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音乐

冯骥才

你每次上路出远门千万别忘记带上音乐，只要耳朵里有音乐，你一路上对景物的感受就全然变了，在音乐撩拨你心灵的同时，也把窗外的景物调弄得易感而动情。你被种种旋律和音响唤起的丰富的内心情绪，景物也全部神会了，它还随着你的情绪奇妙地进行自我再造。你振作它雄浑，你宁静它温存，你伤感它忧患，也许同时还给你加上一点人生甜蜜的慰藉……它使你一下子看到了久藏心底那些朦胧模糊或被时间湮没了的感受，于是你更深深坠入被感动的漩涡里，享受这画面、音乐和自己灵魂三者融为一体的特殊感受。

秋天十月，我去往东北最北部的大兴安岭。赶往火车站的路上，忽然发觉把音乐磁带忘记在家，恰巧路过一个朋友的住处，他是音乐迷，便跑进去向他借。他给我一盘说是新翻录的。我问他这是什么曲子，他看我一眼说：“秋天的音乐”。这曲名，也许是他看到我被秋风吹得松散飘扬的头发，灵机一动得来的。  

火车一出山海关，我便戴上耳机听起这“秋天的音乐”，开端的旋律似乎熟悉，没等我怀疑它是不是真正的描述秋天，整个身心就进入秋天才有的一种异样温暖甜醉的感受里了。

我把脸颊贴在窗玻璃上，带着享受的渴望往车窗外望去，秋天的大自然展开一片辉煌灿烂的景象。阳光像钢琴明亮的音色洒在这收割过的田野上，整个大地像生过婴儿的母亲，幸福地舒展在开阔的晴空下，从麦茬里裸露出的浓厚的红褐色是大地母亲健壮的肤色；所有树林都在此刻自在自如地伸展它优美的枝条；所有金色的叶子都是它的果实，一任秋风翻动，煌煌夸耀着秋天的富有。真正的富有感，是属于创造者的；真正的创造者，才有这种潇洒而悠然的风度。一只鸟儿随着一个轻扬的小提琴旋律腾空飞起，它把我引向无穷纯净的天空。任何情绪一入天空便化作一片博大的安寂。这愈看愈大的天空有如伟大哲人恢宏的头颅，白云是他的思想。有时风云交汇，会闪出一道智慧的灵光，响起一句警示世人的哲理。此时，哲人也累了，沉浸在秋天的松弛里。它高远，平和，神秘无限。大大小小、松松散散的云彩是他思想的片断，而片断才是最美的，无论思想还是情感……这千形万状精美的片断伴同空灵的音响，在我眼前流过，还在阳光里洁白耀眼。那乘着小提琴旋律的鸟儿一直钻向云天，愈高愈小，最后变成一个极小的黑点儿，忽然“噗”地扎入一个巨大、蓬松、发亮的云团……

接下去的温情和弦，带来一片疏淡的田园风景。秋天消解了大地的绿，用它中性的调子，把一切色泽调匀。和谐又高贵，平稳又舒畅，只有收获过了的秋天才能这样静谧安详。几座闪闪发光的麦秸垛，一缕银蓝色半透明的炊烟，这儿一棵那儿一棵怡然自得站在平原上的树，这儿一只那儿一只慢吞吞吃草的杂色的牛……近景从眼前疾掠而过，远景跟着我缓缓向前，大地像唱片慢慢旋转，耳朵里不绝地响着这曲人间牧歌。

一株垂死的老树一点点走进这巨大唱片的中间来。它的根像唱针，在大自然深处划出一支忧伤的曲调。心中的光线和风景的光线一同转暗，即使一湾河水强烈的反光，也清冷，也刺目，也凄凉。一切阴影都化为行将垂暮秋天的愁绪；萧疏的万物失去往日共荣的激情，各自挽着生命的孤单；篱笆后一朵迟开的小葵花，像你告别时在人群中的最后一次招手，跟着被轰隆隆前奔的列车甩到后边……春的萌动、颤栗、骚乱，夏的喧闹、蓬勃、繁华，全都消匿而去，无可挽回。不管它曾经怎样辉煌，怎样骄傲，怎样光芒四射，怎样自豪地挥霍自己的精力与才华，毕竟过往不复。人生是一次性的，生命以时间为载体，这就决定人类以死亡为结局的必然悲剧。谁能把昨天和前天追回来，哪怕再经受一次痛苦的诀别也是幸福。一种浓重的忧伤混同音乐漫无边际地散开，渲染着满目风光。我忽然想喊，想叫这列车停住，倒回去!

