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师傅游湖

宗璞

董师傅在一所大学里做木匠已经二十几年了，做起活儿来得心应手，若让那些教师们来说，已经超乎技而近乎道了。他在校园里各处修理门窗，无论是教学楼、办公楼、教师住宅或学生宿舍。都有他的业绩。在一座新造的仿古建筑上，还有他做的几扇雕花窗户，雕刻十分精致，那是他的杰作。

董师傅精通木匠活儿，也对校园里的山水草木很是熟悉。若是有人了解他的知识，可能聘他为业余园林鉴赏家，其实他自己也不了解。一年年花开花落，人去人来；教师住宅里老的一个个走了，学生宿舍里小的一拨拨来了。董师傅见得多了，也没有什么特别感慨的。家里妻儿都很平安，挣的钱足够用了，日子过得很平静。

校园里有一个不大的湖，绿柳垂岸，柳丝牵引着湖水，湖水清澈，游鱼可见。董师傅每晚收拾好木工工具，便来湖边大石上闲坐，点上一支烟，心静如水，十分自在。

不知为什么，学校里的人越来越多，校园渐向公园靠拢。每逢节日，湖上亭榭挂满彩灯，游人如织。一个“五一”节，董师傅有一天假。他傍晚便来到湖边，看远处楼后夕阳西下，天渐渐暗下来，周围建筑物上的彩灯突然一下子都亮起来，照得湖水通明。他最喜欢那座塔，一层层灯光勾勒出塔身的线条；他常看月亮从塔边树丛间升起。这时月亮却看不见。也许日子不对，也许灯太亮了。他并不多想，也不期望。他无所谓。

有人轻声叫他，是前日做活儿那家的女工，是他的大同乡，名唤小翠。她怯怯地说：“奶奶说我可以出来走走，现在我走不回去了。”董师傅忙灭了烟，站起身说：“我送你回去。”想一想，又说：“你看过了吗？”小翠仍怯怯地说：“什么也没看见，只顾看路了。”董师傅一笑，领看小翠在熙攘的人群中沿着湖边走，走到一座小桥上，指点说：“从这里看塔的倒影最好。”通体发光的塔，在水里也发着光。小翠惊呼道：“还有一条大鱼呢！”那是一条石鱼，随着水波荡漾，似乎在光辉中跳动。又走过一座亭子，那是一座亭桥，从亭中可以环顾四周美景。远岸丁香、连翘在灯光下更加似雪如金，近岸海棠正在盛期，粉嘟嘟的花朵挤满枝头，好不热闹。亭中有几幅楹联，他们并不研究。董师傅又介绍了几个景点，转过山坡，走到那座仿古建筑前，特别介绍了自己的创作——雕花窗户。小翠一路赞叹不已，对雕花窗户没有评论。董师傅也不在意，只说：“不用多久，你就惯了，就是这地方的熟人了。大家都是这样的。”他顿了一顿，又说：“可惜的是，有些人整天对着这湖、这树，倒不觉得好看了。”

俩人走到校门口，董师傅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两根冰棍。俩人举着冰棍，慢慢走。一个卖花的女孩跑过来，向他们看了看，转身去找别人了。不多时，小翠说她认得路了。董师傅叮嘱小翠，冰棍的木棒不要随地扔，自己转身慢慢向住处走去。他很快乐。

三松堂断忆

宗璞

（1）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2）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3）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九〇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冶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4）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5）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惟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6）然后，终于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7）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8）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癣，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做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寿联。九〇年夏，他写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9）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10）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11）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是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万言书束之高阁，起初还感觉不安，时问一久，则连不安也没有了。

（12）时间会抚慰一切。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

（13）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14）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

（本文有删改）

南渡记（节选）

宗璞

这一年夏天，北平城里格外闷热。自从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形势之危，全国形势之危，一天比一天明显。但几年下来，北平人对好些事都“惯”了。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各自忙着生计时，还不失北平人的悠闲。晚上上戏园子听两口马派或谭派。摆香烟摊儿的在左近树杈上挂着个鸟笼子。学生们上学时兴兴头头把车骑得飞快。什刹海绿堤上夏天的鲜碗儿里，鲜藕、鲜菱角和鲜鸡头米没有少了一样。

出西直门经过路旁一些低矮民房，便是田野了。路上车辆很少。一辆马车慢吞吞地走着，几辆人力车吃力地跑。只有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得飞快，向北驶去。车上坐着两位四十上下年纪的先生。他们是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孟弗之和物理系教授庄卣辰，他们刚在城里参加过一个聚餐会。孟先生闷闷不乐，庄先生却兴致勃勃。

