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 花

孙 犁

每年春天，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大白菜，都近于干枯了，做饭时，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那里。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鼓胀起来，俗话叫做怀胎。慢慢地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放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静。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

今年春天，因为忙于搬家，整理书籍，没有闲情栽种一株白菜花。去年冬季，小外孙给我抱来一个大旱萝卜，家乡叫做灯笼红。鲜红可爱，本来想把它雕刻成花篮，撒上小麦种，贮水倒挂，像童年时常做的那样。也因为杂事缠身，胡乱把它埋在一个花盆里了。一开春，它竟一枝独秀，拔出很高的茎子，开了很多的花，还招来不少蜜蜂儿。

这也是一种菜花。它的花，白中略带一点紫色，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它的根茎俱在，营养不缺，适于放在院中。正当花开得繁盛之时，被邻家的小孩揪得七零八落。花的神韵，人的欣赏之情，差不多完全丧失了。

今年春天风大，清明前后，接连几天，刮得天昏地暗，厨房里的光线，尤其不好。有一天，天晴朗了，我发现桌案下面，堆放着蔬菜的地方，有一株白菜花。它不是从菜心那里长出，而是从横放的菜根部发出，像一根老木头长出的直立的新枝。有些花蕾已经开放，耀眼地光明。我高兴极了。把菜根菜帮修了修，放在水盂里。

我的案头，又有一株花了。这是天赐之物。

家乡有句歌谣：十里菜花香。在童年，我见到的菜花不是一株两株，也不是一亩两亩，是一望无际的。春阳照拂，春风吹动，群蜂轰鸣，一片金黄。那不是白菜花，是油菜花。花色同白菜花是一样的。

1946年春天，我从延安回到家乡。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父亲已经很见衰老。见我回来了，他当然很高兴，但也很少和我交谈。有一天，他从地里回来，忽然给我说了一句待对的联语：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他说完了，也没有叫去对，只是笑了笑。父亲做了一辈子生意，晚年退休在家，战事期间，照顾一家大小艰险备尝。对于自己一生挣来的家产，爱护备至，一点也不愿意耗损。那天，是看见地里的油菜长得好，心里高兴，才跟我讲起对联的。我没有想到这些，对这副对联，如何对法，也没有兴趣，就只是听着，没有说什么。当时是应该趁老人高兴，和他多谈几句的。没等油菜结籽，父亲就因为劳动后受寒，得病逝世了。临终，告诉我，把一处闲宅院卖给叔父家，好办理丧事。

现在，我已衰暮，久居城市，故园如梦。面对一株菜花，忽然想起很多往事。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

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

报纸的故事

孙犁

①一九三五年的春季，我失业家居。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村公所就更谈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

②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现在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

③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论是有名的，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最吸引我的是沈从文编的艺副刊，经常登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

④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投稿，而投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⑤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多少钱？”

“一月，要三块钱。”

“啊！”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⑥就这样中断了。这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⑦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

⑧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

⑨《小实报》是一种市民小报。我没有说话，就退出来了。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看见我，就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多卖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

⑩我原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来自取的，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了。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

⑪我的妻子，好像是因为没有借给我钱，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纸一事，从来也不闻不问。只有一次，带着略有嘲弄的神情，问道：

“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没有。”

⑫其实我知道，她从心里是断定不会有的。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证实了她的想法。

⑬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脱落了。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无微不至，他的旧报，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报纸，她说：“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可以省下几块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听她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糨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这样，在不能出门的日子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喜爱的文章了。

（1982年2月9号）

小胜儿

孙犁

那英勇壮烈的一仗后，小金子受伤回到家里，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那些东奔西散的马匹，同志们趴在道沟里战斗牺牲……老在他眼前转，使他坐立不安。黑间白日，他尖着耳朵听着，好像那里又有集合的号音、练兵的口令、主任的命令、马蹄的奔腾；过了一会又什么也听不见。他的病一天一天重了。

敌人在田野拉网清剿，村里成了据点。邻居小胜儿母女两个整天为小金子担心，焦愁得饭也吃不下去。她们不让小金子出来，每天把饭食送进小金子藏身的洞里去。

那天，小胜儿两只手抱着饭罐，从洞口慢慢往里爬。爬到洞中间，洞里的小油灯忽的灭了，她小声说：“是我。”把饭罐轻轻放好，从身上掏出洋火，擦了好几根，才把灯点着。洞里一片烟雾，她看见小金子靠在潮湿的泥土上，脸色苍白得怕人，一言不发。她问：“你怎么了？”　　

“这样下去，我就死了。”小金子说。

“这有什么办法呀？”小胜儿坐在那像在水里泡过的褥子上，“鬼子像在这里住了老家，不打，他们自己会走吗？”她又说，“我问问你，杨主任牺牲了？”

