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和谐世界是诗人们历来追求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诗歌创作中重要的题材，又是诗歌美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

在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源头。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自然本性“德”，又禀赋了“气”而成了形态和形体之“形”。《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以自然为法的精神影响了历代的中国诗人，而《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在许多优秀诗人的笔下，成为他们表现人生和世界最高的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这种境界的追求和创作实践，在中华优秀的诗歌长河中，形成了山水诗、边塞诗和田园诗的流派和传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范成大的“信步随芳草，迷途问小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佳句，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基因，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变成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文理想和生命追求。

这种创作实践经过历代诗歌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理论主流。唐代王昌龄首提“意境”一词，并称“理入景体”“景物兼意入兴”；宋代范希文提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明代谢榛提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晚清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完成了意境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些为我们熟知又为许多人淡忘的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重要的内核——意境说。这种美学理想表现的是意与境、情与景、神与形、交相融洽，高度统一，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而其反映和表现的人类理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境界。

作为中华诗歌传统中重要的财富，当代中国诗人十分重视在创作中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创造出更美、更加富于艺术魅力的诗篇。当代著名的青海诗人昌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昌耀创作的大量诗篇，表现了青藏高原神奇的高山火川和人文精神，展示了高原大自然的天地精神和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人性魅力。昌耀在《答记者张晓颖问》一文中写道：“青海的大自然，青海壮美的山河，也给我的诗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这对我的诗的风格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高原养育了昌耀这位诗人，诗人昌耀又用笔创造了一座新的高原。

（摘编自叶延滨《人与世界和谐共处是中华诗歌中的传统精神宝库》）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上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够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结构、形象的使用、体类的传统中，从它的价值、作用等各方面去品评和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情，说是昨天晚上秋风把我楼前树上的树叶吹得凋零了，今天我登上高楼远望天涯，却看不见我所怀念的人。但是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宝贵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空村

农人

屈指算来，离开生我养我的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已经有整整二十五年了。与以往不同，这几年每次返乡，总有一种情感使我无法释然，我知道这种感觉叫做“孤独”，孤独的主人不是我，而是我的小村。

为了表示对村邻们的尊重，或是为了更多地感受一下久违了的乡音乡情，每次回老家，我总是把车停在村口，步行回到在村子尽头的家。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走在我从小就摸爬滚打、嬉戏玩耍，熟悉到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的小村的当街上，却渐渐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陌生感。这就是，已经很少看到路上匆匆行走着的或三或两的荷锄下田的农人；也很难再看到街边路口或交头接耳或手舞足蹈地扎堆拉呱的村妇；更看不到滚得浑身是土的“泥猴子”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斜刺里冲出来，蹭着你一闪而过，眨眼间便没了踪影的孩子们。就连邻居家养的狗，也无精打采地趴在自家大门口，当你从它面前经过，只是百无聊赖、散漫地瞥你一眼而已，再没有了往日的暴躁和骄狂。

显然，小村已全然是一副落寞的了无生机的模样。

有时回家，也偶尔会住上一夜，过去那种吃过晚饭同老人兴致勃勃地拉上一通，然后就着浓浓的乡情倒头便睡的感觉再也找不到了，悄然而生的是夹杂着丝丝忧虑的长夜难眠。忧虑是什么呢？这村还是当年的村，这夜还是那样的夜，这夜静的还是像过去那样谁家的大人突然间打了个喷嚏，邻人们也会吓一跳的……

昔日熙熙攘攘的水井周边空了，随之消失的不仅是村人们担着水挑子匆匆行走的声影，还有水桶碰磕井沿的叮当声和村姑们的棒槌敲打在井台边儿衣服上的空旷悠远声，最可惜的当属随着水担行走而顺着水桶的漏缝儿画在村路上那些蜿蜿蜒蜒的曲线，也早已湮没无迹了；过去塞满了欢声笑语的碾道子空了，再不见了石磙的两侧通常一大一小的两个人推着碾棍周而往复和旁边端着盛满粮食的簸箕候碾的人们，更不见了散在碾道里探头探脑啄食粮屑的鸟儿，剩下的只是碾道两侧石缝里冒出的小草，摇晃在风中，瘦弱又凄惶：过去时光里充满了苦也充满了乐的农家院落也空了，这不是过去农人们的篱笆柴扉被高墙深宅朱门铜锁替代的缘故，实则是因了那些在过去，时刻飘荡着的人畜喧闹连同那些缥缥缈缈的炊烟一样，都被一风吹散，再无了踪影。

