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眼　（凸凹）

回望故乡，它的存在，依托于几个老物件：一口古井、一盘石碾、一棵老柳树和老柳树身上悬挂的钟。

这些故乡的标志，对故乡人来说，那时与今天，所蕴含的意义有大不同。因为不同，所以故乡永在。

那口古井，是村里的唯一水源，因为年代久远，村里的老人也无人能讲得清它的来历。好像它是个天然的存在。即便是古井，也不长青苔，也不深，一人多高，清澈见底。一些怨妇也不在此寻短见，因为它清浅，不存留死亡。所以这口井，始终纯净。

在平常年份，虽供奉全村人畜的饮用，也不见水位下降，好像它用之不竭。只有到了大旱之年，人们才对它有了深刻记忆，才觉得它是人畜的生命之源。持续的干旱，使井水干涸，人们取水，要下到井底。井底有一凹陷，是水眼，洇着一汪水，只能容得下一把瓢，舀过一瓢之后，要等待片刻，等到它重新盈满，才能再舀。这么一个小小的凹陷，人们总担心它会被舀干了，有危悬一线的恐惧。但它总是不能被舀断，舀过又汪上，不让人绝望。古井就是这样维系着全村人的生存，让人惊惧着也感恩着。

到了平原，到了水量丰沛的地方，人们回望，不禁感慨：故乡的井才真的是井呢，它让人感到水的存在，懂得珍惜。

故乡的石碾与古井一样，也久远得不知来历。也因为是唯一，它要昼夜碾动。石碾的背后，是一堵石头花茬的墙，在墙缝里从上到下依次插着一把一把的笤帚，这是村人约定俗成的秩序证明。张三碾完了谷物，就把代表自己的那把笤帚取走，把下边那把移上来，意思是该你李四了。其实各家各户的笤帚都有相同的形状，上眼看去，并没有绝对的区别。然而，先后的秩序却从来都没乱过。

现在看来，故乡的石碾规定了本分的重量，提醒人们，和谐的生活，不是靠外在的法典和制约而形成的，关键的是每个人都自觉地养成和谐的信念，守信、守诚。故乡人对我说，“慧”字是“心”字上边有个向里的笤帚，这就形象地告诫人们，生活的智慧，源于时时能够清扫自己心灵的杂质，是自我的修炼，方使生活和事业都能双双有丰硕所得。

说到故乡的老柳树，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儿时的那棵老柳树遭过一次雷劈，后来就朽了。但是从它的侧畔，又萌发了新芽，多年之后，也壮大、也老，延续了原来的地标形状。村里也不做严格的区分，认为它从来就是“本来”的那株。如此一来，就乡情凝聚，即便是游子归来，也能找到过去的来路。

至于老柳树上的那口钟，其实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钟，它只是一块铸铁，能敲出钟声。对这口钟，人们特别留恋。因为在过去的日子，它既带来公平，也激活了勤勉。无论尊幼、无论贫富、无论男女，只要它一响，你就得起床出工，不能懒。村里发生了事情，它一旦响过，就代表着对众人的召唤，一个不缺地参与论辩。统一意志、辨明是非、警示行为——它让村里人有“整体”的概念，不能游离其外，各行其是。

现在再看那口钟，不禁生出化不开的忧伤。过去的钟，天天要经受敲打，所以钟的表面闪闪发光、伤痕累累。但是，它不疼，因为被击打，它所以欢快，而欢快的响声给人的生活带来警醒，让人活得清明。而今天的钟被闲置了，锈迹斑斑，不过是一块废铁。所以我感到，它特别疼。因为死痂的下面，往往是不流通的血脉，预示着肌体的败腐。不被敲响的钟，意味着它已心死，是更深刻的疼痛。

而没有钟声响起的日子，常常是死寂、慵懒、昏聩这类东西无声登场。

所以我想，在生活中，怎么能够容忍没有钟声敲响的时光？

(本文有删改）

我的野语文

张蛰

①说一句可能让我的语文老师们很生气的话，我打小对母语的敏感和兴趣全是来自语文课之外。

②是的。刻板的语文课只是让我认识了一些字，这还是因为老师有鞋底和教鞭。他们的鞋底在当年的我看来都跟船一样，泰山压顶般就下来了。教鞭更厉害，敲在头上梆梆响，感觉头发丝里都疼。我经常看到被老师称为笨蛋的几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闭上眼睛，把脸缩成核桃状等待鞋底和教鞭的到来。那时候我们经常在惶恐中听鞋底的噼噼啪啪和教鞭的梆梆梆梆声，老师揍我们就像对待跟他较上劲的牲口，下手充满仇恨，毫不留情。在学校挨了老师的打是不会回家说的，那样只会得到大人的一句训斥：“老师咋不揍人家？我看揍得还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成长得很茁壮，个个成了规格统一的野孩子：一看语文老师（当然也是数学老师）脱鞋底举教鞭心里就打哆嗦，在噼噼啪啪和梆梆梆梆中涕泪横流，可一旦老师转身走开又立马喜笑颜开。