“牺牲了。我老是想他。”小金子说，“跟了他两三年，年纪又差不多，老是觉着他还活着。可是哪里去找他呀，想想罢了。”　　

“他的面目我记得很清楚，”小胜儿说，“那天，他跟着你到咱们家来，我觉着比什么都光荣。说话他就牺牲了，他是个南方人吧？”　　

“离我们有九千多里地，贵州地面哩。你看他学咱这里的话学得多像！”小金子说。　　

小胜儿说：“不知道家里知道他的死讯不？知道了，一家人要多难过！”

小金子说：“先是他同我顶着打。叫同志们转移，后来我受了伤，敌人冲到我面前，他跳出了掩体和敌人拼了死命。打仗的时候，他自己勇敢得没对儿，总叫别人小心。平时体贴别人，自己很艰苦。那天行军，他渴了，我说给他摘个瓜吃，他也不允许。”

“为什么，吃个瓜也不允许?”小胜儿问。

“因为不只他一个人呀。我心里有什么事，他立时就能看出来。那天，我玩着你捎给我的小马鞭儿，他批评了我。”

“他为什么批评你哩?”小胜儿说。

“他说是花花绿绿，不像个战士样子，我就把马鞭子装起来了。可是，过了一会，他又叫我谢谢你。”　　

“有什么谢头，叫你受了批评还谢哩！”小胜儿笑了一下，“我们别忘了给他报仇就是了！你快着养壮实了吧！”

小胜儿从洞口出来，就和她娘说：“我们该给小金子买些鸡蛋，称点挂面。”　　

娘说：“叫鬼子闹的，今年麦季没收，秋田没种，高粱小米都吃不起。”　　

小胜儿说：“娘，我们赶着织个布卖了去吧！”

娘说：“整天价逃难，提不上鞋，哪里还能织布？你安上机子，知道那兔羔子们什么时候闯进来呀。”

“要不我们就变卖点东西？人家的病要紧哩！”小胜儿说。

“你这孩子！”娘说，“什么人家的病，这不像亲兄弟一样吗？可是，咱一个穷人家，有什么可变卖的哩，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哩？”

小胜儿也仰着脖子想，她说：“要不，把我那件袄卖了吧！”

“哪件袄？你那件花丝葛袄吗？”娘问着，“哪有还没过事^①，就变卖陪送^②的哩？”

小胜儿说：“整天藏藏躲躲的，反正一时也穿不着，不是埋坏了，就是叫他们抢走了，我看还是拿出去卖了它吧！”

“依我的心思呀，”娘笑着说，“这么兵荒马乱，有个对事^③的人家，我还想早些打发你出去，省得担惊受怕哩！那件衣裳不能卖，那是我心上的一件衣裳。”

“可是，晚上，他就没得吃了。”小胜儿说，“今儿个是集日，快拿出去卖了吧！”　　

到底是女儿说服了娘，包起那件衣服，拿到集上去。集市变了，看不见年轻人和正经买卖人，没有了线子市，也没有了花布市，小胜儿的娘抱着棉袄，在十字路口靠着墙站了半天，才得了个买主，把那件衣裳卖了。她心痛了一阵，好像卖了女儿身上的肉一样。称了一斤挂面，买了十个鸡蛋，拿回家来，交给小胜儿，就啼哭起来。

小胜儿没有说话，下炕给小金子做饭。现在天快黑了，她手甩劈着干柳树枝，眼望着火，火在她脸上身上闪照，光亮发红。她好像看见杨主任的血，看见小金子苍白的脸，看见他的脸慢慢变得又胖又红润了。她小心地把饭做熟，早早的把大门上好，就爬到洞口去拉暗铃。一种微小的柔软的声音，在地下响了。不久，小金子就钻了出来。

这一顿饭，小金子吃得很多。吃完了饭，抹嘴说：“有什么吃什么就行了，干什么又花钱？”　　

“哪里来的钱呀，孩子，是你妹子把陪送袄卖了，给你养病哩！你可别忘了你妹子！”小胜儿的娘说。

“我们这是优待八路军，用不着谢，也用不着报答！”小胜儿低着头笑了笑，收拾了碗筷。

小金子躺在炕上。小胜儿用棉被把窗子堵了个严又严，把屋门也上了。她点起一个小油灯，放在墙壁上凿好的—个小洞里，面对着墙做起针线来，不住尖着耳朵听外面的风声。

“你做什么哩？”小金子说。

“做我的鞋，”小胜儿低着头说，“整天东逃西跑，鞋也要多费几双。”

“像我整天钻洞，不穿鞋也可以！”小金子说。

听着他的声音，小胜儿的鼻子也酸了，她说：“你受了伤，又有病。好好养些日子，等腿上有了力气，能走长路了，就找队伍去。做上了我的，就该给你铰底子做鞋了！”

