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自由

冯骥才

①我的经历有点奇特。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一一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②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一一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③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混灭精神的自由。它无时无刻不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健，取决于我们自己。

（选自2016年《当代》，有删改）

精神的殿堂

冯骥才

①先贤祠就在我们居住的拉丁区。重新改建的建筑的入口，刻意使用古希腊神庙的样式。宽展的高台阶，一排耸立的石柱，还有被石柱高高举起来的三角形楣饰，庄重肃穆，表达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历史精神。大维・德安在楣饰上制作的古典主义的浮雕，象征着祖国、历史和自由。上边还有一句话：“献给伟人们，祖国感谢他们！”

②这句话显示这座建筑的内涵。神圣又崇高，超过了巴黎任何建筑。

③我要见的维克多・雨果就在这里，与另一位法国的文豪左拉同在一室，一左一右分列两边。每人的雪白大理石的石棺上面，都放着一片很大的美丽的铜棕榈。我注意到，展示着他们生平的“说明牌”上，文字不多，表述的内容却有其独特的角度。比如对于雨果，特别强调由于他反对拿破仑政变，坚持自己的政见而遭到迫害，因而到英国与比利时逃亡19年。1870年回国后，他还拒绝拿破仑三世的特赦。再比如左拉，特意提到他为受到法国军方陷害的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福斯鸣冤，因而被判徒刑那个重大的挫折。显然，这里所注重的不是这些伟人的累累硕果，而是他们非凡的思想历程与个性精神。

④比起雨果和左拉，更早地成为这里“居民”的作家是卢梭和伏尔泰。将卢梭和伏尔泰安葬此处，是一种象征，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两位作家的文学作品都是思想大于形象，他们的巨大价值，是对法兰西精神和思想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在这里的卢梭的生平说明上写道，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就是由他奠定的。

⑤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在先贤祠里，我始终没有找到巴尔扎克、斯丹达尔、莫泊桑和缪塞；也找不到莫奈和德彪西。这里所安放的伟人们所奉献给世界的，不只是一种美，不只是具有永久的欣赏价值的杰出的艺术，更是一种思想和精神。他们都是撑起民族精神大厦的一根根擎天的巨柱，不只是艺术殿堂的栋梁。因此我还明白，法国总统密特朗就任时，为什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里来拜谒这些民族的先贤。

⑥1955年4月20日，居里夫人和皮埃尔的遗骨被移到此处安葬。显然，这样做的缘由，不仅由于他们为人类科学做出的卓越的贡献，更是一种用毕生对磨难的承受来体现的崇高的科学精神。

⑦读着这里每一位伟人的生平，便会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世俗的幸运儿。他们全都是人间的受难者，在燃烧着自身肉体的烈火中去寻真金般的真理。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真理的化身。当我感受到他们的遗体就在面前时，我被深深打动了，或者说，真正打动人的是一种照亮世界的精神。许多石棺上都堆满鲜花，红黄白紫，芬芳扑鼻。这些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天天献上的，它们总是新鲜的，有的是一小枝红玫瑰，有的是一大束盛开的百合。

⑧这里，还有一些“伟人”，并非“名人”。比如一面墙上雕刻着许多人的姓名。它是两次世界大战为国捐躯的作家的名单。大概法国人一直把作家看作是“个体的思想者”，他们更能够象征一种对个人思想的实践吧！虽然他们的作品不被人所知，他们的精神则被后人镌刻在这民族的圣殿中了。一位叫做安东尼・德・圣・爱逊贝利的充满勇气的浪漫诗人也安葬在这里。除去写诗，他还是第一个驾驶飞机飞越大西洋，开辟通往非洲航邮的功臣。1943年他到英国参加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在地中海的一次空战中不幸牺牲，尸骨落入大海，无处寻觅。但人们把他机上的螺旋桨找到了，放在这里作为纪念。他生前不是伟人，死后却得到伟人般的待遇。因为，   。

⑨对于巴黎，我是个外国人，但我认为，巴黎真正的象征不是埃菲尔铁塔，不是卢浮宫，而是先贤祠。它是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灵魂。只有来到先贤祠，我们才会真正触摸到法兰西的气质，法兰西的根本，以及它内在的美。

⑩我还想，先贤祠的“祠”字一定是中国人翻译出来的。祠乃中国人祭拜祖先的地方，人入祠堂，为的是表达对祖先的一种敬意、崇拜、纪念、感谢，还有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的精神。这一切意义，都与法国人这个“先贤祠”的本意极其契合。这译者真是十分的高明。想到这里，转而自问：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先贤、先烈、先祖的祠堂如今在哪里呢？

