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合同一般被称为契约。传统契约中展现的契约观念，至今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合同的看法。

史料表明,我国传统契约实践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制度沉淀。目前能够解读出来的最早传世契约资料铭刻于青铜礼器上，记录了西周贵族之间就土地、奴隶等财产进行交换的行为。《周礼》还记录了先秦时期使用竹术制作傅别、书契和质剂三种契约券书的方法,这些古老的契约应用于当时买卖、借贷等交易行为。汉晋时期，人们依然以竹木制作交易券书,内容简单直接。东晋以后,纸张开始应用于契约书写。吐鲁番出土和敦煌发现的纸质契约跨越了我国北朝、唐和五代时期，记录了近600年间买卖、借货、租佃等丰富的契约行为。历史还记载,北宋时为了减少契约纠纷,曾经出现过由官方审定并印制的榜样契约。从徽州等地发现的数以万计的传统契约来看,南宋以来契约已经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我国传统社会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合同法,但契约制度并不缺乏。仅从文献记载看,传统契约制度体现在国家法律和社会习惯两个方面。法律方面,唐代及其后各代法典对不同类别契约所需要满足的交易条件都有明确规定。社会习惯方面,历代官箴、乡规民约以及家法族规对传统契约制度也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此外,传统契约制度还直接体现在流传下来的丰富多样的契约文本中，这些文本是我们今天了解我国传统契约制度的活化石。由于传统契约有一套格式和内容要求，契约往往由职业或半职业的代书人书写。代书人为了方便，会根据当时的制度规定,结合缔约习惯制定各种契约契式，并装订成册。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明清时的士人开始收集整理契式文本,雕印成书并广为传播，如《尺牍双鱼》(五车万宝全书》等。

丰富的契约实践与深厚的书写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契约观念。一是推崇信守契约的精神。“署名为信”“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的诚实守信精神贯穿于传统社会契约的订立过程。“一诺千金”“言必信"是传统社会崇尚的道德品质。二是注重书面形式契约。为了使契约能够被信守，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白纸黑字”“立字为据”十分倚重。三是注重通过调解手段解决契约争议。我国传统契约涉及的对象一般为“户婚田土”，官府视之为民间细故。如果发生争议,由于诉讼成本高以及传统社会“息讼”意识深厚，当事人多选择由乡邻或家族进行调解处理。传统社会的乡规民约中也积累了大量对契约争议进行调解的习惯。

(摘编自王旭《从传统契约中读出智慧》

碗匠和他的碗

周天红

烂泥田，一个村子最响亮的事儿就是烧碗了。烂泥田村子口一大块田，那泥巴，扶墙抹墙不行，真的是烂得扶不上墙了。栽秧种谷也不行，栽了秧，不走根，反倒要烂根，没得收成。那泥巴，就适合做碗烧碗。

八爷是村子里最好的碗匠。八爷拿捏碗坯子，那是村子里最快的。小半个下午就能做出五六十个呢，就是村子对门成天牛皮吹得哄哄响的刘老大，忙得汗水长流也没比过八爷。八爷烧出的碗，那更是一绝。造型、釉色、图案，那都是没得挑。能在碗边碗底上搞出花花草草，有鱼有鸟，有人物有动物，买主点着要什么他就能给你烧制出什么。做大寿的能给你烧出老寿星图，结婚办喜事儿的能在上面烧出鸳鸯，那些图案活灵活现，逼真得惊人。有的人端起碗吃饭时，都只顾着欣赏，翻来翻去地看，碗里的东西流洒了全然不知道。

八爷烧碗的手艺，那是跟着他师傅学的，足足学了三年，他师傅才把最关键那点儿真本事传给了他。师傅传授真本事时，只给八爷提了一个要求：留在他身边！师傅对八爷说，我一辈子教了数不清的徒弟，学了手艺，都跑出去闯荡了，没有一个能留下来的。

八爷说话算话，一直留在师傅身边，烧碗。直到师傅去世，他都没有离开过烂泥田。八爷学到了烧碗的真本事，那手艺真是做精了。在烂泥田方圆三四十里地界，你要说到碗匠八爷，没有人不知道的。做大寿的要找他，娶媳妇嫁女的要找他，修房造屋贺喜事儿的要找他，找他烧碗做个纪念呗。外出送货的货车司机要找他，卖碗送碗的客商老板要找他，玩古玩收藏老玩意儿的也要进山找他。八爷的手艺活儿呀，在县城里的大半条街都是抢手货。

八爷也不讲究。无论是进门上货的、收藏老玩意的，还是专门进屋看热闹的，八爷准抽出时间，把烧碗识货的道理和方法一五一十地给你介绍个明白，最后还问上一句，懂了没有？如果你摆脑壳说没听懂，他会继续给你说道说道，直到让你听真了为止。八爷这热情，生意当然好做了。

八爷制碗烧碗的手艺是一绝，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的，每天上门进货的客商络绎不绝。这些年下来，八爷的房屋都翻新三回了，可他家里自己用的碗却还是老样子。

八爷家的碗也是一大特色，没一个好碗，要么是歪的，要么是缺的，要么是花样图案烧残了的，全是歪瓜裂枣的残存货。碗匠家里用烂碗怪碗，是八爷用不起好碗吗？不是，成天满屋满仓库都是上等的好碗呢，随便用都没问题；是八爷缺心眼儿吗？不会哟，单凭他制碗烧碗的手艺，就知道他是个一等一的聪明人；是八爷脾气怪吗？肯定不是，你看有人进门，不管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八爷都是一脸的笑呢。

这是个什么道理呢？烧碗的同行不明白，村里人不明白，来进货买碗的人不明白，就是八爷家的二娃也不明白。

二娃是什么人哟，走州下府，啥子事情没见过。这些年，二娃靠着倒腾他老爹八爷烧的碗，那是发财了，在县城里有五间门市一个大仓库，小轿车都换了好几辆，不是八爷吼着，差点把老婆都换了。二娃是村子里第一个去过首都北京的。就单是他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前照的那张相片拿回村子，一整个村子的人围着看了半下午还舍不得离去，直到天发黑，人才小步小步地散了。多大个事儿呀，进个京城，村里人念谈了大半年。

八爷家吃饭喝酒用的那些怪头怪脑的碗，那也是村里人的大事儿，没有人不念谈的。

八爷说，二娃呀，你不懂？你真不懂？

二娃摇摇头。

八爷端起那歪边子的酒碗，喝了一大口酒，说，二娃呀，你看看这个碗，要不是它是个歪边子的残缺货，它还能是我的酒碗？八年了，还是我的酒碗。

二娃听了老爹的话，好像更糊涂了。

八爷看了二娃一眼，继续说，碗匠手里的好碗，最终都不是自己的，留不住呀。就像你和你哥。你哥虽然老实甚至有点笨，可他就像一个我烧坏了的碗，能留在我身边呀。你从小聪明，是只好碗，可你成天在外漂来荡去的，有个大事儿小事儿的，我能靠得上你？

二娃这下听明白了，一屁股坐在屋前的门槛上，半天站不起身来。

这一下子，二娃清楚地记起，自己已经两年三个月零五天没有回家了。

（选自《天池》）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 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 然而一到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 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 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 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 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更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妙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个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 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 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 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 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摹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 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 即便建筑， 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 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 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 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 只能是为神而非人服务的。 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 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