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与闲

就士人而言，隐逸与休闲关系紧密。宋代士人对于隐逸的态度客观上给宋代休闲文化的勃兴创造了条件。宋代隐士文化出现了转折，首先表现在隐士的数量很少。《宋书·隐逸传》记载的隐士只有 49 人，可见其少。其次，隐士之隐，很少再有像陶渊明那样避世疾俗的了，宋代的隐士多与仕宦者往来交游。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变化是，宋代士人普遍具有“归隐”的倾向，而且这种甘于归隐的心理并不能完全用传统隐士那种为了名节、人格之独立等来解释，而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之思。也就是在对外在功名利禄与内在生命享受两者之间的权衡上，宋人思考得更为深入了。前者通常被看得很虚幻、无意义，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生命的真实。注重对生命的个性化体验，追求审美的自由生活，成为大多数士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政治意义上的隐居落实到了略显世俗的诗酒人生、壶中天地的闲隐。至少这种趋势与特点在宋人的诗文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宋代隐士那里，隐而不仕已不再是宣泄某种与政治对抗的情绪，或者宣扬一种洁净的人格魅力，而是很简单的理由：“家有山林之乐。”自然审美的欣赏进入了“可游可居”（《 林泉高致 》）的生活化场景之中。另外日常生活的亲情、友情，即一种对生活审美的重视，也成为士人隐居不仕的借口。过一种审美的生活， 充满情感的生活，而非忙碌、异化的政治生活，是促使很多士人放弃仕宦而归田园，或者在仕宦而梦寐田园的重要因素。

中唐以来，士人普遍流行及时行乐的闲逸心理，唐宋词中多有表现。究其原因，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隐” 文化心态对此影响显著。

“中隐”既是隐逸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休闲审美心态的体现。或者可以说，中隐是以审美来调节生活，以休闲来获得有着生命韵律的生存方式，在休闲的生活中实现一种不离政治而远离政治的仕途智慧。

虽然宋代士人大多倾慕白居易的中隐模式，但亦有很大的超越。白居易的中隐前提，他说得很清楚，“隐在留司官”。这样的官位是“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中隐 》）。 而对于“大隐”，即隐于朝市的做法，白居易是否定了的，认为“朝市太喧嚣”。而小隐入山林的模式又显得过于冷清辛苦。白居易的休闲审美生活仍是要寄托于外在物质条件之上，要有官做，但不大不小，不闲不忙，还要有较为丰裕的俸禄。因此，大隐、小隐、遭遇贬谪等，对于白居易而言似很难真正洒脱闲适。宋代的士人则大为不同。诸如在朝为官、隐居山野、遭遇贬谪等传统士人所能处的所有境遇，宋代士人仍表现出诗酒风流，山水怡情的人生姿态。他们自觉地将审美的因素与张弛有致的生命节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在仕与隐之间做到无往而不闲，无入而不自得。

因此，在宋人看来，更为难得的并非身心两闲，而应是“体未得休，而心无他营”，身不闲而心闲的生活方式 。

总之，中国的隐士文化自宋代起就越来越休闲化了。就是说隐逸并不主要是达到一种政治的目的，而更是为了获得美的生活，是从对劳形怵心到闲情逸致的转化。当然，也不否认在宋代及以后的时代，有个别时期隐逸文化会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这已经不是隐逸文化的主流形态。正如苏辙所言：“一出一处，皆非其真。 燕坐萧然，莫之与亲。”（《 壬辰年写真赞 》）出处、隐仕都是形迹，最为重要的是“萧然”之心境。 萧然心境，即为淡泊、闲适的心境。当官的往往劳形累心，隐居者往往内心向往功名。所以，能拥有“萧然”（ 审美心胸 ）的人是最真了。

（节选自潘立勇、陆庆祥《宋代士人的休闲之境》）

我知道你是谁

季明

欢送宴会，简单而又节俭，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毕竟同事几年，有感情，在大家盛情邀请下，他匆匆喝了两杯酒，就退了场。今天是周末，他还有事要办。

夜色中，他像往常一样，戴上太阳帽和墨镜，悄悄骑上自行车，去看望老人。这种装扮，别人很难认出他，几年来，每个周末的晚上，他都要去老人那里坐一坐，这，成了他的习惯。

老人，是个七十多岁、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他的帮扶对象。他到A城任职不久，在扶贫帮困“结对子”时认识的，当然，他用的身份，是某单位的一名普通党员。更巧合的，老人与他的母亲竟然是同年同月生，只是日期不同；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但对母亲的记忆和眷恋，却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于是，半年之后，他不由自主地将老人，认作了干娘。