“蒋的这次庐山谈话会规模不小。”庄卣辰说。孟樾看着前面白亮亮的迅速缩短着的路，心不在焉地说：“可真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国家积贫积弱，需要彻底地改变。”孟樾说，“你听见那民谣吗？”他一面说话一面回想着聚餐会上听说的民谣，那是他的连襟澹台勉说的：“往南往南再往南，从来不见北人还，腥风血雨艳阳天。”他反复念了两次“腥风血雨艳阳天”，餐桌上的空气渐渐沉重。有两位先生正举箸夹菜，那乌木箸也在半空中停了片刻。

“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孟樾一半是问自己，“我们的国家已经经过快一百年的腥风血雨了。其实逃不过的。”

“打仗吗？”庄先生坐直了身子。

孟先生沉默了半晌，才说：“政府现在的对策仍是能忍则忍。今天大家谈话虽大都表示要立足于战，却较谨慎，你看出来了吗？”

卣辰睁大眼睛，认真地想自己看出来没有。

白闪闪的路继续缩短着。他们斜穿过一个小镇，很快看到明仑大学的大门，车子驶进校门。校园里别是一番天地，满园绿意沉沉，一进校门顿觉得暑意大减。

车子经过槐荫夹道的路，经过小山和几座古式建筑，停在孟宅门前。孟樾下了车进了门，屋内很静。悬着浅黄色窗帘的小门厅十分舒适宜人。通过道的门楣上悬着一个精致小匾，用古拙的大篆书写“方壶”二字。孟樾发现过道拐弯处的凸窗下的长木椅上，一个男孩正垂头坐在那里。

“小娃，你怎么没睡觉？”孟樾诧异地问。

小娃没有像往常一样扑上来迎接爸爸，他慢慢放下手里正玩着的东西，抬起头来，脸上带着专注沉思的表情，和一个六岁的孩子很不相称。停了一下，他还是跑过来牵住爸爸的手，一面伸着脸儿，问：“爸爸，耶稣是哪一年生的？”

孟樾每天和孩子谈话的时间很少，而每次小娃都提出不止一个问题，使他颇失为父的尊严。这次倒还好，他不必思索就答出来：“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以前。就是说，今天是1937年，7月7日，我们的公元纪年就是从耶稣生那年开始算的。”

“为什么从耶稣开始算？为什么不从你生出来或者娘生出来或者姐姐或者嵋生出来开始算？”

“耶稣是个伟大的人物。”孟樾说，觉得一时很难讲清耶稣究竟怎样伟大。“他爱人，愿意为别人牺牲。”

“耶稣爱人，愿意牺牲，别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吗？”小娃仍仰着小脸问。

“那些人当然是坏人，”孟樾忽然感到有些烦躁。小娃体谅爸爸可能累了，便握住木像不说话，跟着孟樾走进内室。

家中彩色缤纷纷，床上地下都拖着亮光纸环的链子，像到处流淌着鲜艳颜色的小溪。孟夫人吕碧初和十岁的小女儿正高兴地裁纸涂浆糊。“小心，别踩了。”她们笑着警告。

“这是为明天卫葑的婚礼吧？”孟樾脱下长衫，嵋抢着接了放在椅子上，碧初也笑盈盈地站起，从椅上拿起长衫挂好，转身从浴室里取出凉手巾，让孟樾擦汗。

“先收拾这里。”碧初说。小娃也帮忙，一面说着笑着，满室温馨的气氛，让人心里熨帖。弗之坐在藤椅上看着，忽然自语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你说什么？”碧初转脸问，马上又说：“时局怎样了？外面有什么消息？”

“那蚕食政策是明摆着的。狼子野心，无法餍足。一味忍让，终有国破家亡的时候。”他说，见大小三张极相似的脸儿都望着他，自己笑了，“也不至于马上就打到北平来。”说着起身往书房去了。

书房在孟家是禁地，一排排书柜占据了大半间房。靠窗处摆着一张大写字台，堆满了书稿：当中有一个大面绿色玻璃铜框台灯，灯身上镌满了篆字，细看可以辨出是五千字《道德经》。后面墙上挂着“无人我相，见天地心”的大字对联。小长桌上摆着五六方砚台，有漆匣或红木匣，有一个“墨海”，还有一块朴素的汉砖砚，这些都是弗之心爱之物。孟樾这时不看一眼，只在转椅上转过身面对大字对联默默坐了半晌。

