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

余显斌

将军离开的时候，才十八岁。那时，将军背着斗笠，戴着军帽，很精神，也很帅气。

将军是跟着刘邓大军离开的。

将军离开时说，自己会回来的。将军拉着张婶的手说：“大妈，你救了我，到时我会回来看你的。”将军红着眼眶又对吴哥说：“大哥，你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

将军挥着手走了。将军这一走啊，南北东西，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里，将军汇来东西，打来电话，问张婶好，问吴哥好，问乡亲们好。将军说，自己很想回来，可是，没有时间啊。将军说，自己一旦有时间，一定会回来，一定会看望乡亲们的。

大家都说，将军还记得老家，还记得大家呢。

张婶擦着眼睛说：“哎，孩子受苦了。”在张婶眼中，将军一直还是个孩子。

吴哥也点着头，安慰道：“现在好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将军的电话慢慢少了。张婶有时会望着村口，自言自语道：“咋不回来啊，是不是忘了老家啊？”吴哥摇着头，想说什么又没说，只是叹一口气。

两人就谈起当年的将军，那样年轻，就是营长了，就带着部队打仗，就受伤了，在张婶家养伤。那时，生活多苦啊，没啥好吃的，上顿红薯下顿红薯的。张婶说罢，长叹一声道：“难为了这孩子，也不怪把我给忘了。”

吴哥仍不说话，咂吧着烟锅。那次，国军士兵听说一个解放军伤员在村里养伤，还是营长，就赶来抓。自己听到消息后，赶到张婶家，背起将军就跑，躲在山上三天三夜啊。国军士兵放火烧山。大火呼呼的，将一座山都烧秃了。自己和将军躲在一个水塘里，一人嘴里衔着一根芦苇管，这才躲过一劫。

两个老人说着，仿佛再次回到了当年。

终于，张婶没有等到将军回来，闭眼前告诉孙子周根，将军回来了，替自己告诉将军啊，当年，生活不好，受苦了啊。

周根点头，默默无言。

吴哥不久也走了，临走告诉儿子吴竹，将军回来了，告诉将军，老哥哥一直想着他呢，盼着他呢。

吴竹也点着头，默无一言。

两人都想，将军能回来吗，以老人们所说的年龄，将军现在也是花甲老人了。

听村长说，将军身体一直不好。当年的那颗子弹一直没有取出，还在脑袋里。老人们临终的嘱托，能兑现吗?

他们心中，就有了心结。

他们没想到，将军真的就回来了。

将军回来，是在一个深夜，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虫鸣唧唧。

一辆车悄悄在夜色里来，又悄悄在夜色里离开。第二天，当村人听到消息后，都围着村长炸开了：“将军回来了，咋不告诉我们一声啊？”有人叹气：“哎，老家毕竟是山里啊。”

周根咳了一声，这……这样，自己咋告诉奶奶啊？奶奶听到这样的消息，会在地下瞑目吗？

吴竹更是摇着头，一声不吭。

村长低沉着声音告诉大家，车子走了，将军没走，留了下来。见大家都睁着眼睛，四处张望着。村长说，车子带回的不是将军，是将军的骨灰盒。将军十几年前枪伤就发作了，瘫痪在床上，记忆力已经模糊，啥也不知道了。临死前，将军竟然清醒过来，告诉家人，他要回家，要回到霍山去，那儿的乡亲在等着自己，张婶在等着自己，吴哥在等着自己，自己活着不能回去，死后也要回去。

大家听了眼圈都红了，有人问：“葬……葬在哪儿啊？”村长说，将军死前吩咐，将自己骨灰带回来，悄悄葬在霍山的土地上，不要举行追悼会，不要起坟，不要立碑，不要让人发现墓地。

周根急了道：“我们该去放一挂鞭炮啊。”

吴竹点着头道：“对啊，清明了，也得去挂一串纸啊。”

村长摇着头，因为将军说，当年在这儿，自己受伤，连累了乡亲们。也连累了这儿的树木山林遭到火烧，自己一想到就愧疚。如果将来大家要祭奠自己，到了清明节，就栽一棵树吧。栽一棵树，就等于替自己报答了故乡一份情意。

大家再次沉默着，久久无语。

以后，每到清明，村子里的人都拿着树苗，在山上四处栽着。周根和吴竹栽的格外多，山前山后，河边坝上。他们说，这是替他们的奶奶和父亲栽的，奶奶和父亲是将军的老友，一定更想念将军。

村子，于是就掩映在一片绿色里、一片花光中、一片鸟鸣里。

（有删改）

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望文生义地来说，人治好像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适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與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动在深静的景深里

音乐何以由纯形式的律动，而通达情本呢？通过时间，本源性生命时间。音乐韵律在时间之流中，可测的重复与不可预测的展开，深刻关联着人在时间深处的出走与回归、有情与忘情。音乐作为最高的时间艺术，其本真目标就是要调动一切音乐要素，让人的存在意义本身在时间中展现出来，从而扣发人的本源生命情感，故《乐记·乐本》有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本源性生命时间，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有两种情态：在时之中与处时之外。“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是一种“在时之中”的生命时间，使人思及时间为生命的根本大限，从而灵魂震颤，表出为一种“有情”形态。“意气不从天地得，英雄岂藉四时推”（善昭禅师），“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形影神赠答诗》），一种“处时之外”的生命时间，为了摆脱处身于时间之中所思及的根本性烦忧，以俯瞰的目光来重新打量人生，从而呈现为一种“忘情”形态。

忘情，不是无情，而是对有情的超越与升华，“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忘情，是所有文人寤寐求之的人生境界，或心斋坐忘，或澄怀味象，都是为了根本上脱去时间对于生命的逼临摆布，逍遥于时间之上，为自己焦灼的灵魂，铺展一片清凉宁静的境域，气定神闲，笑对时间风雪侵蚀，所以有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中的渔翁。这不正是一代文豪柳宗元灵魂中的忘情意象吗？

有情，无论悲忧或悦乐，只要是为本源性时间所绽出，现之于艺术，则必有“生动”的审美品格；同样，忘情，则呈现为“深静”的审美境界，中国文人在进退仕隐的人生机运中，总是徘徊于有情与忘情之间，所以最高的艺术境界便是：“生动”在深静的景深里。有情之所以能生动，是因人能入乎其里，感同身受于万事万物内在的韵律与生意，所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格外生动，生动在诗人风雨之中对落花的有情眷顾；忘情之所以能深静，是因为忘情意味着退出在世时间，由有入无，接通一片无的广阔的平静世界，这是一个在世之中绝难遭遇的境域，所以必然广阔。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宁静，是深远的，是有空间的，所以言“深静”，这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独特美学品格。

生动必然是在深静的景深里：老子云“知白守黑，负阴抱阳，躁归于静”，其哲学观点都意在说明，静是动的背景；王国维论述艺术创造时说“无我之境，静中得之，有我之境，动之静时得之”，可见，艺术创造中，静也永远是动的背景，由此才得以企及中国艺术中最微妙美好的审美境界。

麟角峥嵘数脊兽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着脊端与后世鹅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

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

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