只要看到老人，他就恍惚觉得自己的母亲，依然在世。事实上，他内心深处也确实把老人，当作亲娘来对待。

老人的家，在城郊，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拐进一条小巷，借着路灯光，他远远发现，老人正站在门前。老人知道，每个周末的晚上，他必来，站在门前等候，这，也成了老人的习惯。

每当这时，他都会莫名感到温馨，依稀记得小时候，自己放学回家，远远看见母亲，就是这样期待地站在门前，张望和等候着他。

听见熟悉的自行车声，老人问：“是二牛吗？”二牛，是他的小名。

他赶紧跳下车，说：“干娘，是我！”

扎好自行车，他搀扶着老人进去，便开始收拾零乱的屋子。老人坐在那里，一双盲眼，一直盯着他响动的方向。半晌，收拾完毕，他泡好一杯茶，恭敬地送到老人手中，然后，在老人对面坐下来。

老人问：“听说华树调走了？”

华树，是A城的执政者，一把手。每次见面，华树，是两人必谈的话题，老人街坊四邻多，没事闲聊时，她把听到的有关华树的议论，大到对A城的发展和建设措施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小到哪条街哪条巷路灯不亮、下水道堵塞……都告诉他。很快，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他淡然一笑，说：“是啊，听说高升了，到市里当副市长去啦！”

老人叹了口气，说：“华树，是个好官，A城的福分哩，老百姓可舍不得他走！”然后又说：“不过，这样的人应该升官，官当大了，会有更多的百姓受益！”

他笑了笑，没吭声，从兜里掏出一千元钱，轻轻放在小桌上，说：“干娘，这是您老人家这个月的零花钱。”

每个月，他都会从工资里拿出一些钱，接济老人。

老人连连摆手，说：“我有养老金，咋能老花你的钱呢！”

今晚是来告别的，他犹豫了一下，才说：“干娘，我也要调走了。”怕老人伤心，赶紧又说：“我一定会抽时间来看望您的。”

但他却发现老人非常平静，一双失明的双眼，慈祥地盯着他，说：“我知道。”

老人站起来，在枕头下摸摸索索，拿出一双千层底布鞋，递给他，说：“知道你也要调走，就给你赶做了双布鞋，别总穿皮鞋，这布鞋啊，它养脚。”

他接过千层底布鞋，翻来覆去地看，白底、黑帮儿、针脚密实，真难想象，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是如何把一双布鞋做得这么完美，心里不由得异常感动。

老人说：“快穿上试试。”

他脱掉皮鞋，穿上布鞋，走了几步，柔软、舒适，非常合脚。

还是小时候，他穿过母亲做的布鞋，时隔几十年，又重新穿上纯手工的布鞋，心里别提有多温暖了。

老人说：“二牛，今天，你就穿着这布鞋走吧。”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走出很远，回头，发现老人依然站在门前送他，刚要说话，老人却冲他说：“孩子，刚下罢雨，布鞋不防水，别湿了脚啊！”

他大声说：“放心吧干娘，我择干路走，不会湿脚的！”

虽然路灯很亮，但道上有些地方积水，他悄悄停下来，换上皮鞋，再小心翼翼地把布鞋揣进怀里，他想，这一辈子，也不会、更不能让这双布鞋被水打湿。

这时，老人忽然喊了一声：“我知道你是谁！”

他猛地愣住了。

老人说：“你呀，就是华树！”

（选自《金山》2019年第1期）

材料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数据发现，2017年前3个月，热点城市房价持续回落，个别大中城市房价趋涨；随着调控不断加码，4月热点城市楼市开始降温：5月上海和北京房价环比“零增长”；8月，15个热点城市房价全面止涨；到11月，11个城市房价回到一年前。

同时，城市房价分化明显。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结果显示，11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1%和0.2%，同比涨幅均连续14个月回落。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5%和0.3%。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4%和0.3%。

有关分析称，随着一线城市房价的回落，预计其他城市也会积极跟进。从实际过程看，当前部分二三线城市已经出现房价下跌现象；此外，三线城市政策总体宽松，但要警惕需求透支现象，不过总体上该类城市后续房价上涨动力会减弱。

（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2017年12月28日）

材料二

2017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中指院监控的19个主要城市楼市日均成交面积较2016年同期下滑51.4%。具体来看：

一线城市：上海、广州同比降幅明显，北京下降超过5成，仅深圳较为平稳。

二、三线城市：超8成城市同比下滑，苏州、东莞等降幅明显。二线几个城市较去年同期下降37.9%，苏州降幅显著，同比下降93%，南昌次之。三线代表城市同比下滑59%，东莞降幅高达94%，扬州次之。同比上升的3个城市中，宜昌增幅明显，高达122%，其次是南宁，增长45%。杭州、武汉、惠州等成交量平稳。

