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发现，引起此次“非典型肺炎”的“SARS病毒”与流感病毒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

目前人类发现的流感病毒大约有1万种。令人吃惊的是，最常见的病毒携带者是禽类。鸭子身上就携带有多种流感病毒，（   1  ）自己却从不得流感，当鸭子被送到市场上时就会把流感病毒传染给鸡，鸡群会引发禽流感进而殃及人类。

科学研究表明，事实上抗生素对于大部分病毒并不产生作用，因而病人只有依靠自身的抗体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对于陌生的病毒，任何人体内原本并不存在抗体。新病毒的产生往往不是无中生有，而大多源于变异，“非典型肺炎”病毒就是冠状病毒的变种。变种其实是病毒所犯的错误。遗传物质的复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病毒自己也很难把握，而其因的甄别和修补能力又不足以纠正错误，所以就产生出了变种的病毒。

材料一：

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的积淀与升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卓越的过去与璀璨的今天。我们在自豪的同时，更应该展望未来。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回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开辟了一条人类史无前例的高速和平发展之路。然而相对于物质财富的增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快速发展，与拥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泱泱大国显得并不相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其核心内涵之一。而文化复兴与文化自信可谓相辅相成，倘若对自身文化都产生了距离感、陌生感乃至排斥、厌恶，那么何谈文化复兴与民族崛起呢？因此，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意识到建立文化自信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据调查，中国公众的文化自信从文化自知、文化自豪、坚定信念、文化传承、文化交流、文化发展、文化竞争等维度的认知如下图：

（摘自“人民论坛网”，有删改）

材料二：

拥有悠久的文化传承，但却在很长时间中缺少社会文化氛围的中国，如何走向真正的文化繁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说，首先应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重新树立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发掘出中国文化中优秀的部分。

黄会林说：“当代中国的文化正处在一个转折性的发展关头。一方面，以扩大物质生产、加快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不可能无限延伸，忽视文化力量的社会将面临着‘精神缺钙’的危险。而在今天，文化艺术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也自然显现出来。物态、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的文化，为心态层面的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条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一直都处于弱势地位。全球化一方面带来所谓的文化趋同，但另一方面更加凸显了各自的差异性，并带来了危机感和紧迫感。独立和自觉是融入世界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费孝通曾经明确提出应该立足21世纪，加强文化自觉。因此，我们必须有自觉的文化发展思维和战略。在全球一体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文化缺乏足够定力，模仿、照搬之风盛行，中国文化被歪曲、降格、肢解，存在着被通俗文化、高度发达的美国文化日益同化的危险。面对强势文化的包围，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忽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自我更新能力，而应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加强文化自信，寻找中国文化的坐标，发展和传播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精神与时代要求接轨。”

（摘自《北京晨报》，有删改）

材料三：

青年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强调文化自信，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不够自信。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发展出了一个根植在中国土壤上的文化体系，它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中影响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东圣西圣，其揆一也”，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优秀基因，对当下的世界有着不可估量的正向引导力量，正可大放异彩，却见不少青年言必称西方，对自己的宝藏视而不见。相反，倒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来中国寻找发展的钥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青年应首先熟习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再图融汇异邦文化之所长，才能真正成为既有文化自信与根基又有世界眼光的“新青年”。

又比如，面对纷繁复杂、真伪难辨的信息潮流，不少年轻人放弃了对信息甄别、筛选、判断的权利，拱手让于网络舆论，这也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网络上所谓的真假代替了事实的真假，网络上所谓的对错代替了事实的对错，任凭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被裹挟而不自知。一个成熟的社会，首先要有成熟的公民，公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就在于是否具有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而理性来自定力。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教育惩戒权的存在具有心理学依据。现代西方学习心理学联络派的代表斯金纳认为：行为随着其后的及时的结果变化，愉快的结果强化行为，不愉快的结果抑制行为。赏识和惩戒都是利用这一原理针对不同的教育情境采取的不同教育方式。惩戒就是要对学生的不当行为施以不愉快的结果，以抑制其不当行为。

教育惩戒权的存在具有教育学依据。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社会生活充满着各种规则和惩戒，教育要为学生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就不能一厢情愿地否定教育惩戒，否则学生不能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不能炼出承担责任、承受挫折的心理品质。

教育惩戒权的存在具有法理依据。职责与权力是相辅相成的，教师对学生具有教育、管理、保护的职责，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管理学生的职业权利。权力意味着不可放弃，否则就是不作为，就是失职。同时，教育惩戒权还是教师的一种专业权力，教师必须具有保证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专业自主权。教育惩戒权是其专业自主权的必然组成部分。

（摘编自“360百科”《教育惩戒权》）

材料二：

从9月24日《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规定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罚跑”，到11月15日《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除“罚站罚跑”，前后不到两个月，教师惩戒权因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又回到了讨论的原点。

教师惩戒权无法兑现，还与大多数家长不支持教师惩戒有关。对于教师惩戒，大部分家长只能接受口头训斥。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将教育惩戒权的具体规定下放学校主管部门。可是，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谁会去出台容易刺激家长的具体惩戒规定呢？

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从现阶段来看，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并没有受到上位法的保护，教师惩戒权从纸上落到地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摘编自维扬书生く别让教师惩戒权成为纸上权利），“红网”2019年1月18日）

材料三：

事实上，对于“罚站罚跑”条款被删除，不必过度解读和担心。“罚站罚跑”的提法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不是简单的“自我否定”，而是基于现实的复杂性、多样性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更理性、更审慎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与其一味在“罚站罚跑”上纠结，不如多方倾听，将更有利于完善整个条例。

法律不宜、也不可能事无巨细。诸如“罚站罚跑”等具体措施不能广泛适用于各年龄段和各教育类型学生群体，也不利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根据实际制定更有针对性和更合理可行的惩戒措施。与其写入法律，不如下放权利。广东在全国率先用立法赋予老师教育惩成权，其意义不在于制定出哪些具体的惩戒措施，而在于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提出教师有惩戒权，并给出了原则性、指导性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老师行使教育惩戒权是一种职务行为，一旦产生意外后果，不能简单地把老师推向前台，甚至把老师当替罪羊，学校及主管部门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只有最大程度地消除后顾之忧，老师才能放心大胆地依法行使教育惩戒权。

（摘编自陈广江《比“罚站罚跑”更值得关注的是恰当行使惩戒权》，（工人日报）2019年11月19日）

材料四

首先，教育惩戒方式并不单一。它是一个有着等级区分的体系。“分级”意味着科学合理是教育惩戒的重要依据，要对学生不同的失范行为采取针对性措施。教育惩戒也包含了训诚、督导、矫治、反省等内容，既有刚性又有弹性，体现着因材施教、因龄施教的理念。

而且，教育惩戒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合力，要用正当且有序的程序组织起来。再者，教育惩戒不能没有校规校纪“配套”。不同等级的教育惩戒都给校规保留了空间。因为，教育惩戒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能够指引实施的“手册”。

最后，教育惩戒绝不是一罚了之。之所以如此注重体系化的建设，之所以在刚性之外保持灵活性，之所以如此看重兼顾不同学生个体的特点，是因为教育惩戒终归为了教育。只有目的正确，才能对学生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判定，继而选择适宜的方法。

（摘编自丹图《教育惩戒并非一罚了之》，《广州日报》2019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