过去的——那个早晨起来每家每户都会升起袅袅炊烟的小村，那个白天充斥着农具叮当声、大人吆喝声、小孩喊叫声并伴杂着狗叫鸡咬声的小村，那个晚上在各家的母亲们或高或低的唤儿声中逐渐沉入梦乡的小村，只是我记忆甚或是梦中的故乡了。

如今，小村真的成了老弱病幼的天下，稍微有点力气称得上劳力的人都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偶尔再在街上碰到一两个儿童，他们脸上呈现的不再是过去孩子脸上那种单纯的天真和活泼，取而代之的是让你感到隐隐不安的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静默和成熟。此时我的心情竟像极了现在的小村，空落落的。

海子是同我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玩伴，初中毕业后，就成了村里打工队伍中的一员。去年在这个城市里碰巧见到了急匆匆赶路的海子，刚过不惑之年的他，由于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昔日满口白白的牙齿已经掉了一半。海子同我说，要到城市的另一头去跟在人家家里当保姆的媳妇见一面。海子说，现在都不知道哪里是家了，一家四口分在三个地方，只有在农忙和春节的时候才能回老家同两个孩了一起住上几天……

有时候我常想，海子们的家究竟是在哪里呢？他们也已经成了村庄的客人了吗？或许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孩子们也会“笑问客从何处来”吗？

（选自《散文选刊》）

森林的枢纽

戎可

红日待升，晨雾缥缈，远山如幻。林中某处，黑啄木凌厉的叫声一如既往，转眼间百鸟齐鸣，如歌如朝。百鸟来朝是人类的想象，天下万物实在无高下之分。但是确实，某些物种似乎更加重要，如同枢纽。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啄木鸟，森林将会怎样？

《辞源》说，枢纽，“比喻事物互相联系的中心环节”。这个中心环节如枢如纽，本身并不起眼，然而一旦缺失，整个系统却会发生重大改变。1969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态学家罗伯特·T.佩因提出了关键种的概念，它的英文是keystone species，其中keystone的本义是指石拱门上方中间的那块石头，它在所有组成拱门的石头中受力最小，但没有它，拱门就会倾倒，keystone的含义与汉语里的“枢纽”异曲同工。

关键种的概念并非凭空而来，佩因教授分析了一系列的例证，特别是他在196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开始于1963年，他在离西雅图不远的马考海湾做了一个有趣的去除实验。马考海湾在太平洋东侧，满是石岸而无沙滩。佩因选择了一块海滩作为样地调查底栖生物。样地的中段——中潮间带，布满了贻贝、藤壶和一种称为“茗荷儿”的节肢动物，这些动物都固着在岩石上。有一种海星以这些动物为食，哪种动物增多，海星便优先取食哪种，所以没有谁能占据绝对优势。低潮间带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较短，生物种类急剧增多，甚至包括了4种大型海藻。除了刚提到的3种动物的幼体，另一种藤壶零散地附着在岩石上，夹杂着些海葵。两种石鳖和两种帽贝四下爬行，几只海兔（裸鳃类软体动物）在海绵上缓缓爬过，贪婪地摄取着它们的食物。

实验中精彩的部分来了，佩因取走了样地里的海星。3个月后，原本只分布在低潮间带的那种藤壶，竟然占据了样地60%~80%的空间。随后的9个月里，小个头儿的贻贝和茗荷儿迅速生长，到处都是它们。再往后，茗荷儿也消失了，遍地贻贝。它们侵占了几乎所有的岩石，其他生物无处附着，结果藻类只剩一种，海葵所剩无几，石鳖和帽贝爬向别处，海兔也随着海绵的消失而消失。这样演替的结果，虽然生物量大大提高，但物种数却从15种迅速降到了8种，甚至更少。生态系统中物种数目减少的问题在于，一旦环境变得不适于这区区几个物种的生存，整个生态系统将面临崩溃。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去除了几只能够控制固着生物生长的海星。