突然，一条大道纵向冲出去，黄昏中它闪闪发光．如同一支号角嘹亮吹响，声音唤来一大片拔地而起的森林，像一支金灿灿的铜管乐队，奏着庄严的乐曲走进视野。来不及分清这是音乐还是画面变换的缘故，心境陡然一变，刚刚的忧愁一扫而光。当浓林深处一棵棵依然葱绿的幼树晃过，我忽然醒悟，秋天的凋谢全是假象!

它不过在寒飙来临之前把生命掩藏起来，把绿意埋在地下，在冬日的雪被下积蓄与浓缩，等待下一个春天里，再一次加倍地挥洒与铺张!远远山坡上，坟茔，在夕照里像一堆火，神奇又神秘，它那里是埋葬的一具尸体或一个孤魂?既然每个生命都在创造，另一个生命离去，什么叫做死亡?死亡，不仅仅是一种生命的转换，旋律的变化，画面的更迭吗?那么世间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庄严、更神圣、更迷人!为了再生而奉献自己的伟大的死亡啊……

秋天的音乐已如圣殿的声音，这壮美崇高的轰响，把我全部身心都裹住、都净化了。我惊奇地感觉自己像玻璃一样透明。

老母为我“扎红”

冯骥才

①今年是马年，我的本命年，又该扎红腰带了。

②在古老的传统中，本命年又称“槛儿年”，本命年扎红腰带——俗称“扎红”就是顺顺当当“过槛儿”，寄寓着避邪趋吉的心愿。故每到本命年，母亲都要亲手为我“扎红”。记得12年前我甲子岁，母亲已26岁，却早平为我准备好了红腰带，除夕那天，素手为我扎在腰上。那一刻，母亲笑着，我笑着，屋内的人也笑着。所有孩子自出生一刻，母亲最大的心愿其过于孩子的健康与平安，这心愿一直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执着不灭；而我竟有如此洪福，60岁还能感受到母亲这种天性和深挚的爱。一时心涌激情，对母亲说，待我60年后，还要她再为我扎红，母亲当然知道我这诺里边的含意，笑嘻嘻地连说一个字：好、好、好。

③60年过去，我的第六个本命年来到，如今72岁了。

④母亲呢？真棒！她信守诺言，98岁寿星般的高龄，依然健康，面无深皱，皮肤和雪白的发丝泛着光亮；最叫我高兴的是她头脑仍旧明晰和富于觉察力，情感也一直那样丰富又教感，从来没有衰退过。而且，一入腊月就告诉我，已经预备了红腰带，要在除夕那天亲手给我扎在腰上，还说这次腰带上的花儿由她自己来绣。她为什么刻意自己来绣？她眼睛的玻璃体有点浑浊，还能绣吗？她执意要把深心的一种祝愿，一针针地绣入这传说能够保佑平安的腰带中吗？

⑤于是在除夕这天，我要来体验七十人生少有的一种幸福——由老母来给“扎红”了。

⑥母亲郑重地从柜里拿出一条折得分外齐整的鲜红的布腰带，打开给我看；一端——终于揭晓了——是母亲亲手用黄线绣成的四个字“马年大吉”。竖排的四个字，笔画规整，横平竖直，每个针脚都很清晰。这是母亲绣的吗？母亲抬头看着我说：“你看绣得行吗，我写好了字，开始总绣不好，太久不绣了，眼看不准手也不准，拆了三次绣了三次，马字下边四个点儿间距总摆不匀，现在这样还可以吧。”我感觉此刻任何语言都无力于心情的表达。妹妹告我，她还换了一次线呢，开头用的是粉红色的线，觉得不显眼，便换成了黄线妹妹笑对母亲说，你要是再拆再绣，布就扎破了。什么力量使她克制着眼睛里发浑的玻璃体，顽强地使每一针都依从心意、不含糊地绣下去？

⑦母亲为我“扎红”时十分认真。她两手执带绕过我的腰时，只说一句：“你的腰好粗啊。”随后调整带面，正面朝外，再把带子两端汇集到腰前正中，拉紧拉直；结扣时更是着意要像蝴蝶结那样好看，并把带端的字露在表面。她做得一丝不苟，庄重不阿，有一种仪式感，叫我感受到这一古老风俗里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还有世世代代对传衍的郑重。

⑧我比母亲高出一头还多，低头正好看着她的头顶，她稀疏的白发中间，露出光亮的头皮，就像我们从干涸的秋水看得见洁净的河床。母亲真的老了，尽管我坚信自己有很强的能力，却无力使母亲重返往昔的生活母亲年轻时种种明亮光鲜的形象就像看过的美丽的电影片段那样仍在我的记忆里。

