渔樵”，是二而一，即易于相互指涉、相互联想的关系；“渔樵”，正是他们共同享有的重要文化符号。因此，很自然，后人在有关《富春山居图》的题跋中，不约而同地，仿佛解读一样，常常提到严子陵及其相关的辞语。先来看有关《富春大岭图》的题跋，譬如：

黄公手比愚公强，富春移来咫尺长。子陵之居在何处，千载烟云长渺茫。（（明）祝允明《题富春大岭图》）

泖塘卜筑严陵客，富春正筑南楼墨。（（清）翁方纲《题富春大岭图》）

⑥再如有关《富春山居图》仿本和黄公望其他作品的题跋：

粉本大痴山，高风子陵里。玉圃积琼葩，不数孤山美。（（清）叶绍本《富春梅隐》，《白鹤山房诗钞》卷十七，清道光七年本）

我们看乾隆在子明卷《富春山居图》上的题跋，也有这样的联想：自富阳至桐庐，胜甲浙右。子陵高风，与山水同远。丙戊（1766）癸卯（1783）冬初，自盛京谒陵，回跸至夷齐庙，俯仰山川，清风斯在。悠然有会于子陵桐江之间。因书此卷。以志一时。

⑦由此可见，将《富春山居图》与富春文学传统相联系，不是我们今天的新发明，古人正是这样鉴画的。伟大的艺术家、普通的诗人、收藏家甚至身为异族统治者的皇帝，都与此一大文化心灵相通。然而现代艺术史家与收藏界的主流解读却完全撇开了此一传统。

⑧再联想到黄公望的名字，不妨另下一解。一般人都过于相信志书与画史上所说他的父亲“九十得子”，“黄公望子久矣”，以得名。然而，班固《汉书》颜师古注云：师古曰：望，谓太公望，即吕尚也。钓于渭水。文王将出猎，卜之，曰：所得非龙、非螭、非豹、非羆，乃帝王之辅。果遇吕尚于渭阳，与语，大悦，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曰太公望。（班固《汉书》卷一百上）

⑨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典故，黄公望的父亲为他取名，不可能不知。为什么志书与画史皆不提？细思之，太公望著《六韬》，“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史记》）；又，太公望不是一般的帝王师，而是助文武夺取天下的人物，此种身份，恐怕完全不合于蒙元统治时期的一般汉族读书士子之人生规划，或因此而易于遭忌受害，故一般人缄口不提，或代以九十老夫之说，就合理自然了。然而，黄公望之得名，其父必知《汉书》此典，因而赋此名也必有重大期望，则是可能肯定的。而公望一生，亦从辅佐帝王之钓者，转而为崇尚离心之钓者，决然在《山居图》中，借渔人开头与结尾都循环而行，自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这或不是偶然。

（有删减）

（注）①严光，字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刘秀同学，亦为好友。帮助刘秀起兵，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严光，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②黄公望，元代画家，代表作为《富春山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