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黄豆芽儿

我8岁那年，母亲去世了。

奶奶把她领进家门。她的脸很像房前的向日葵，很圆很大，眼睛也大；穿着绿色的呢子衣服，上面用金线绣着俗艳的牡丹花，人显得有些虚胖。

她很不拿自己当外人三下五除二扒掉我身上的衣服，我害羞地往后躲，她“嘎嘎”地笑“躲啥躲，小屁孩，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妈了。”她把我抱到大盆里，给我洗澡。很多很多的肥皂泡几乎给我洗掉了一层皮。她去倒水时，姐姐说：“不许你管她叫妈！”我点点头。我们有事时叫她赵姨。

没几天，我就挨了她的打。她炒了黄豆芽儿，我不吃。她给我夹到碗里，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端起碗，把整碗饭倒进了泔水桶里。她伸手给了我一巴掌，骂“你这败家孩子，你爸天天人不人鬼不鬼地挣那点儿钱，就是让你这么糟蹋的？”打那一下并不疼，但我很大声地哭。

姐姐站在她面前，大声说：“你少在这儿装大尾巴狼，别以为谁不知道你是‘嫁死’的，我们老齐家的事，你少管。”

我看到她的脸刷地一下子，白成了一张纸。

我问姐什么是“嫁死”，姐没说。没几天，我从邻居嘴里知道，“嫁死”就是嫁过来时给买一份保险，然后就盼着矿上出事，人一死，新娘就可以拿钱走人了。我听了，脊背发凉。

一个黄昏，矿上的警报尖锐地打断了各家各户刚刚升起的炊烟。她踉踉跄跄地跑出去。回来时，脚步扭了麻花儿，不过，她没有像矿上那些女人那样哭天抢地，她的眼里没有泪。

她三天三夜水米没打牙，也没人去管她。叔叔们说“看着她点吧！"奶奶叹了口气说：“算了，腿儿长在人家身上，要走要留随便吧。”第四天，她打开门，洗了整整一杆衣服。晚上，她包了很大很大的白菜包子，她说“他走了，咱们的日子还得过。”

放学回家，我看到院子里摆了两麻袋黄豆。她坐在桌子前挑豆子。我睡觉时，她哗啦哗啦地用水淘豆子。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生豆芽儿。”又补充一句：“卖了，挣点儿钱花。”

她伺候那些豆芽儿比伺候孩子还精心，一天不知要看上多少回。每个晚上，我都被搬动盆子的声音惊醒。灯光下，她搬动大铝盆，给豆芽儿换水。那些豆芽儿像可爱的宝宝一样胖起来。而她，如向日葵一样的脸却瘦了下去。

她卖的豆芽儿在矿区很受欢迎，她的吆喝也很有意思，她不像别人光喊“豆芽儿”，而是喊：“老齐家豆芽儿！”

我从学校回家时，常常碰上一个老实的男人在帮她搬麻袋，她让我叫蒋叔。我冲他点点头，没叫出口。我想，守了这些年，她对这个家也算够意思了。我跟姐姐说：“赵姨要走，你别拦着。”话是这样说，可每次回家时，我的心还是悬着。

她没走，风雨不误地生豆芽儿、卖豆芽儿。矿上的人几乎家家的餐桌上隔三差五地就要摆上一盘老齐家豆芽儿。

她来学校看我，给我带来满满一瓶子鸡蛋酱，还带来一件新织的毛衣。她说：“别省着，身体也要紧。”她走时，我注意到，她的鞋后面张了嘴，像一只滑稽的青蛙，每迈一步，它就张一下嘴。她穿的还是那件绿色的呢子衣服。衣服褪了色，洗烂的牡丹花被她用针细细密密地补上了。她到我们齐家十几年了，这是她最好的衣服。我低头看，新毛衣是灰色的，很简单的针法，有好几处漏针的窟窿。

高考结束了，我背着行李卷儿回到矿区。家里空空荡荡的。

邻居说，老二，你赵姨去医院了。我急忙往镇卫生院跑。一路上，我的泪不停地流。

她贫血，眼睛也不好，在卫生院躺了两天，就说什么也不住院了。她说：“那些豆芽儿，烂了根儿，就卖不出去了。”回到家，我说：“你指挥，我来弄。”不就是生豆芽儿、卖豆芽吗？挑豆子，淘豆子，试温度。在卖之前，还要挑一次，把豆芽儿上的皮全都弄出去。挑豆芽儿皮很累眼睛，挑一会儿，眼睛就又酸又涩。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的眼睛总是流泪，为什么我的新毛衣，会织漏那么多针。我低下头，泪一滴滴落到豆芽儿上。

