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从隋唐起就盛行科举制，谁科举成绩好，谁就可以当官。对这个制度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实际上，科举制是相当奇怪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有点“特殊”，在世界别的国家，极少见到这样选拔官员的。

即便在中国，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也有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从最早的贵族、门客，到军功、推荐（察举、征辟、孝廉），最后是九品中正制，隋唐起，开启了科举制度。科举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国家治理复杂化与国家规模的超大化对现实政治的倒逼。

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到周朝，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社会和后来的宋元明清完全不同，在制度层面上，反倒更像《冰与火之歌》里的七大王国。和七大王国一样，西周也是一个封建制的贵族国家。这里所说的“封建制”指的是其本义，就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制度。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而不是后来君权至上的扁平化社会。孟子对这个社会有过一个理想化的描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天子也好，诸侯也好，虽然是君主，但他们和卿、大夫相去并不远，只是在等级树上高了一点点而己。

在这样的社会里，选拔官员自然倾向于世袭制。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推理。世袭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们得到一些好处后，会很自然地倾向于把这些好处传给后代。既然大家地位并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世袭，诸侯能世袭，我们卿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大夫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呢？

因此，在西周主要采取世官制，这个制度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开始有所松动，但依旧占据主流位置。我们翻翻《左传》就会发现，许多家族都是世世代代为卿，比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高国，都是如此。这个时候也不太需要经常从外界选拔官员，让官员生官员就行了。

世官制其实是个蛮稳定的制度，它具有可预测性，减少了贵族内部的摩擦，很适合一个静态的社会。但是它没有能够永久持续下去。在春秋中后期，它就出现了崩塌的征兆。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周王朝不再能维持大一统局面，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静态社会变成动态社会，所有的政治实体都面临巨大压力。诸侯国必须追求军事和行政效率，内部也必须重新切割权力格局。最终的结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而权力越集中，官职也就越不像贵族的固有权利，而越像是国君的额外赏赐。

第二个变动来自民间。在西周的时候，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民间完全处于无知无识的状态，国君即使想从民间选拔官员也无从选起。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知识开始普及，知识分子呈现爆炸式增长。一下子，官员潜在储备极大丰富。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本身也渴望做官，学了一肚子当君子的学问，怎肯老实待在家里浇粪种地？孔子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学而优则仕”的理论，给不甘心在家种地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现实出路。而这种来自民间的求职压力也推动了选官制度的变化。

到了战国时期，士官制度就整体性地崩溃了。

（节选自《科举之前的选官史》，有删改）

纵观中外戏剧史，每一个戏剧鼎盛时代，都是以戏剧文学的繁荣发展为基础；每一部精品力作，都是以杰出的剧本为依托；每一部经典戏剧首先都是经典文学。

然而，当下的戏剧出现了忽视戏剧文学价值、忽视剧本及剧作家的苗头.戏剧艺术漫长的演变历程及其自身逻辑告诉我们，戏剧脱离文学的支撑，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如果戏剧不尊重其文学价值，即便采用五花八门的剧场手段、新鲜绚丽的舞台技巧，也打动不了观众。那么，优秀的戏剧文学应该具备怎样的美学品格，剧作家应该如何把握戏剧的文学精神呢？

雅俗共赏。戏剧界长期存在着两个极端，有人以为戏剧是通俗艺术，要俗就俗到家；有人以为戏剧应该高雅，要雅就雅得彻底。其实，在一部作品中，雅和俗是水乳交融、不可割裂的，更不可理解为雅俗互伤，片面追求雅化或俗化都将影响戏剧的健康发展。戏剧艺术于民间，服务于群众，脱离了普通群众的审美趣味而一味追求“高雅”，最终会使戏剧变成极少数人的孤芳自赏，这对戏剧无异于死路一条。另一方面，戏剧也不能一味迎合民众，一味迎合会使戏剧始终在同一层次上徘徊不前，路子同样会越走越窄。我们要在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基础上，引领和提升民众的审美素养和审美情操。这样的“俗”，就是通俗而不庸俗。

文质兼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同时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可见文质兼备、文质相符的重要。有质而无文，就像一潭死水，自然索然无味；有文而无质，就像花朵离开树木，必然枯萎凋零。对于戏剧来说，质就是思想精深、情节生动、人物饱满、情感充沛；文就是艺术表现气韵生动、文采飞扬、形式新颖、美感强烈。一句话，“质”是内在精神，“文”是外在形式，离开了内在精神，形式就成了无魂的躯壳。

戏剧特别讲究继承与创新、古典与现代的和谐共生，做到古今交融。应自觉向中国古典戏剧的精神靠拢，以浓郁的情感、诗性的语言、诗化的意境乃至整体流露出的“剧诗”风格，体现对古典戏剧审美韵致的坚守；更应把握时代精神，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基色，熔铸现代戏剧的人文意蕴，增强剧作的思想含量，提升人物的立体感和丰富性，实现戏剧的现代化。完全脱离传统，唯新是举，戏剧就成为无源之水；完全脱离当下语境，照搬传统，描摹古人，一味追求所谓的“古韵古风”，戏剧就丧失了生机和活力。以现代人而作“古曲”，则大可不必。

