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的当下价值

“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是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没有道德，哪来和谐？儒家“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下价值毋庸置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通俗地说，厚德载物就是地的本性，是顺天而动的，人应效法地，以厚德宽容待人。所谓“厚德”即“大德”、“高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而且首先指一切人。“厚德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厚德载物强调容人、容物。做人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怀宽广，气度宏大。既容人之短，恕人之过，更要宽厚待人。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保证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有道义感，有道德操守，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有承担责任与直面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等品质。

“厚德载物”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维度，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泉源。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提高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道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和感受人生的幸福。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但这并不排除道德领域中的宽容、宽厚。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乐府，原来是一个音乐机构，秦代开始设立。汉也设立了“乐府”机构，同样做采集民歌、配置乐曲和训练乐工的工作。这些采集来的民歌，汉人称“歌诗”，魏晋人称“乐府”或“汉乐府”。

来自社会底层的汉乐府是“忍无可忍才写的诗歌”。班固《汉书•艺文志》说，“燕、赵之讴，秦、楚之风”，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乐府”的采诗运动，是继《诗经》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采集运动。这些采来的乐府民歌比起《诗经》来，乐府有几个变化：一是乐府民歌中，写女性的题材比例上升。二是口头文学的形式，故事性比《诗经》更强，有的还情节完整，人物性格鲜明，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开创了我国不发达的叙事诗的先河。三是杂言向五言的方向靠拢。这三者结合，就产生了伟大的乐府民歌。被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都创造了中国叙事诗的典范。

南朝乐府民歌，像是江南女子专情的歌。歌如眉峰聚，诗是眼波横，六朝都城建业及周边地区的“吴歌”和江汉流域的“西曲”，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情”字。今天的江南文化是在南朝乐府民歌里才开始真正奠定成型的。此外，南朝民歌的形式，以五言四句为主，短小的篇幅，含蓄蕴藉的风格，同音双关的运用，假如调一调韵脚或平仄，那就是初唐人的五绝了。

北朝乐府民歌是长期处于混战状态的北方各民族的歌唱，是北方英雄横刀高唱的豪迈之歌。风格质朴刚健，粗犷豪放，自然清新。多数是北魏、北齐、北周时的作品，它们传入南朝，被南朝乐府机关翻译、修改、配音，保留下来。今存七十余首，大部分收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横吹曲辞》里。今天的研究者以为，北朝乐府民歌是靠流传到南方才保留下来的。因此，其歌辞多少已经过南方汉人的翻译和润饰。

从某种风格特征上说，北朝乐府民歌兼具汉乐府的诗歌精神和南朝乐府的情采；既有汉乐府刚健的底色，又有南朝乐府别致的花纹。因为表面上看，北朝乐府刚健豪放，与南朝民歌的艳丽柔弱迥然不同。但其实，能在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乐府民歌，总有它们共同的地方。譬如在语言的节奏上，在质朴纯真的风格上，在心灵绽放的美丽上，南北朝乐府民歌内在的美是相同的。

汉乐府、南朝乐府、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和魅力，延伸在历代的文人模拟乐府中。

文人的乐府诗创作，汉代就开始了。发展到建安，形成了高潮。就三曹而言，曹操今存诗歌约二十首，全部是乐府诗；曹丕、曹植也大量写作文人乐府。文人乐府题材内容非常广泛。除了为祭祀、宴饮宾客而写的外，大部分涉及行役的苦辛、边塞的遥远、游侠的豪放、人生的慨叹、对生命的忧虑以及男女的相思。诗温以丽，意悲而远，或慷慨，或清绮，风格多样。这些说明，乐府民歌不仅给文人诗歌形式外壳，还遗传了题材、体裁、意象和风格特征。

在艺术形式上，文人乐府既有传统的四言，也有新兴的五言，更有在民歌中诞生的七言。还有杂言、三言、六言等各种体式。由于宋、齐、梁、陈的统治者提倡，使文人乐府创作蔚然成风，他们继承建安，又有了新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潮。

摘编自曹旭《读乐府民歌掇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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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切，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忧虑：既然机器人能够战胜棋手，那么AI就有可能在其他方面代替人类，从而成为控制人类的“智能人”或者叫“数据生命体”。这就是技术的异化现象。所谓“异化”，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技术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但技术却成为人类的控制者。

为什么会出现技术异化现象呢？

首先，有公利伦理与私利伦理的矛盾。技术发明最初是源于某种公利性质的伦理，即人类不能停留在野蛮时代，人们在劳动中逐渐学会制造工具、更新工具。但人类是分族群、分国家，分为不同的“想象共同体”，而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共同体、不同的国家都是有私利的，技术发明与创新最终也就沦为私利的工具，公利伦理最终被私利伦理取代。同时，先进的技术往往被少数人垄断，并用来控制其他弱小的人群、弱小的共同体和弱小的国家。这就会导致技术的异化。

其次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制度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契约，技术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工具。人类很容易解决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工具即技术创新，但人类却很难设计一套调节人类自身关系的制度。原因之一就在于，制度设计往往受制于设计者的私利，制度最终也会成为私利伦理下的契约关系。但问题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不是同一群人，也就导致了制度的私利伦理与技术的私利伦理之间的矛盾。技术的异化因制度的缺失而更为严重。

还有社会科学思想创新速度与技术创新速度之间的矛盾。通过比较社会科学思想发展史与科学技术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远高于社会科学思想的创新速度。人类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没有哲学思想的统合，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依然存在。而未来更为悲惨的战争可能是人与人工智能“人”之间的战争，技术对人的战争。

但也不用过分担心人工智能会摧毁人类。技术是由人创造发明的，是人类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产物，AI的先进性完全受控于人类。如果某种技术被赋予了“善”与“恶”的价值，那一定是因为人类自身的价值决定。当人工智能在规范制度下正常工作时，那种克服了私利伦理的制度，一定能够带领人类在人工智能的技术条件下重建智慧阳光。

（摘自胡键《“驯服”AI何以可能？——人工智能时代的展望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