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二者分别用“依”和“以”，用语准确，不能换位。历史上，儒家主张以德治国，但其本质是依德治国。依德治国要求性善，儒家倡导性善，但这只是一种贯彻自己学说的立论而已。因此，我们不能依德治国。依法治国也不能换成以法治国。如果以法治国，法就可能蜕变为统治工具，统治者自己则置身法外；依法治国，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封建社会有丰富的法律文化和诸多法律，如秦律、汉律、唐律等，可以取其精华，加以借鉴，但封建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因为其法律只是用来统治老百姓的。

道德与法律是有界限的。道德重在化民、教民，有道德的人会自觉遵法守法。个人主义者或利己主义者容易突破道德底线做违法的事，但有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思想并不违法。法律要论迹，提供犯罪事实；道德要论心，提倡慎独慎微。我们应当用道德教化民众，用法律厘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从道德与法律两方面治理好国家和社会。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要求往往高于法律规定。比如，法律没有规定不孝敬父母是犯罪，但子女不赡养父母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孝不只是赡养和义务，而且是敬，是一种对父母的敬爱之情。只依法交赡养费而不敬爱，不能算孝。正如孔子所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我们不能用法律条款反对道德教化，也不能用道德观念绑架法律。就社会功能而言，法律主要是事后处理或惩罚，而道德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可以说，道德是一种自觉行为，甚至是一种勇气。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行为都是道义力量使然，而不是法律条款的规定。

在社会主义社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可以形成强大合力，释放强大正能量。道德角度说我们提倡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并不违反法律中有关个人权利保障的条款。维护个人合法权利属于法律范畴，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并非法律规定，属于道德范畴，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相反，如果将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对立起来，则是有害的，其实质往往是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不同功能。

道德规范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树立正确价值观，出于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考虑，在对公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有分析地强调责任优先于权利等道理是正确的。相反，将权利置于责任之上、将自由置于国家安定团结之上、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上，在实践中会带来许多危害。社会主义法律应当维护个人权利，社会主义道德应当倡导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提倡无私奉献。这就是法律与道德相得益彰的辩证思维。

（摘编自陈先达《法治与德治何以相得益彰》）

在学术场域之内衡量，专家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似乎天生具有合法性，然而，久而久之，它们也越来越面临着许多问题。学者陈平原早就指出：“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近具体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如果人文学术只能呆在象牙塔中，不落地、不及物，其存在价值将令人生疑。这是我们倡导学术大众化的主要原因。

从人文专家与大众的关系上看，人文学木大众化也是大势所趋，社会发展至今，已不得不正视如下事实；专家可能还是原来的专家，但大众已不是原来的大众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以前专家是“信息富人”，大众是“信息穷人”，这种不对称让专家变成知识的垄断者。然而，随着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同时也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技术的变革，大众开始分享原来专家才有的知识资源，甚至在某些方面已与专家不相上下。在这种格局中，专家与大众的关系就需要重新调整，专家之学需要获得新的呈现，专家之学的大众化之路自然也有更迫加的努力方向。

我们的很多专家并不缺少精英意识，但面向大众的意识还不充分。许多时候，他们著书立说，心中大概是没有读者的——不仅没有普通读者，甚至也不怎么在意专业读者，他们大概觉得，著作与文章越写得莫测高深，才越显得自己学问大、水平高，于是，专家之学终于成为小圈子里的事情，成为少数志同道合者在沙龙中怀着无限敬意低声谈论的对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当艺术家为自己或为自己小圈子里的好友工作时，他们鄙视公众，反过来，公众则通过忽视这些艺末家的存在对之进行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被江湖庸医一样的冒牌艺术家作了填充。这既无益于公众也无益于艺术家。”我以为，这里把“艺术家”提成“专家”，在特殊学术领域这样的描述同样也是可以成立的。如此看来，专家有无大众意识，不仅关系着思想能否走出去，能否真正影响世道人心，而且还关系着学术的假冒伪劣问题。

法国思想家萨特的主张与做法值得一提。当他意识到读者大众的重要性时，不仅向知识界呼吁：“必须学会用形象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地写时评、写剧本，甚至把他那本整整一公斤重可以当秤砣使的哲学书《存在与虚无》消化成一本通俗小册子，中国学界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来充潜先生既写过《西方美学史》之类的高头讲章，早年也写过《谈美书简》《谈文学》这样的“小书”，而无论是哪类著作，他都能化难为易，深入浅出，如此功夫，既是因为他学贯中西，也是因为他特别讲究作文之道，正是依靠这种追求，他才把论文写成了大家可阅读的文章，努力把学问做到化境。

当然，话说回来，行文简显浅，学术大众化，是要让专家之学接地气，有人缘，提升它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度，引导大众形成健全的价值观，而并不是要降低其学术含量，把它简化成“心灵鸡汤”。

（选自赵勇《尽可能让人文等术大众化》，2018年8月3日《人民日报》》）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世间万物，最可贵的就是人的生命。文化遗产是古人的创造，而斯人已逝，独留遗物载其智慧与思想，成为今人与古人心灵沟通的重要工具与媒介，根本而言就是古人的象征，可谓其代言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遗产也像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尊严，且至为可贵。这一点应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清代曾国藩言“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抱有一颗敬畏之心于国、于民、于家、于业、于人、于己都至关重要，对于为古人代言的历史文化遗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了敬畏，盗掘之举方能有所收敛；有了敬畏，破坏之为方能有所约束；有了敬畏，纵容之态方能有所更张。

面对天灾人祸，人的生命十分脆弱。那些饱经沧桑留存至今的文化遗产也如年迈老者一般，生命极其脆弱。敬畏生命、善待老人，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已渐成风尚，对待历史老人，我们又该如何呢？首先，既不能敬而远之、弃之不顾，也不可焚琴煮鹤、暴殄天物，更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其次，要时刻关注其细微变化，分析背后原因，及时排除一切不利的干扰因素，为其营造有利的生存环境；再次，务必坚守遗产的生命线，面对遗产脆弱的生命，保证其“活下来”是一切文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对得起前人、对得起祖先的基本准则。

生老病死是人类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有学者说，仔细触摸文化遗产是能够感觉到它的体温的，因为它们身上无疑流淌着先人的血水与汗液，承载着先人的希冀与创造，凝结着先人的思想与智慧，因而触摸遗产其实就是走进了先人的世界，就是在与先辈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心灵的沟通，如此而言，文化遗产是有生命的。既然有生命，就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恰如苏东海先生所说，文化遗产处于不断的消失中是遗产存在的根本状态，文化遗产消失的规律是关于遗产的根本规律。只有正确认识遗产消亡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存遗产的珍贵价值，才能更自觉、更科学、更有效地进行抗遗产消失的斗争，秉持遗产保护之“道”与“德”，方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方能不断取得斗争胜利。

人生苦短，每个人也都想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作为古人的代言者，文化遗产又该如何借助我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呢？很多遗产的原初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基于其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内涵而衍生的新功能却可以不断挖掘，这也正是体现其意义的重要途径，更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终极目的。

(选自王运良《文化遗产好似人类生命》，有删改)