（陈涌泉《文学性是戏剧发展的引擎》，有删改）

材料一：

320个中央单位均承担定点扶贫任务，健全牵头联系机制，明确中央9个单位为定点扶贫牵头部门。具体 落实68家中央企业在定点扶贫的108个革命老区贫国县开展的“百县万村”活动，帮助解决1万多个贫困村的水、电、路问题。“十二五”期间，中央单位共向592个重点县选派挂职干部1670人次，投入帮扶资金（含物资折款）118．6亿元，帮助引进各类资金695．8亿元，组织劳务输出31万人次。

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又下降到更低，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材料二：

为了加强生态脆弱地区精准扶贫的力度，改善其生态状况，《中国扶贫开发报告》给出了有效的办法。“通过生态补偿政策和标准，增加受影响贫困人群的收入。”报告建议，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生态补偿的范围和标准，确定受生态保护政策影响范围内扶贫对象生态补偿和社会保障等干预工具组合使用的方向。一方面提高生态补偿的标准；另一方面综合运用生态现金补偿、提供生态公益岗位和社会保障等办法，帮助受生态保护影响的扶贫对象脱贫。对包括生态保护区在内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区进行保护性利用，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对这些区域在严格和合理保护的前提下，适当开展科学考察、观光旅游和生态产品的生产与采集，既可以增加区域内居民的收入，也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研究与保护。

国家要求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和解决整体贫因问题，任务艰巨，也要稳步推进。首先，要根据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需要，优化和加强其扶贫资源的投入和分配。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需要同步解决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区域整体脱贫和贫困村摘帽三个层次的问题。要根据这三个层次上的综合缺口评估扶贫资源需求，制定可支撑和保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的整体计划。其次，要探索并实行有利于深度贫困地区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扶贫方式。兼顾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等方面。再次，创新和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需要从更高的层级来进行规划和管理，仅仅依靠贫困县的努力恐怕难以如期完成任务。最后，要建立和完善适合深度贫困地区特点和脱贫需要的考核评估制度，防犯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需要未雨绸缪，探索和总结出应对的有效政策和方法，以保证实现预期的脱真贫、真脱贫。

 （《经济日报》2018年1月10日，记者苏琳，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

飞鸽传书，老马识途。人类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很多动物具有出类拔萃的导向能力，纵使万水千山，无论阴晴雨雪，这些神奇的动物总能知道路在何方。人类当中也不乏这样的认路高手，他们的脑海中似乎嵌入了“GPS”，怎样都不会迷失方向。

他们是怎样做到不迷路的呢？早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就通过对一些脑外伤患者的研究了解到，建立记忆的过程和大脑中一块被称为“海马”的脑区密切相关。实验也佐证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像老鼠之类整天在错综复杂的洞穴中穿行的动物，天生就拥有极为强大的导向能力，然而如果科学家们人为地切除大鼠或小鼠大脑中的海马，它们也会一下子变成“迷途的老鼠”。

1971年，伦敦大学学院的约翰•奥基夫，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又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先在大鼠的海马中植入了一个记录电极，然后将大鼠放置在一个空旷的房间中让其自由活动。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们在纷乱错杂的神经信号中分离出了一组独特的信号，而这组独特的信号则来自一类以发放电信号方式实现功能的独特的神经元。奥基夫将这类神经元命名为“位置细胞”。位置细胞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活跃程度只和大鼠所处的位置有关系：当大鼠待在某个特定区域时，某几个特定的位置细胞就会变得特别活跃；而当大鼠跑到另一个区域时，就会有另外一批位置细胞活跃起来。虽然位置细胞的总数量并不算很多，但是它们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包含海量的信息。每种特定的位置细胞的组合对应一个特定的区域，当大鼠进入这个区域时，该组合的位置细胞就会活跃。

在奥基夫对位置细胞超过30年的研究中，他们了解到位置细胞能够和海马中其他的细胞合作，将那些来自大鼠感觉器官的当时所处环境的特征信息，与过往记录到的不同位置的特征信息加以比对，通过这种方法，大脑将特定的特征信息与特定的空间位置联系起来，形成了空间位置记忆。位置细胞在空间位置记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如果用某些实验方法杀死大鼠脑中的位置细胞而保留别的细胞，那么这只大鼠的空间位置记忆就会受损，但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记忆。

和别的记忆一样，这种空间位置记忆既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遗忘，也可以通过反复训练来加强，乃至终生保留。这种记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拥有一定的可塑性：当环境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时，这些记忆也可以根据环境改变做出一定的修正，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能在周遭环境不断变化时，依然可以准确地记住那些地点。

“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但我们想去另一个地方，还需要相对的空间位置关系。”2005年，一对科学家夫妇另辟蹊径，把主要研究对象从海马体转移到与海马体联系最紧密的“内嗅皮层”，发现了“内嗅皮层”中存在着一种“网格细胞”，这些细胞在空间认知的过程中起到了“坐标轴”作用，从而使大脑可以回答“从哪里出发”的问题，并知道“要到哪儿去”。这些发现使他们与奥基夫共享了201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