这个例子里的海星，便可称之为“关键种”。它们虽数量不多，却对生态系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关键种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处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种，我们只要保护好这个物种，那么生态系统就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我维持着它的结构和功能。而从理论上讲，保护一个关键种，所花费用应该不大，四两拨千斤，何乐而不为？

像海星这样，通过捕食稳定了生态系统结构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地上的老虎、天上的雄鹰和海边的海獭，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保护这些动物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种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可能的形式，其中一种是基于互利共生关系的关键种。比如在澳大利亚西部，食蜜鸟给很多种植物传粉，也取食它们的花蜜，彼此互惠互利、互相依赖。但当橡子山龙眼开花的季节，它的花却是食蜜鸟的唯一蜜源。在这种情况下，橡子山龙眼就成了关键种，因为一旦它开不了花，食蜜鸟种群就会衰落，其他的植物也将跟随着无法繁殖。

与上面两类关键种不同，生态工程师为其他生物创造生态位，是另一种形式的关键种。比如水獭修筑的水坝，像工程师一样改变了局部环境，不仅促进了森林的更新，更为一系列物种的生存提供了资源。再比如啄木鸟，它在树上凿出的大大小小的洞，为真菌、昆虫的生存提供了便利，给各种小型兽类、鸟类的隐蔽和繁殖提供了空间。啄木鸟吃虫，它的数量不会太多，否则就意味着树干里的虫太多，森林也就不复存在。但如果没有啄木鸟，我们无法想见，那些依赖于它的洞穴的动物将何去何从，森林又将是一个怎样的面貌。

关键种是个美丽的保护生物学概念，但在真实的世界找到这样一个枢纽却难上加难，这是因为物种间的复杂关系，往往远超常人的想象。我们能做的，就是到森林里多走走，多观察、多体会、多分析，大自然会告诉我们答案。也许，这就是荒野精神。

（摘编自2016年7月1日《中国科学报》）

随着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史前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随着史前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外来文化因素的不断输入对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所起的作用，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而拓宽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

首先是史前青铜之路概念的提出和确立。青铜冶铸技术随着西方人群向东方的迁移，距今4000年以前进入新疆，在东天山地区与东来的彩陶文化碰撞与融合，创新出了具有中国西北原始萨满文化特质的青铜器群。新疆东天山地区形成的青铜文化，很快向甘青地区传播，在甘青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学术界早就注意到偏居西北的甘青，史前青铜器群出现年代比中原早，冶铜技术发展到相当高度。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是中国早期青铜技术发展的孤岛，有的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它们的出现与史前东西文化交流有关。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群形成后即向北向东传播。北向的一支，主要是沿着黄河，传播到长城地带和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肇夏商之际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形成之始。东传的一支，很快进入华夏文明诞生的核心区晋南和豫西一带。

其次，是小麦的东传。至少从距今4000年的夏代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北方黄河中下游区域，突然开始种植小麦，并快速普及，改变了中国北方地区以种植粟类农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的结构。新疆罗布泊的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以及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不迟于公元前2000年，新疆天山地区古代居民已经广泛种植小麦。中原地区突然在夏代或略早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当由西方传入。另外，中原地区小麦普通种植还引发更深层的学术问题。因为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小麦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由西方引进的小麦种植及相关的灌溉制度，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是否存在内在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其三，器物交流的背后，反映的是人群的迁徙，甲骨文学家胡厚宣认为，甲骨文提到的“土方”为夏民族。西域史学家余太山进一步说明，夏禹所统治的“土方”族群，实际上就是吐火罗人，他们曾生活在豫西和晋南。欧美多数学者和中国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人的一支在夏代或更早的时候迁居天山，罗布泊小河墓地那些保存相当完好的人类干尸，为吐火罗人的遗骸。这里，如果胡厚宣论证的“土方”为夏民族可信；余太山所论禹治下的“土方”就是吐火罗不虚；小河干尸是吐火罗人遗骸之说也能成立。那么，吐火罗人为什么在夏代突然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区域，它们的到来又对夏文明的最终形成起到过什么作用？由此引发中华早期文明形成过程讨论中更多、更深层的问题。

（摘编自刘学堂《拓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