乾隆能上房吗？

冯骥才

⑴前些年，一部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红极一时，大清乾隆皇帝摇身一变，成了英俊的武生，背刀仗剑，抬腿上房，飞檐走壁，横扫群恶，一边还和各样美女胡搂乱吻，纠缠不休。一时，对这部大大离谱、纯属虚构的电视剧褒贬皆有。褒者说，通俗作品不必认真，不就为了找个乐吗？贬者说，编造总要有“度”，要对历史负责，对知识负责，这样会使年轻人误以为乾隆原是个浪荡公子。争论从来不会有结果。再说，人家剧名上明明写着“戏说”嘛。就这么一部“戏说”，还会闹出乱子？

⑵没料到，如今已是“戏说”的天下了。

⑶耍刀舞棒的远非乾隆一个。历代君主，东西洋人，老僧老道，村女渔姑，骚人墨客等等——连唐伯虎和纪晓岚也身怀绝技，动辄一掀桌子，杀得你死我活，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正史全成野史，正剧全成闹剧，真人全成戏人儿。

⑷同时，这戏说一蹿红，跑出了电视剧，甚至跑出荧屏。从商家广告到名家讲坛，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民俗事物到国学经典，谁想怎么搞笑谁就怎么干。张口就来，到处现挂，如果搞笑还“抓”不住人，还嫌不过瘾，干脆就恶搞。戏说对象本身的真实已经没人去关心，戏说者所关心的只是他的过程是否有吸引力。吸引力是戏说的目的，这正是商业文化的特征。

⑸看看如今的古装武侠题材的影视吧！不论长篇连续剧，还是大片巨片，绝大部分没有确定的历史朝代，没有确定的地域，自然也就没有特定的地域文化。只有一个抽象的粗鄙化的“历史”空间，然后就信手胡来了。一群男男女女，本领大得没边，身穿的古装像时装，发型像朋克或披头士，说话全是现代人的口气。在刻意捏造的极其蹩脚的戏剧冲突中（仇杀，争权或三角恋爱等），打打杀杀，从头到尾。有趣的是，当这些影视片被一些年青人恶作剧地恶搞一番之后，影视制作人还真的动起火来。这可真怪了，你把庄重的历史都“恶搞”了，还在乎人家来恶搞你？

⑹进而说，为什么戏说可以随意颠倒历史，糟蹋文化经典，既没人反对，也无力反对？回答应该很清楚：市场霸权。

⑺如今所有文化都在努力市场化。市场是钱说了算，市场需要戏说，谁能说不？

⑻为什么市场需要戏说呢？这很简单，为了新奇，为了搞笑，为了卖点——有了卖点还可以继而制造流行。这就是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娱乐性的、消遣性的、快餐性的。快餐才销得快，娱乐才好消费。有人谴责商业文化太浅薄。这种指责没道理。商业文化是不追求深刻的，更不能“发人深思”，“发人深思”会造成消费障碍。还有人谴责商业文化不能持久，留不下来。这话很对呀！人家商业文化从来就不追求传世，只求红极一时，    红的时候可以大把捞钱。传世是让后人赚钱，红了可以自己捞钱。

⑼一次几位女学生对我直言：“我们就是想做超女。”

⑽我问她们：“你们知道超女是一种流行性的文化商品吗？知道商品的市场规律吗？”

⑾这几位可爱又天真的学生不明白我要说什么。我告诉她们：“一般流行商品的规律都是先热销。热销的原因是市场炒作得好，炒作得成功。最成功的炒作可以使商品红遍天下，无人不知。但流行的东西不会总流行。当它被另一种炒作起来的商品取而代之时，便会冷落下来，渐渐陷入低谷，成为滞销。滞销的结果是被市场甩掉，那就该被‘清仓’了。”我还说，“你们可以选择这种商品文化，但必须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对‘滞销’和‘清仓’要先有心理准备。”

⑿流行文化是一次性的。因此它们一定是好接受的、好消化的、肤浅的，又是新奇的、刺激的、眼花缭乱的。我们不该责怪这种文化，商品经济的时代一定要产生商品文化。但一个社会不能全是这种文化，就像生活不能天天是嘉年华。不能全是胡编乱造的历史和错乱的时空，全是搞笑与戏说，全是揭秘与猜秘，不能一切全是儿戏。数千年升华出来的文明经典、民族英雄、精神偶像，不能任我们随意亵渎糟蹋，而只为了一时的取乐。

⒀有人对我说，我们有五千年文化，历史长，人物多，总不会都被戏说了。

⒁我摇摇头告诉他，前些天—位南方的业余作者对我说，他们县里已经花钱把能写东西的人请去，叫他们根据县里的各个旅游景点——有古代的也有新造的，编一些离奇好玩的“民间故事”，供县里吸引游客，发展旅游，好把“旅游经济推上一个新台阶”。

⒂连我们大地上的文化记忆也被戏说了，而且早被旅游市场戏说和胡说了。这不可怕吗？想一想，我们的文化在上个世纪曾经被扫荡、被腰斩，今天再被戏说、被伪造，还能“博大精深”吗？我说的“博大精深”不是在博物馆里，而是在公众自我的文化感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