（摘编自《2017黄金周楼市成交速递》）

材料三

近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再次提出了“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要求。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是对2016年“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2017年“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进一步继承深化。

从这些内容里可以看出三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一是楼市调控长效机制将加速建立；二是目前紧缩性的调控政策会长期持续，短期内基本不会放松；三是一城一策、分城施策的差异化调控方式不会改变，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城市出台收紧新政，也能看到部分城市仍在积极去库存。在业内看来，根据中央精神，2018年“房地产长效机制”将由理论层面进入实践层面。

（摘编自“中国网地产”）

材料四

《中国住房发展报告》预测，本轮楼市回升小周期接近尾声，2018年将迎来新一轮调整和降温期。在具体指标上，住房价格增幅或将继续保持平稳下降，商品住宅销售额增幅将明显回落；全国总体库存将会进一步下降，但降幅会有所收窄。

具体分城市来看，同策研究院总监张宏伟认为，一线城市因租赁用地比例增加、地价攀升等，进入“慢周转”时代，预计2018年放量机会比2017年多一些，但由于楼市调控继续从严执行，难以有大机会；二线城市尤其是弱二线城市2018年仍然有放量机会；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周边的三四线城市有阶段性放量机会：其他三四线城市上半年还有放量机会，下半年由于交易量被透支，很难说会继续延续。

不过在租购并举的政策背景下，上述报告认为，住房租赁市场将是一个有待开发的万亿级市场。

对于楼市未来发展，张宏伟表示，这一轮周期为两年下行周期和两年上行周期：2016年10月到2018年历时两年左右楼市下行调整期，2019年到2020年历时两年楼市上行调整期；2019年成交量以上涨为主，2020年房价会有新一轮上涨。

（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2017年12月28日）

新批评“反讽”理论的主要阐述者是布鲁克斯。用他的说法：“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反讽”概念的目的仍然是揭示语义在文学文本中的复杂变化。根据新批评“文学性”观念，文学文本的基本特征是语义朦胧和语义多重。“反讽”这一语言现象正好符合这一文学定义。正因为这个原因，“反讽”就成为新批评最常用的概念之一。

从语义学立场来看，“反讽”本是指一种“正话反说”或“所言非所指”的语言现象。在“反讽”中，字面上的意义与实际的意义有所不同甚至截然对立。根据语言学观念，任何一个符号都存在于一定的语境当中，符号的意义会因语境而产生变化。“反讽”产生的原理同样如此。在“反讽”现象当中，语言符号巧妙地使用某个特定的语境，从而让一个符号不再表达其本义，而是表达另一个相反的意义。这样，一个“反讽”就产生了。

从符号学能指与所指构造角度看，“反讽”实际上是一个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情形。语言本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确定不移的、无可更改的。然而，“反讽”的出现却使一个符号的能指不再指向其约定俗成的固定所指，而指向另一个能指。

科学文本对语言的使用就完全合乎语言的约定规则和编码原则，坚决避免出现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文学文本则有意采用各种手法来违反语言的约定规则，从而使文学文本成为语义朦胧和复杂的符号系统。

不难看出，“反讽”的实质仍然是语义的变形化和复杂化。在新批评看来，“反讽”是“文学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形成“文学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反讽”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偶然使用的语言技巧，或至多是一种修辞格。新批评则将“反讽”上升到“文学性”的高度，将它视为语义变化的典型现象，从而使之成为文学文本的根本属性。维姆萨特与布鲁克斯在其合著的批评史中坚持将新批评改名为“反讽诗学”（ironic poetics）。关于“反讽”，他们明确指出：“我们可以把‘反讽’看成一种认知的原理，‘反讽’原理延伸而为矛盾的原理，进而扩张成为语象与语象结构的普遍原理。”既然“反讽”是一种语义变化，尤其是字面义与真实义的矛盾状态，那么其语义结构一定会表现为多种不同的构成形态。赵毅衡先生在《新批评》一书中曾把“反讽”分为“克制叙述”“夸大叙述”“正话反说”“疑问式反讽”“复义反讽”“悖论反讽”“浪漫反讽”和人物主题与语言风格上的“宏观反讽”等多种类型。无论何种“反讽”类型，都呈现出语义叠加和语义多重的特征。它大大增加了文本的语义层次，有力地强化了语言的可感性。

（选自文宇《文本语义结构的朦胧之美》，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