③我虽不常挨语文老师的打，但也不喜欢他们的教鞭和鞋底，当然也不会喜欢他们严肃的脸，他们的脸和他们的语文课一样让人索然寡味。但我喜欢听书，听村上的老宁头说故事。老宁头是生产队里扶犁耙的好手，不犁地的季节就给生产队看庄稼，还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他说书杂，也野，表情丰富，唾沫四飞，带骂人口头语。《薛仁贵征西》《罗通扫北》《呼延庆打擂》都是在他满嘴脏话里听来的。他说书也模仿一到秋收后就走庄串村的那些说书艺人的腔调，喜欢把嗓音弄成破锣声。他说书时眼望远方语气坚定用沙哑成破锣般的噪音说：“话说小将罗成……”遇到节骨眼上他就打住，让我们给他割牛草。我们一帮人就替他割草。为快点听书，遇到有偷懒的家伙，我就急，就骂，人家也回骂，很快打在一起。老宁头从来不拉架，他只大声说：“揍他，看谁揍过谁！”我坚实的骨骼就是听老宁头说书的副产品。在苏北故黄河的漫滩里，天高地远，白云悠悠，耕牛甩尾，中秋时节的泥土味撞得人鼻头发凉。十岁的少年扇形围坐在老宁头前方。听他自我陶醉捏腔拿调地说：“七爷罗成……”

④每年秋后，庄稼人没活干了，靠嘴吃饭的说书艺人就到村上找好事者张罗，他们中的一个会在村中说上十天半个月，最后每家拿出一碗粮食。一副钢板，一把鼓槌，一架大鼓，是说书人全部行头。再有一片随意的场子，好戏就可开始。我不喜欢说书人的过门，咚咚、咚、咚咚敲半天鼓后还要扯开嗓子尖唱：“钢板一打啊……响叮当哎……啊呀啊……”我喜欢他们当啷一声把钢板往案板上一砸的动作，鼓槌一点鼓面：“列位看官！咱们上回书说到……”我不明白他们为何把听者说成看官，但真正的说书就此开始。乡间，几乎所有的说书人都嗓音沙哑，只是看谁沙哑得更耐听。记忆里就数一个叫老拐的嗓音最特别，他说《呼延庆打擂》比老宁头说得传神：“列位看官，上回书说到呼延庆大闹东京汴梁，火烧半个京城，老太师庞文恨恨不已……”满场鸦雀无声，只有一种说不出什么味道的沙哑嗓音忽高忽低在凉丝丝的黑夜里飘来荡去，一群粗鄙的乡村百姓或躺或坐或蹲横七竖八地陶醉在这种声音的想象里。我就在那些明明灭灭的旱烟窝里瞪大了两眼，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了一处细节。

⑤常常到半夜时，说书人一敲鼓面，说道：“老少爷们，时候不早，咱明儿接着叙吧。”听者哪里愿意，乱哄哄七嘴八舌地嚷：“再来一段！”被捧的说书人也总是在拿搪一番后再说一段。我总是精神抖擞，毫无睡意，直到结束，才回味无穷地回家。好在爹也觉得念书是无所谓的事，每晚随我听到什么时候，并不催我回家睡觉。有一回第二天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嘴里正嘟嘟囔囔说“老太师庞文恨恨不已”时，被人扇了后脑勺一巴掌，我的语文老师骂着夸道：“小子学得像啊！”这是我在小学阶段得到为数不多的几次奖赏之一。

⑥除了本村，我还跑到外村去听书，有时还能跑五六里地去听，《秦英征西》就是跑这么远听到的。有时一伙人去，大人小孩都有，有时邀不到人就自个去，十二三岁吧，并不觉得夜晚有多可怕。去听书的人很多时，回来路上，夜深人静，田野空旷，月亮高挂或是星星满天，自会有人学唱：“大鼓响来……啊……钢板敲啊——啊啊——呀……”嘹亮的唱腔在夜里一波波地荡出去，能引得远处人家的狗汪汪叫个不停。这个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满足后的兴奋。

⑦听书的地方还有冬天生产队里的牛屋，人多得脚都插不下，烧牛粪，一屋子臭烘烘地暖和，老拐唾沫横飞地说唱《呼延庆打擂》，热得火车头帽子都戴不住。老宁头有一回偷偷塞给我一把料豆，怎么说呢，那时候牲口有时比人吃得好，牲口要干重活。就像在家庭里，男人干重活男人就吃干，女人只能吃稀，道理一样。

⑧除了生产队里的牛屋，我还在乡村的集市上听过《小七侠五义》《薛刚反唐》。后来在大队的大喇叭里听刘兰芳说《岳飞传》，大喇叭就是好，我坐在野地里听，有时也躺在草丛里，有无限的想象。听《杨家将》时，我已读了中学，对学校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播放《杨家将》感激不已。记得那时候放完《杨家将》就放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A我就觉得田野真是有希望。

⑨因了听书，我还陆续读到了它们中的一些，现在想想很奇怪，那个时候从哪里弄来的书呢？在那个闭塞落后的乡野，在一群文盲和半文盲之中，书谁弄来的，从哪里弄来的，不知道，只记得常常一夜不睡地读那些书，母亲叹息一灯油没了，B爹总说不就一灯油嘛。也很奇怪，他从来不把读书当成有用的事，但怎么就能允许我一夜不睡因读书而熬完一灯油呢？煤油多金贵啊，都是用鸡蛋换来的。

(10)1985年，我告别那些与我一同在听书中长大的光腚伙伴去读大学，大学第一次写作课，老师对我说，你写作怎么有股说野书的味道呢？看他的眼神，我心想，说野书又怎样呢？那是乡村人的文化生存，是乡野孩子的语文课，我在旷野里在星光里在牛粪里在乡村集市里在大喇叭里掌握的只能是野语文。

(11)就是在这样的野语文里，我变成了一个热爱母语的人。今天，语文课相较于当年更加无趣，而当年的野语文环境也再难找到。很为如今的孩子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