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与微信的“温柔”

①微信后来居上，是一个集社交沟通、检索阅读、消费支付于一体的新平台，它以加友确认的方式与抢占先机的微博群雄割据。微信不仅方便联系，还是有效的公共空间，制造了“熟人社会”共舞的幻象。“小微们”的诞生本身（ ）手机的技术更新，受随身听的启发，手机与平板电脑（ ）。触摸屏替代了按键，资讯、娱乐、摄影、交流全在轻轻一触。微信（ ）消费时代的需要，它只要举手之劳下载一个软件，快捷、廉价，兼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简直有百利而无一害。它的“利”是可以切身感受得到的；它的“害”却是（ ）无形的，需要批判意识才能察觉，越方便越快捷的事物对我们的奴役越深，因为这种奴役越发不可觉察。对闲暇无情的剥夺和对自由温柔的谋杀，这一切恰是以闲暇和自由的名义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控制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想象，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

②就像烟瘾者的香烟不能离手一样，手机像掌纹一样镶嵌在现代人的手掌中，成为泄露现代人身体和心灵秘密的“试金石”。不信，你试试看自己能否随意将手机给旁人（包括家人和朋友）看，尤其是自己到底能够忍受手机不在身边的时间长度。这两个小小的实验就会暴露出手机对于个体的宰制力量。和其他家电不一样，手机以其体积优势与我们的身体、手构成对应，它每时每刻地伴随我们，在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控制我们，尤其是男性，没有手机就会惶恐、焦虑、心神不宁，仿佛正在与钟爱的女郎失之交臂。没有工作的瞬间就要将手机握在手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性动作，手机不在身边就会感到不安，没带手机出门则会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今天典型的手机交往焦虑症。

③现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朋友圈”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悄悄地将“熟人”接回来了。我们足不出户却能知晓“你事、我事、天下事”，而且不仅知道对方的行踪，还貌似知道对方的表情、思想和趣味。从各人贴在朋友圈的图片，我们知道朋友的生活：有的在会议中，提供座位名、出席人员合影；有的在去会议的路上，传上如诗风景画；有的在旅行，上传历史信物供大家凭吊；有的在演讲，传来标题和横幅。很多作家在写作之余，都去写字、画画、收藏去了。每天在“朋友围”都能看到朋友们传上来的新作：收藏的字画、古董、黄花梨、红木家具，自己的字画习作……五花八门，全有物证贴在“朋友圈”。微信让生活“零距离”，随时处于主动或被动的“写真”之中。即便你没加入微信，也完全可能被你的朋友关照而暴露行踪。你不能掩饰说你不能喝酒，因为你喝茅台的壮举被拍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你不能散谎说你不在广州，因为你刚刚上传了小蛮腰前的留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社交冲动，更深层地迎合了人类这种动物本能的窥私癖、炫耀癖及自恋动机。人的表现欲和窥视欲共同制造了“朋友圈”的虚假繁荣。将自己的生活照上传“朋友圈”公布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回复制造了某种虚拟的明星感受。

④微信将人群进行新的划分，并以数字化的特有方式将朋友进行再定义。“朋友圈”改写了朋友的定义，成为新的缘分的代名词。“朋友圈”的选择的确经过你的确认，但这种确认是一键认证的，是本能式的，就是一两秒钟内的事情，远远不如“桃园三结义”来得复杂。你仅仅是“认识”他或她而已，这个“认识”的程度则深浅不一。在城市里，要认识一个新人太容易了，一个朋友约去的饭局、酒会你可能会认识十个陌生人，而一个朋友邀去的会议你可能会认识三五十个人，一个在街上邂逅的朋友随手拉去的Party你可能会认识上百人。参加一次家长会、一次出游、一个会议、兴趣爱好小组、民间团体或组织你都可能会认识几十上百人。我们能说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吗？因为免费，所以在加“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再用传统的情感去衡量这种情感的深度。不同性质的“群”瓜分我们的时间和生活，也在内部给我们提供多样化的身份认同。