小胜儿放下活计，转过身来，她的眼睛在黑影里放光。

（有删改）

麦收

孙犁

1939年，冀中解放区小麦黄梢的时候。

二梅在街上来回地吹着笛子。青年妇女们一个一个从自家大门里走出来。她们站在那新刷写上晋察冀边区“双十纲领”的高房下面的大槐树树阴里。她们简直是挤在一块儿，手里的铲镐碰得叮当乱响，还夹着清脆的说笑声。队伍站得整整齐齐，风吹动树枝筛下的阳光，在她们的头上、衣服上游动，染成各色各样的花。二梅站在队前问：“你们拿着家伙干什么呀？”“挖沟！”大家一齐大声地回答。

“对了。驻在咱村的队伍，今天下午去打击敌人，这是为了保护咱们的麦子。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把接村路挖通！”二梅用高粱秆分好段，用铁铲划上印，说：“来吧，两个人挖一段，一把铁铲一把镐。”

队上的指导员从一块麦地里走出来，后面跟着个背大枪的矮个子通讯员。在村里住长了，他认识二梅。他说：“部长领导得好，真积极！”二梅也直起身子笑着说：“指导员，我们弄好了路，你们抓不住鬼子，叫他们冲过来，我们可批评你！”指导员说：“好，好，好。你听枪响吧！”指导员穿进另一块麦地，他的衣服和麦子一个颜色，麦穗打到他腰里。那个通讯员却淹没在麦地里了，只有那黑黝黝的枪口露在外头。不久，这枪口也消失不见了，一只布谷鸟像是受了惊，慌慌张张地从东边飞过来，一声连着一声叫着：“莫黄莫割——莫黄莫割！”

“嘎勾——”东边响了一声枪。妇女们拖着铁镐和铲从道沟里跳上来，向东边张望。枪声响得越来越密，越来越急，也越来越近了。二梅的脸有些青白。东边卷起了一团烟，罩住了金黄的麦子。机枪声、炮声，好像压低了那里的麦子。炮弹炸碎我们的土地，土地飞到半天空，那里面有多少炸碎了的金黄的麦穗！二梅知道这是敌人的炮，在那里作战的同志们是不是受了伤呢？她喊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傻站着了，快回家抬担架，预备鸡蛋和水！”

当她们抬了几副担架回来，枪声停了，那一团烟也远了。但是枪声很响很急，二梅知道这是我们的军队追赶敌人了。她们很快向那里跑去。我们的军队把敌人赶回窝里，才停下来。二梅她们抬回受伤的指导员和他那矮矮的通讯员。这两个同志去夺敌人的重机枪，受了伤。她们把夺来的重机枪也放在一副担架上，还空着一副担架。她们回来，路过二梅家的地边，爷爷正靠在一个捆了牛腰粗的大麦个上等候，他担心他的孩子，眼望着东边的路。二梅说笑着回来了，看见爷爷，她说：“把麦个放在担架上，我们给你抬回去！”老头子听了孙女儿的话，真的把麦个放在担架上，飞快地往村里去了。

第一副担架上是指导员，第二副担架上是通讯员，第三副担架上是重机枪，第四副担架上是麦子。老头子跟在后面，打着火抽着烟。太阳已经有一半落到远远的西山里去了，在它上面是一团团千变万化的云彩——那在老人眼里，是一只虎，一只豹，一匹飞马，一只老鹰。

晚上，奶奶又把饭放在那里，小桌上却有了白面饼。爷爷回来，二梅回来。奶奶说：“你今儿个更有功了，奶奶给你烙了白面饼，快点吃！”二梅说：“有功的是人家队伍上的人，有功的是指导员和通讯员，人家夺了敌人一挺重机枪，受了伤，先慰劳他们吧！”二梅带了自家的饼还有别人家的鸡蛋到指导员那里去，指导员和通讯员的伤口全包扎好了，躺在院当中月亮地里的软床上。

田野里是收割麦子和打场的声音，风吹来薄薄的小麦的香味。二梅和她的两个小组长站在受伤人的床前，念着妇救会的慰问信。二梅又念了她自己的慰问信。她念着，她述说自己原是这样一个孩子，从小没了娘，在野地里，春天挑野菜，秋天拾庄稼，冬天割柴草，风吹着，雨打着，长到十五岁。八路军来了，是正好的年岁，赶上了正好的年岁。这样她就不再走奶奶的路，娘的路。一条完全崭新的路，在她眼前打开了。她的声音是那么庄严、热情和诚恳，感动得受了伤的人硬支起身来，严肃地听着。

(选自《孙犁作品精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