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居士（注）

林语堂

苏东坡由现在起，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在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

在元丰四年（1081），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来而叹，乃作是诗，自憨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

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

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慥。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慥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诸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堆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出舆入辇，厥痉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峨眉，伐性之斧。甘脆肥酸，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请富人捐钱，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摘自《苏东坡传》第十五章《东坡居士》，有删节）

阿芳（林语堂）

我家里有个童仆，我们姑且叫他阿芳，因为阿芳，不是他的名字。由某兑换铺雇来时，阿芳年仅十五，最多十六岁。现在大约十八岁了，喉管已经增长，说话听来已略如小雄鸡喔喔啼的声调了。但是骨子里还是一身小孩脾气，加上他的绝顶聪明，骂既不听，逐又不忍，闹得我们一家的规矩都没有，主人的身份也不易支撑了。阿芳能为人所不能，有许多事的确非他不可，但是做起事来，又像诗人赋诗，全凭雅兴。论其混乱，仓皇，健忘，颠倒，世上罕有其匹。大约一星期间，阿芳打破的杯盘，总够其余佣人打破半年的全额。然而他心地又是万分光明，你责备他，他只低头思过。而且在厨房里，他也是可以称雄称帝，不觉中几位长辈的佣人，也都屈服他的天才。也许是因为大家感觉他天分之高，远在一班佣人之上。你只消听他半夜在电话上骂误打电话的口气，便知道他生成是一副少爷的身份。

在阿芳未来的时候，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箧，补抽水马桶的浮球，这些杂差，都是轮到我身上的。现在一切有阿芳可以代拆代行了，我可以安然读柏拉图的《共和国》，不会奉旨释卷去修理自来水马桶，或是文章做得高兴不至于有人从厨房里喊着：“喂！水管漏了。”单单这一层的使我放心，已经足以抵补我受阿芳的损失而有余了。他有特赋的天才，多能鄙事，什么家具坏了，会自出心裁，一补一塞，一拉一敲，登时可以使用起来；闲时也会在花园中同小孩讲其火烧红莲寺的故事，到底不知道是讲的小孩有趣，还是听的小孩有趣。尤其是有一件事，使我佩服。自从到我家之后，他早已看准了我的英文打字机。每晨我在床上，他总在书房里打扫两个钟头，其实正在玩弄那一部打字机。有一天，打字机凭空坏了。我花了两小时修理不好。我骂他不该玩弄这个机器。那天下午，我出去散步回来，阿芳对我说：

“先生，机器修理好了。”

还有许多方面，确乎非有阿芳莫办。他能在电话上用英语、国语、上海语、安徽语、厦门语骂人。而且他哪里学来一口漂亮的英语，这只有赋予天才的上帝知道罢。只消教他一次便会。他说Waiterminit而不像普通大学生说Wait-a-meenyoot．我劝他晚上去念英文夜校，并愿替他出三分之二的学费，但是他不肯去。

叫阿芳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了。比方叫他去买一盒洋火，一去就是两个钟头，回来带了一只新布鞋及一只送给小孩的蝗虫，但是没有洋火。一收拾卧房，就是三小时，因为至少有一小时须喂笼鸟，或者在厨房里同新老妈打诨说笑。“阿芳你今年十八岁了，做事也得正经一点，”我的太太说。但是有什么用？还要看他摔破杯盘，把洋刀在洋炉烤焦了（洋刀洗好在洋炉里烤易干，是他天才的发明），簸箕放在饭台上，扫帚留在衣柜中，而本人在花园里替小孩捉蝗虫。现在我的茶碗没有一副全的了。到了他预备早餐时，厨房里又是如何一阵阵“乒——乒——乓”的声音，因为他相信做事要敏捷。早餐本来是厨子的事，但是不知如何，已变成阿芳的专利。

三星期前，我们雇了一个新来洗衣的老妈。这个老妈并不老，只有二十一岁。从此厨房重地又变成嬉笑谑弄的舞台了。工作更加废弛，笑声日日增高。打扫房间已由二小时增到三小时，阿芳连我每日应刷的皮鞋都健忘了。我教训他一次，两次，三次，都没结果，最后无法，我便下严重的警告：如果明天六时半皮鞋不给我擦亮，放好在卧房前，定然把他辞退。我必须维持主子的身分。那天晚上，我召集全家佣人，重申警告，大家都有惧色，尤其是烧饭洗衣的老妈，我安然就寝，决定家中的纪纲已经恢复了。

第二天早晨，我六时醒来，静听房外的声音。六时二十分，洗衣服的青年老妈把我皮鞋放在门前。我觉得不平。

“我是叫阿芳带来的。你为什么替他带来？”

“我正要上楼，顺便替他拿来。”那老妈恭而有礼地回答。

“他自己不会带来吗？是他叫你的，还是你自己作主？”

“他没叫我，我自己作主。”

我知道她在撒谎。阿芳的梦魂还在逍遥睡乡。但是这位青年老妈婉辞地替阿芳辩护，倒使我不好意思。我情愿屈服，不再整饬纪纲了。现在厨房里如何天翻地覆，我是无权过问的了。

按：此为两年前存稿，阿芳后来与新老妈串通在外行窃，入狱，今年六月出狱，至此尚未见面。

脸与法治

林语堂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莫为已甚。这虽然有几分知道天道还好，带点聪明的用意，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极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们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三十五哩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哩，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更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夫扣留，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警察局长，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局长亲来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的不可形容了。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车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车同舟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吩咐，一定要享在满载琉磺之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得不识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只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其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由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旋转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颠，碰着船桅而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我想凡我国以为脸面足为乘飞机行李过重的抵保的同胞，都应该断腿失足而认为上天特别赏脸的侥幸。

其实与有脸的贵人同国，也一样如与他们同车同舟的危险，时觉有倾覆或沉没之虞。我国人得脸的方法很多。在不许吐痰之车上吐痰，在“勿走草地”之草地走走，用海军军舰运鸦片。被禁烟局长请大烟，都有相当的荣耀。但是这种到底不是有益社会的东西，简直可以不要。我国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脸可讲，还是请贵人自动丢丢罢，以促法治之实现，而跻国家于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