⑤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呈平面的、浅表的、碎片化趋势。几十年未曾联系的小学同学可能通过蛛丝马迹要求加你微信，从未见面的粉丝、陌生人也可能不屈不挠地要求加你为好友。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聚会、聚餐，甚至恋爱、求婚这样神圣的时刻，如今都被手机的屏幕所笼罩。只有你意想不到的角落，没有手机无法光顾的角落。手机使一切时间意义平等：随时打声招呼，随地传一张图，举手交换彼此的“生活照”，以此作为活着的证据。生活不在别处，在手机里！

对“舆论暴力”的清醒批判

——关于电影《搜索》①

《搜索》不过是揭开了今日某些媒体权力膨胀的一角：一段随机抓拍的手机视频未经任 何求证，连起码的平衡报道原则都不顾，就冠以道德批判的倾向性标题发布；次日虽然收到 了当事人的道歉视频，但为了保持公众对于事态与媒体的关注度，不惜压而不报。操纵事件 继续发酵。影片中媒体及其从业者为收视率和关注度炒作的“白领不让座事件”，不过是现 实社会中成百上千类似案例中的一例，但已足以揭示某些媒体被所谓“效应”绑架的糟糕现实。

如果说不经制约的媒体话语在影片中是恶的始作俑者，但这一行为还需借助网络这一当代社会最大的表征，集聚足够多的芸芸之众，才能制造出致人死亡的惨剧。网络言论凭借其匿名性、快闪性和众声喧哗的特点，让一些参与者可以不负责任地匿名发言而呈泥沙俱下之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演变成素质低下的妄言詈语的狂欢舞台。正如影片《搜索》中所示，叶蓝秋所遭受的舆论压力主要来自网络论坛的谩骂和“道德审判”，她之所以要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躲到一家隐秘的旅馆，也是因为网络上的“人肉搜索”已经把批判从虚拟的状态转移到现实中真实的她身上，甚至于连累到她供职的公司和老板。网络匿名是把双刃剑，面对强势的公权力时，它可以成为另一个抒发的渠道：然而面对弱势的个体和群体时，它也可能变成作恶的挡箭牌。智者必须对此有高度的警惕。

无论是媒体还是网络，都只是一个平台，其善恶正邪的，归根到底是它们背后的人。影片《搜索》虽谈不上有意为之，但却客观上揭示了一个不乏深刻的社会现象——普通人甚至也是针对弱势者的施暴者。这种舆论暴力于一种“道德自觉”：无论是公共汽车上大声疾呼的售票员，还是闻腥起劲的媒体人，抑或是街头被随即采访的路人，他们之所以对叶蓝秋同声谴责，盖因他们自觉居于道德高点，他们自有着一种“共约”的正义感——这本来是这个社会向善与良性发展的希望和基础——然而问题是，很多很多的人在根本上是习惯性的“受众”，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传统，他们对正义与否的判断建立在媒体选择性和倾向性的信息过滤上，以及建立在某种自负的经验上；他们凭着某种表象来判断是非善恶，于是乎有时候就不免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以及感情用事，转移发泄。

生活在网络社会，习惯于虚拟生存的现代人另一项最大的威胁在于生活真实感和人际切身感的丧失。失去了真实感，言论施暴与围攻，就会十分轻率和随意；如同网络游戏中的厮 杀，没有了切身关联，人就丧失了换位思考、感同身受的痛觉。斯蒂芬 斯皮尔伯格在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坚持让每一个角色都用历史真实人物的名字，并在影片最后让演员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原型相挽而出，目的就是要给观众一种切身感——这些人不是虚构的，他们曾经，如今仍然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如何在虚拟世界里保持本真性和切身感，或者二者选其一，这是摆在当下网民面前的一道问题。

(文章选自2012年7月13日《解放日报》，作者：刘海波，有删节)

注：《搜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癌症患者叶蓝秋因在公交车上拒绝让座，被人拍下视频，传至网络，引发人肉搜索，最终不堪重压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