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严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旧的文学模式仍然在惯性滑行。有些苦心的新创，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有一次，我岀席一个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辩护。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我没料到文井先生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难得的异数。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这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信: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1985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但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我的小说《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

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致最后，他九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总要去他家看望。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他谈到的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之后，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面对崇私尚恶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却助纣为虐。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徳”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着权力与资本两相勾结的时代快车、香车宝马，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与同时代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喜爱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本文有删节）

雾峰村在普同村的上方，山林覆盖更为广阔，道路更为崎岖险峻。那里也有一个战争年代留下来的“逃兵”——大家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能这样叫。稍微客气一点，就叫他“老逃” 或者“逃夫子”。在乡干部在场的一类正规场合，人们舌头一溜也许就叫成了“逃同志”。听那人的口音,他是四川或云南人，只是说不清自己的来处，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姓名、年龄以及家人情况。他很可能是在战场上被炮弹炸疯了，失去记忆了。这样的人没法遣返。

暂时留下来先混一口饭吃，是当年县人武部的安排。

老逃一留下来就是好几十年，成了雾峰村的合法村民。他虽然有些呆笨，但为人忠厚本分，干活也卖力，挖茶山或者修渡槽都是一把好手，还学会了说本地话。只是年老力衰以后， 在这里无亲无故，晚景有些凄凉。几年前的一天，他大雪天去砍柴，摔了一跤，落了个中风,全身瘫痪，连自己找口水喝也犯难了。当时赶上人民公社散伙，分田又分山，只差没有把几 间公屋拆了分砖瓦，各家自扫门前雪。一个瘫子，而且是个无名无姓的瘫子，哪一家愿意接 纳收留？

村长老杨为此急得一宵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赶到木匠家里说:“你牛皮哄哄，说你什 么东西都做得出？”木匠说那是不假。村长说：“那好，你给我做一样东西。”木匠问要做 什么。村长说：“这样东西要有几用：抬起来是个担架，放下来是张椅子，打开来是张床。” 木匠不明白对方要这个有何用。村长说：“这你不要管，你只管做好就是。”

木匠费了一番心思，三天之后果然把一个多功能担架发明出来了。老杨便召集全村人来 看新式装备：“逃夫子瘫了，这你们是知道的。他没有后人，你们也是知道的。老班子说过， 孤寡残疾都有所养，这是天道，何况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呢。所以从今以后大家都要伸一只手。 逃兵要在村里吃轮饭，今天从我家轮起。我说清楚了，规矩要立三条：一是主家吃什么，他 就要吃什么；二是每天要抬进屋，不能让他睡阶基；三是每一家管送不管接，但送人时要保 证他身上干净，没气味，不然下方家可以不接。你们听清楚了吗？”

有两三个人不大乐意，但嘀咕了一阵，见规矩一视同仁，也不好说什么。

从此以后，老逃瘫了两年多，也就吃了两年多的百家饭，算是没饿着也没冻着，身上也没怎么臭，被村民们一直服侍到最后一刻。临终前，他瞪大眼睛看来看去，看着担架边的人， 咬住最后一口气，硬挺着脖子，就是不死。

旁人说：“你的寿衣早准备好了，放心吧。” 他眼里没什么反应。 旁人又说：“你的料（棺木）也有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 他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脸上憋得通红。

这可难住了大家。有人说：“他兴怕是要找杨老倌？”这一说，大家都觉得像，于是赶 快差人去找村长。当时老杨在县城里做木材生意，听到消息后深夜赶回来，一进门没顾上擦 汗，就抓住了逃兵的手。果然，逃兵一见到他，目光微微一颤，转而变得柔和与安详。他没 有说话，只是随着两脚使劲一蹬，眼皮慢慢地合上了，但留下一条缝，得由老杨去抹一把。

他最后的神情不像个老人，倒像个孩子，似乎对即将开始的远行有点害怕，得抓住父母的手，才有几分心安。

村里给他缝了一套衣服，打了副棺木，放了一挂鞭炮，让他善终入土。只是墓碑没法立，因为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岁。他到底是来自红军，抑或来自国军，抑或来自土匪流寇，更无人知晓。总不能只在墓碑上刻下“逃兵”二字吧？

科 学

韩少功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①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摆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住在山洞“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认为这样吃比较科学。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就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简直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马鸣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嘻嘻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对词语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抵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选自小说《马桥词典》，有删改）

（注）①知青，全称“知识青年”，这里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愿从城市到农村或边疆去参加劳动建设的年轻人，他们多数是初中或高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