我干活儿，她就在一旁说陈年旧事。她说：“老二啊，当年你姐说得没错，我是‘嫁死’的。那时候家里真是穷，连饭都吃不饱，我爹听人家说，有这样给矿上做媳妇的，就托人给我介绍。他说，‘赌一把吧，命好，早点儿拿了钱。你弟能娶上媳妇，你也能再走个好人家。’可是，你爸没了，看到你们，我怎么也下不了那个狠心……”

她咳个不停，我停下手里的活儿，给她捶背。

大学通知书来的那天，我去了蒋叔家。那年夏天，矿区里的两大新闻。一是齐家二小子成了矿上第一个大学生，二是齐家姐弟给继母找了老伴儿。

喝喜酒的时候，矿长说：“赵红霞不容易啊，咱矿上飞出了凤凰，是她用黄豆芽儿喂出来的。”

我给她敬了杯酒，叫了声：“妈。”我夹了一筷子黄豆芽儿，泪流满面。

（摘自《新青年》，有删节）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宮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曱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宄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裘山山

八月，我又去了西藏。当我从成都那片常年灰暗阴沉的天空下，走进高原的阳光里，一眼看见那片熟悉的蓝天，呼吸到那缕清冷的、却是无比新鲜的空气时，我就知道自己一直在渴望着与它重逢。我忍不住张开整个身心对它说：你好，西藏！

神奇的高原带着一种永恒的苍凉站在我的面前。这苍凉中蕴含着人类难以征服的力量，蕴含着我无法了解和进入的神秘。广袤的天空下，人和土地的比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空和大地永远在目光的最尽头相逢，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博大和苍凉。

但对于常人来说，这种博大和苍凉常常会令内心产生恐慌。在一次去往日喀则的途中，我们停车在路边。左右两侧是漫漫的沙砾地，目力所及处几乎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我独自远离了汽车和同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感到自己很渺小，渺小到只剩下一个念头。在这片土地上，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活下去。我因此崇敬那些能够活下去的人，崇敬那些从生下来就被搁置在这儿并能够活下去的人，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

他们独自行走在路上，从偏远的土墙泥屋走向高高山顶的喇嘛寺庙。他们也许衣衫褴褛，也许饥肠辘辘，但他们目标明确，步履沉稳，他们的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他们用前半生辛勤劳作，后半生去走朝圣的路。我之所以说“走朝圣的路”而不说“去朝圣”，是因为他们往往死在路上。

所以每当我看见他们独自行走，或一走一拜时，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敬意和感动，就会问自己：什么是你的朝圣之路？这个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俗处，只能从人的生存本能去考虑，没有一种能在大自然面前保持镇静和平衡的精神世界，没有一种能与这自然对应的坚定信仰。

每每行走在渺无人烟、旷达无垠的高原，每每看见旷野中偶尔闪现的绿树和灌木，每每看见牛粪镶嵌在围墙上的藏民院落，每每看见猎猎飘扬在路上、河上、山顶上的五色经幡，甚至每每看见从山上横冲下来漫过公路的泥沙，我常会觉得自己被放逐了，因此而淡化了生存以外的欲念。人一旦从种种欲望中挣脱出来，从种种俗利的淹没中挣脱出来，就会感觉到一种彻底置身于自然的舒畅。在这种时候，人的心灵往往会抹去岁月的泥沙，以纯净的声音和自然对话。

记得在去往藏北草原的途中，我一直静静地望着起伏无尽的草原和草原尽头的雪山。山顶很白很硬，山下的草地却很绿很柔和。我久久地注视着，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异样。雪山和草原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亮，仿佛在回应我的心境。我觉得心里一阵阵发热，几乎落下泪来。我知道自己在那一刻与自然融合了，在那一刻与自然有了真诚的对话。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情感，它令我倍觉亲切。

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

在这个地球上，能使人产生故乡感觉的，不止那方渗透着血脉的泥土，还有一片能与你心灵相通的天空。也许在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自然并不只是个客观存在，而是具有神性和灵魂的自然。在这里，与自然的对话，就是与灵魂的对话。

是的，西藏，它是我灵魂的故乡。

从西藏归来，忽然之间就淡漠了许多欲望。临走之前的种种念头和怨艾，仿佛都被那高处的风吹走了，只留下一种单纯的感觉。

重新走在纷纷攘攘的都市，重新见到一张张熟面孔，重新听到一些熟识的和生涩的消息，令我感到我被甩出原生活轨道的这段时间，这里是多么的热闹而又无聊。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上，又夹在了走时看的那本书中间。

西藏给予我的启示，似乎无法带出西藏。它超重，超大，以至使我无法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份财产带在身边，只能经常攀上去，感受它，然后搁下它。

它如同故乡一样无法携带呵。但它的气息已随我而来，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嗅着它的气息而生活，抵御都市对我的中伤。待到它的气息渐渐弱小时，我会再次踏上与它重逢的旅途，一次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