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倔”脾气

晏建怀

上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陈寅恪，曾在课堂上夸下海口，说他讲课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两个事例可以证明：一是据北大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单是涉及的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之多；二是抗战爆发，因为参考书被焚毁于战火，陈寅恪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到上千种。陈寅恪上课，课堂常常爆满，甚至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也被吸引来旁听。所以，郑天挺称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

1949年6月，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曾多次派人向陈表达请他去台湾的意思，被陈拒绝。后开出只要陈去香港，马上给陈10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陈寅恪不为所动。同时，作为与陈寅恪交情甚厚、已经到达台湾并出任了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更是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赴台，据说还承诺只要陈一答应赴台，傅马上派专机来接，故五六十年代一直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的说法。然而，自始至终，陈寅恪始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而且对此从未有过任何犹豫与回旋，态度坚决到了执拗倔强的地步。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倍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了自己最后的归宿，更何况，他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永远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陈寅恪说当所长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些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的条件，谁敢答应？于是，当年8月，他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明确表示：“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于是，陈寅恪对所长一职毫不客气地回绝了。

陈寅恪的倔，倔得近乎“狂妄”。陈寅恪先后拒绝过数位北国要人过访的请求，他甚至赋诗：“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况，“狂妄”之情，溢于言表其中就有当时炙手可热的“大秀才”康生。1962年，康生悄然来到中山大学，刚抵校就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联系后却被告知陈寅恪病了，不便接待，几经劝说，终于没有成功。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借口不愿见康生？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著《论再生缘》时，康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这个意见终于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陈寅恪因为自己的倔脾气，留下了终生遗憾。

陈寅恪的倔，源于他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导，源于他“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源于他壁立千仞的傲岸人格。一个甘愿献身于思想自由的人，是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一脉相承的倔。

(选自《文学界》2010.5,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