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通过北斗、晷影、星象等方法测算冬至，并以冬至为岁始岁终的标志。这种岁时系统并不需要考虑月相的变化，属于四时观念下的阳历系统。由于朝代更迭，天文测算技术不断改进，历法也不断更新，新的岁时观念应运而生。

《豳风·七月》中以冬至为年岁节点的岁时观念在《诗经》中十分普遍，其中“岁暮”为秋天，就是这种岁时观念的体现。“岁暮”最早见于《诗经》，谈到了“岁暮”的有三篇。《唐风·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莫” ，《小雅·采薇》中的“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月份上都指向九、十月，这时离冬至改岁的时间相去不远，《小雅·小明》中的“曷云其还？岁聿云莫”也是相同的季节指向。因此，冬至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岁时节点，在此之后即是新年，在此之前的九月和十月意味着在时间上临近改岁。

“岁暮”为秋的岁时观念并没有随着周王朝的覆灭而消失，秦朝以后，这种岁时观念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岁暮”最初的季节指向为秋季，而指向冬季则是与历法以及人们的岁时观念转变相关。

汉初沿用秦代的颛顼历，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人们发现观测到的月朔与历法推算的情况不符，一直沿用的颛顼历已经不再能够适应时人们的需要。因此，汉武帝下令废除颛顼历，使用太初历。太初历最大的特点是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终。此后两千多年，历法虽然一再被修订，但正月岁首却没有改变。新的岁时观念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旧的岁时观念在被逐渐遗忘，阳历系统以冬至为改岁节点的观念逐渐被阴阳合历观念下的正月所替代，而冬至日这一天也演变为一个专门的节日。

魏晋南北朝时期，冬至为年岁节点依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其重要性已经不再突显。曹植《冬至献袜履颂》：“亚岁迎祥，履长纳庆。”“亚岁”为“冬至”的别称，《宋书》很好地诠释了“冬至”被称为“亚岁”的内在原因：“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官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从这些典籍的表述可以看出，在魏晋人的观念中，冬至的重要性已经居于次位，而另一套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终的岁时系统才是居于正统的主流。

六朝以来，冬至依然是岁暮类诗文中的重要时间节点。杜甫《阁夜》中“岁暮阴阳催短景”意味着白昼逐渐缩短，但还未达到一年中的极致，言下之意即年岁将近，日子也越来越逼近冬至。而孟郊的《秋怀十五首》其八，更是将“岁暮”放在了秋天：“岁暮景气干，秋风兵甲声。”但是，越来越多“岁暮”题材的诗文将季节放在了冬季，而原先秋天的“岁暮”观念被逐渐遗忘。

（摘编自印志远《〈豳风·七月〉岁时观念钩沉》）

原创缺失的深层原因

①我国科研原创缺失，在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我国现在是且仍将是一个旁观者，尚未进入世界科技进步的先进行列；至今未拿下一块诺贝尔科学奖牌。这是多方面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②政府好近功。好人喜功是秦始皇以下历代皇朝的一大政治特色。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大辱，使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和政府正派官员，把目力和功夫绝对地置于当下现实问题的政治解决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的情状及同世界发展进程的巨大差距，激发着国家领导者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情怀和必在若干年内赶超欧美的雄心。即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跃进”遗风还依旧难散。强烈的“政绩”观念，又令一些届别和层级的政府．把功夫用在目下的“数字政绩”上。在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的科研体制下，政府好近功对科技进步的历史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不愿意或舍不得在基础研究这个不能立竿见影的事业上下大本钱；另—方面，它也势必要求科技界在短期内“快出成果，出大成果”。科学技术和学术事业，是长期累积方有创新和突破的事业，政府如果没有起码的支持强度和足够的支持时间，原创性、突破性的大成果又从何而来呢?

③国人官瘾重。学而优则仕，猎官摸金，这在俺中国真可谓“刻骨铭心”。陈独秀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销，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这种陈腐观念和现存“官本位”制度之疾的结合，使得科技人员竞相谋官，能有多少大创造和真学问呢?官有官道，学有学路。爱因斯坦说得好：“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

④梁启超皇皇巨著，是他远离官场潜心著述的结果。梁氏深察旧中国官场“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懒惰与巧滑”，“很容易堕落”，“现在政界万万不可多与为缘”。劝诫子女们莫做官，只做学问。梁家走出了梁恩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国家级院士，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文化事件，发人深省。

⑤体制积弊多。从科学技术体制看，影响科研创新的主要弊端有三方面。在立项选题上，“长官意志”过重偏浓，自由自主选题立项得不到应有的价值重视和有规制依据的经费支持，使得跟踪、追风、低水准重复研究层出不穷。在□□□□上，有限的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配置极不合理，忽视基础研究的历史倾向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进。在□□□□上，我国科研“量化”管理大受青睐并大行其道后，鉴定、评价和奖励标准重数量轻质量之流弊，鼓励了短平快成果的成批生产，扼制了原创性、独创性成果的孕育和生发。

⑥社会缺宽容。科学往往是极少数人推翻所有人的观念才能前进。科学的创新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否定、创造性的破坏和历史性的超越之过程。投有怀疑、批判、解构精神，没有超常、超凡、超我，超群、超前的卓识和胆略，就不会有原创性、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科学、学术事业的发展，需要政治的、社会的理性宽容。坚决排斥那种蛮不讲理的所谓“大批判”和政治性的裁决。爱因斯坦认为，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认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学术活动及其成果应当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应努力创议“我不问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坚持自己思想之权利”这样一个社会宽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