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观念:只有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才能精确表达人们内心最深处、最复杂的情感。没有乡音，无以慰籍乡愁。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一种知识体系，都是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地域生活多年之后文化风貌的呈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人们用方言来表达情感。

方言能极大增强同一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也会在人们跨地区交往中造成一些困难。随着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方言间的差异性减小、普通话影响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考虑到方言的价值，我们希望方言不要以这么快的速度退出社会生活，而是能在更长的时间里以一定形式得到传承。

据统计，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使用不止一种语言。因此，我国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没必要将方言保存保护与普通话推广对立起来，双语双言、多语多言应是社会之常态。我们在完成不同的社会交际功能、适应不同交际场合时，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

(摘编自姚羽《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不对立》)

材料二:最近，重庆市有才中学的4名高中生写下万字论文，探讨重庆方言在青少年中的认知及使用情况，并呼吁关注重庆方言的传承。这份论文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还获得了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登峰杯”全国中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复赛一等奖。这篇万宇论文的主题契合了当今社会人们对方言传承乡愁的期待。城镇化加速推进，社会流动日益频繁，方言及其对应的方言文化的式微，几乎是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必然代价与表征之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保卫方言”的声音、行动近年来屡屡进入公共舆论空间。不过，仍然存在不同意见的交锋。如语言学家周有光曾指出的:“大都会比如说纽约，每天进入的人口是1300万，所以大都会不可能通行本地方言,必然有一种共同语，在中国就是普通话。”

(摘编自朱昌俊《保护方言是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材料三:“学校规定，除了每年开学典礼，其余时间必须讲苏州话。”苏州评弹学校校长孙惕介绍，标准的吴语发音是评弹表演的基础，可苏州孩子几乎没人能讲好苏州话。近两年，该校入学考试不得不降低标准，入学之后再继续学习矫正。

江苏省语言学会理事、南通市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陶国良主编了一本录有1.1万条词目、共计66万字的《南通方言词典》。“写这本书就是想为南通话留下属于它自己的一部词典。”陶国良说。除了南通，南京、苏州、扬州、徐州都有自己的方言字典。

 对于这些努力，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葛红兵深感认同:“保存一种语言，让这种语言代表的文化、思想、知识，代表的风物人情系统得到呈现、保留和张扬，让这种多样性得到保护，这是艰难的工作，但又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固化和传承，就是最好的保护。”

(摘编自沈峥嵘顾星欣付奇《保护方言，用乡音留住乡愁》)

材料四:受到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以及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使用方言的人在数量上长期有减无增，方言危机已经开始显现。

怎么办?以笔者个人的看法，虽然当前方言一般不被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方言保护的问题上，我们其实可以借鉴目前的非遗传承人制度，将其上升为国家行动，由国家投入专项的资金和资源来保护方言。方言和非遗，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之所以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资源保护非遗项目，是因为其中蕴含着精湛的传统技艺和丰富的传统文化，而方言中同样蕴藏着传统文化，只不过非遗是以技能、物品等具体的形式作为载体，而方言是以语言作为载体而已。

(2017 年《长沙晚报》)

（摘编自《百度百科》）

（摘编自周程、秦皖梅《19年拿了 19个诺贝尔奖日本科学为何“井喷”？》）

（摘编自今日头条《德国幼儿园只教这些！难怪德国人承包了一半诺贝尔奖》）

（摘编自搜狐网《诺奖，我们能学到什么？》）

地理环境、区域差异、族群分布、文化区隔等对于文学活动有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反映到作家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族群特征、区域传承等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刘想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北方《诗经》和南国《楚辞》的不同文风，认为前者“辞约而旨丰”，后者“瑰诡而惠巧”。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明确将地理环境、种族与时代并列为文学生成“三要素”。

关于文化地理差异带给文学创作的功能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做过阐述。他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事实正是如此，地理环境以及据此而来的综合性人文氛围，不仅影响到区域习俗、文化传统、作家性格等，而且还会作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而这一切都将以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文体、风格诸层面的综合指数为核心。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风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

地理区隔所造成的重要文化延异表征之一，便是语际交往中的非对称性。语际交往实际上指的是不同语种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语种间的文学对话。语际交往过程中的非对称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语际交往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语种对相对弱势语种的强迫性渗透，二是不同语种之间相互翻译或转译的非饱和性和不完满性。文学语际交往中存在着的“语言霸权”问题。比如西方的主流语种——英语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霸权。我们有理由预期，英语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下去，据此进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讨论也会受到英语表达惯性的牵制。

造成语际之间文化交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强大或较强的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主流语种文学在文化交往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财大气粗”的交往原则的文化效应古今皆然。其次是政治原因。说到底，政治影响力仍以经济增长力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强大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广谱性常常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符号。其三是文化原因。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所有语种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

跨语际交往通常隐含着跨文化对话机制的“异地原理”。犹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方面，异地是理解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点，一种外国文化才能完整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被绝对翻译，文学语言尤其如此。法国的舍普等人则认为，文学语言的翻译未必要追求绝对性，不饱和翻译或许正是语言艺术交往互动的诗意所在。他明确指出，“文化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可译又不可全译的文化征侯，在语言论转向之后或许会变得更加突出，并可能由此加剧全球化时代文学语际交往的挑战性。

（摘编自龚举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

材料一：

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批被誉为“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者通过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平台上展现、锻炼和成就了自己，奥运会服务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素养，志愿者分享的回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潜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京2022冬奥会有所助益。

（摘编自王艳等《“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年～2025年）》强调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国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在冬奥背景下的健全与发展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提供实现路径。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以不求物质回报为前提地为他人、社会团体或某项事业，乃至为整个社会提供援助。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构建了以讨论志愿者行为动机为主的解释范式，比如人们可能因表达个人价值、增强自身意义、增长职业技能和强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志愿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无私奉献的框架内，志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内化志愿精神，形成一种面对社会、面向人生的个体态度和公民意识，在这种层面上，志愿服务所谓“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オ得以彰显。

（摘编自李佳宝等《论冬奥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参与》）

材料三：

近两年，共享单车成为市民出行的新宠。然而，在共享单车发展正盛的同时，违规停车、私自上锁、丢弃及破坏单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公司也尝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运营人员加强维护之外，公司官方平台也会以信用分奖惩的方式来鼓励使用者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随着举报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城市中涌现出一群单车猎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在业余时间他们也会寻找并拍照举报那些破坏共享单车正常使用秩序的行为，并将违规使用的单车搬到公共区域停放以维护共享秩序，他们将此称为“打猎”。在自发参与共享单车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单车猎人的这一行为也逐渐体现出在消费社会中使用者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作为消费者的单车猎人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公民意识，他们参与治理并形成网络时代促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新力量。

（摘编自许金凤等《卷入的消费者---以摩族猎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