⑨然而此刺，我并没有陷入伤感因为，活生生的生活证明着，我现在仍然拥有着人间最珍贵的母爱。我鬓角花白却依然是一个孩子，还在被母亲呵护着。而此刻，这种天性的母爱的执着、纯种、深切、祝感，全被一针针绣在红带上，温暖而有力地扎在我的腰间。

⑩此刻，心中要有一个近乎贪婪的祈望，12年后让母亲再给我扎一次红腰带。

（摘自2014年2月14日《冯骥才博客》。有改动）

怀念老陆

冯骥才

近些天常常想起老陆来。想起往日往事的那些难忘的片断，还有他那张始终是温和与宁静的脸，一如江南水乡。

我和老陆一南一北很少往来，偶然在京因会议相见，大家聚在一处，老陆身坐其中，话不多，但有了他便多一份亲切。他是那种人——多年不见也不会感到半点陌生和隔膜。他不声不响坐在那里，看着丛维熙逞强好胜地教导我，或是张贤亮吹嘘他的西部影城如何举世无双，从不插话，只是面含微笑地旁听。我喜欢他这种无言的笑，温和、宽厚、理解，他总是欣赏着这些个性大相径庭的朋友们——甚至是享受着。

这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与世无争”。凡是读过他的《围墙》《美食家》，都会感受到他的绵里藏针。我想这既源自他的天性，也来自他的小说观。他属于那种艺术性的作家，他把小说当做一种文本的和文字的艺术。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这样。他们非常讲究技巧，但不是技术的，而是艺术的和审美的。

一次去苏州拜访他，他陪我游赏拙政、网狮诸园。他说，苏州园林的最高妙之处，不是玲珑剔透，极尽精美，而是曲曲折折，没有穷尽。每条曲径与回廊都不会走到头，有时你以为走到了头，但那里准有一扇小门或小窗，推开望去，又是一番风景。说到此处，他目光一闪说：“就像短篇小说，一层包着一层。”

记得那天傍晚，老陆在得月楼设宴招待我。入席时我心中暗想，今儿要领略一下这位美食家的真本领了。席间每一道莱都是精品，却看不出美食家有何超人的讲究。饭菜用罢，上来一道汤，看上去并非琼汁玉液，入口却是清爽鲜美，顿时把这顿美席提升到一个至高境界。大家连连呼好，老陆微笑着说：“一桌好餐关键是最后的汤。汤不好，把前边的菜味全遮了；汤好，余味无穷。”然后目光又是一闪，瞅着我说，“就像小说的结尾。”

于是我更明白老陆的小说缘何那般精致、透彻、含蓄和隽永。他不但善于从生活中获得写作的灵感，还长于从各种意味深长的事物里找到小说艺术的玄机。

然而生活中的老陆并不精明，甚至有点“迂”。我听到过一个关于他“迂”到极致的笑话。那是八十年代中期，老陆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第一次接待外宾就出了笑话。那天，他用车亲自把外宾接到家来。但楼门口地界窄，车子靠边，只能由一边下人。老陆坐在外边，应当先下车。但老陆出于礼貌，让客人先下车，客人在里边出不来，老陆却执意谦让，最后这位国际友人只好说声“对不起”，然后伸着长腿跨过老陆跳下车。后来见到老陆，我向他核实这则文坛轶闻的真伪，老陆摆摆手，什么也不说，只是笑。

说起这摆手，我永远会记着另一件事。1991年冬天，我在上海开画展，租了一辆卡车，运满满一车画框由天津出发，凌晨途经苏州时，司机打盹，车子一头扎进道边的水沟里，许多画框玻璃粉粉碎。身在苏州的老陆听到消息，亲自关照用拖车把我的车拉到车厂修理，还把镜框的玻璃全部配齐，使画展得以顺利开幕。不久在北京遇到他，当面谢他，他也是伸出那瘦瘦的手摆了摆，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他的义气，他的友情，他的真切，都在这摆摆手之间了。这一摆手，把人间的客套全都挥去，只留下一片真心真意。由此我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气质：宁静、平和、清淡与透彻，还有韵味。

老陆去世那些天，我提笔作画，不觉间一连画了三四幅水墨的江南水乡。妻子看了，说你这几幅江南水乡意境很特别，静得出奇，却很灵动，似乎有一种绵绵的情味。

我怀念老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