（有删改）

云在青天（有删节）

宗璞

①2012年9月9日，我离开了北京大学燕南园，迁往北京郊区。玉簪花正在怒放，小院里两行晶莹的白。满院里都漂浮着香气。我们把玉簪花称为57号的院花，花开时我总要摘几朵养在瓶里，便是满屋的香气。现在它们只能在甬路边静静地看着我离开，那香气随着我走了很远。

②院中的三棵松树现在只剩两棵，其中一棵还是后来补种的。原有的一棵总是那么枝繁叶茂，一层层枝干遮住屋檐的一角。我离开的时候，特意走到它身旁拥抱它，向它告别。如果它开口讲话，我也不会奇怪。

③我看了一眼门前的竹子，摸了一下院门两旁小石狮子的头，上了车，向车窗外的人和树木、房屋招手。

④车开了，我没有回头。

⑤有人奇怪，我怎么还会有搬家的兴致。但这不是我能够考虑的问题。因为“三松堂”有它自己的道路。1952年院系调整，冯友兰先生从清华园乙所迁到北大燕南园54号。1957年开始住在57号。他在这里写出了他最后一部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在《自传》的《序言》中有几句话：“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这是“三松堂”得名的由来。北京大学已经决定将三松堂建成冯友兰故居，以纪念这一段历史，并留下一个完整的古迹。

⑥搬家就需要整理东西。三松堂内的书籍我已先后作了多次捐赠。父亲去世后，两三年间，我将藏书的大部分分批赠给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他们设立了冯友兰文库，后随研究所并入历史系。冯友兰文库有两个大房间，装满了一排排的书，能在里面徜徉必是一件乐事。现在做最后的清理，将父亲著作的各种版本和其他的书一千余册赠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很快建立了一间冯友兰纪念室，陈设这些书籍。

⑦三松堂仍留有遗物，多年不曾开过的抽屉里，有一叠信封，上印“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冯笺”，是父亲没有用完的信封。一个旧式的极朴素的座钟，每半小时敲打一次，夜里也负责任地报时，父亲不以为扰，如果哪天不响，反而会觉得少了什么。院中的石磨是母亲用来磨豆浆的，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想改善我们的生活，不知从哪里得来这个石磨，但实际没有磨出多少豆浆。这些东西，般般件件都有一个小故事。将来建成后的冯友兰故居，有他的内容在，有他的灵魂在。

⑧东西是一件一件陆续积累的，散去也不容易，我一批一批安排它们的去处。一切事物聚到头，终究要散去的。散后又是聚，聚后又是散。散往各方，犹如天上的白云。

⑨据新浪网报道，韩国新任总统朴槿惠在就职典礼后，接受采访时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则让我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他是我最崇敬的学者。”几个月来，多有报刊报导过类似的话。我很感动。这是中国文化的力量，学中国哲学是一种受用。近年来，有一百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冯友兰的著作，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海外关于冯著的出版也从未断绝，《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问世以来，一直行销不衰。《贞元六书》中的《新原道》于1946年经英国人Hughs译成英文，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在伦敦出版。我一直以为这本书没有能够再版。最近得到消息，这本书在这几十年间，一直有关美国数家出版社出版，隔几年便出一次，最近的一次在2005年。我非常惊异这本书的生命力，和冯著其他书一样，“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它们勇敢地活着，把力量传播到四方，如同云在青天。

⑩隔些时就有人来看望“三松堂”，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就在我离开燕园的前几天，有人在信箱里放了一张复印件，那是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寄件人大概怕我没有看到，特地送来。一次从外面回来，下车时，一位中年人过来搀扶，原来他是参观者。还有一位参观者从四川来，很想向冯先生的照片礼拜一番。当时室内不开放，只能在院内参观。不料，这位先生在甬路上下跪，恭敬地三叩首，然后离去。一位北大校友来信说，他在学校五年，没有到过燕南园。现在要回学校，目的之一是去看看“三松堂”。这里仿佛有一个气场，在屋内，也在屋外的松竹间，充满着“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执著和对文化的敬重，还有对生活的宽容和谅解。现在，这里将建为冯友兰故居，可以得到大家的亲近。希望这里能继续为来者提供少许的明白和润泽。

⑪我离开了，离开了这承载着我大部分生命的地方；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