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是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 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这不同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我们可以说它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这里所说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这种 政治的权力来推行的。

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 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而若一个时代里，传统的效力无法被保证，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科幻，science fiction，直译科学小说，由科幻编辑雨果·根斯巴克最早在《科学惊异故事》中定名，之后一直被沿用下来。传入中国，最早引进科幻小说时，鲁迅先生采用直译“科学小说”，后来约定俗成才称为“科幻小说”。

有三个事实需要注意：科幻小说，作为小说类型，文本先行于概念100多年。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于1818年出版。100多年后，才有了科幻小说这个分类。比起文学类型上有意识的创新，更不如说是文学对现实剧变的直接反映。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关系社会形态，而之后一系列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更是重新塑造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身体结构。人类直奔奇点而去。尽管大多数人毫无察觉。

真正的作家总是担当着某种先知的角色。出于作家的自觉，他们预感到人类社会将由此发生的一系列遮挡和不可逆变化。人的概念也由此被不断重写。基因改造、人机合体、外星生命这些今天出现在无数科幻作品和流行讨论中的主题，无不在回应着科幻文学诞生初始时玛丽·雪莱的惊惧。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工业化的到来迅猛无比，且方式也与以往不同，但基本情况没有改变。科幻小说唤起了人们关注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和人类对变革所作出的反应，并预见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二个事实：科幻至今未被真正定义，也不可能被定义。它的概念和界限始终变化发展着。只要对科幻文学史略加梳理，就会发现科幻小说经历了多个时期的发展，从最早的旅行故事，包括月球旅行记，经历了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罗伯特·海因莱因发展的科幻小说的新方法，直至乔·霍尔德曼的硬科幻小说，随后经历了埃德·布莱恩特“作为科幻小说的文学”的时期和格雷戈里·本福特“作为文学的科幻小说”时期，再到今天在资本鼓励下进入流行文化中的泛科幻生态，作为小说类型的定义不断被改写拓展。每一次的定义成形是一个漫长过程，而在这个概念真正确定之时又立刻被新的“闯入者”新的文学实验所冒犯和颠覆。

第三个事实：尽管独立为一个类型，科幻却没有固定模式，始终借用着其他类型说着自己的故事。

在言情小说里，爱情总是作为主题；西部小说里哪怕没有马，哪怕没有西部大荒野，哪怕没有带刺马靴，牛仔也一定会出现；在武侠小说里，不管是否有对动作的细致描写，各路功夫必须有；侦探推理小说，破案人必须有。

但很难讲清楚有什么元素是必须在科幻小说里出现。无论给出哪种回答，都会有大量反例上前质疑。在这个类型里，读者能找到各种诡异离奇的情节，各个类型小说里的元素，以及各个时空——“从任何事物的开端到其结束，从无限小的物质到无穷大的宇宙”。科幻小说如此随心所欲地采用其他文学模式，用他们的形式写着自己的故事。科幻太空歌剧正是冒险小说的另一变体，海因莱因的许多长篇更有社会小说的趣味，科幻体育小说也并不少见。据说在美国一度盛行科幻西部小说，在这类小说中，孤胆英雄坐的马被火箭飞船所替代，他手中的左轮手枪被那种能喷出致命气体的喷气枪所替代。

这是人们热爱科幻的原因，它如此活泼充满可能性。它就像云不断变换形状，如果必要甚至可以成为另一种物质。如同云受气流受温度光照地表河流分布、地形结构、人类活动等的影响，之后又反过来作用在这些因素之上；科幻超前意识到科技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再塑，于是以what if的叙事逻辑，将自身作为各种可能性的投射场。

科幻是一种主动变形的类型，是革命性的思考工具，它们唤起了人们关注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和人类对变革所做出的反应，并预见未来发展的方向。以此为核心目的，他们能够成为许多种可能，已有的，和未来的。

这种难以把握的特征恰恰是它最重要的特质。

（节选自《云层的投影》，《青年文学》2019年第7期）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誓“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城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